平田幸弘中校(驻沈阳)、奉天宪兵队队长三谷清中校(驻沈阳)负责。
制造事件的时间本来确定为9月28日,待当地的高粮等农作物均收割完毕,便于作战。但是到9月中旬,柳条湖事件的计划在日本国内暴露。陆军大臣南次郎等派参谋部作战部长建川美次少将前来东北,转达军部不同意在近期内发动事变的意见,而建川美次是在8月间军部人事调整时担任该职的,也是参与策划在东北发动事变的人物之一。
9月15日,他在启程之前有意向参谋部俄国组组长桥本欣五郎等人泄漏军部的意图。桥本立即利用建川与板垣之间使用的私人密码本,向板垣接连发了三次密码电报。第一次说:“事暴露,立刻坚决行动”。第二次说:“在建川到达沈阳前,应坚决行动”。第三次说:“国内不用担心,应坚决行动。”〖〔日〕中野雅夫:《桥本上校手记》,1963年版,第118~130页。〗
板垣接到桥本的电报后,与石原、花谷、今田等人反复研究,因得知建川预定在9月18日傍晚抵达沈阳,因此决定提前在9月18日发动事变。在作为特使制止关东军行动的建川美次被安置在菊文饭店欢宴住宿的同时,争变的准备工作也已一切就绪。
9月18日,今田新太郎告诉河本末末等人“今晚动手”,川岛连检查装备,进行全副武装演习,其他部队亦整装待发。入夜,河本带领七八名部下,将今田准备的黄铯方形炸药放在距离北大营800米的铁轨接头处的两侧。是夜,“弯月挂起,高粱地里黑沉沉一片;疏星点点,长空欲坠。”〖〔日〕粟屋宪太郎:《文献昭和史》(2)第83页。〗
22时20分,炸药点燃,一声巨响,震荡长空,炸毁一段路轨。以爆炸声为信号、早已准备好的全副武装的日军,便向预定目标攻击,同时沈阳站附近的日军大炮向北大营猛烈轰击。23时46分,花谷正以土肥原的名义给旅顺关东军司令部发出第一份电报,谎称中国军队在沈阳北部北大营西侧破坏了铁路,袭击日本守备队,日中两军在冲突中。19日零时28分,花谷正又发出第二份电报,诡称北大营中国军队同日本守备队虎石台连正在激战,日军陷于苦战。〖[日]《现代史资料11·满洲事变(续)》,美铃书房,1987年版,第306页。〗
接到电报后,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参谋长三宅光治、参谋石原莞尔等人紧急研究对策,一致认为此时是诉诸武力的“绝好机会”。本庄当即决定,按照预定的计划,迅速将主力集中到沈阳,先发制人,“惩罚”中国军队,占领东北三省。
9月18日夜,当日本侵略军突然袭击东北军驻北大营第7旅时,因王以哲旅长不在军中,参谋长赵镇藩当即一面下令全军进入预备阵地,一面给王以哲家打电话,并用电话直接向东北边防军参谋长荣臻报告。荣臻命令:“不准抵抗,把枪放在库房里,挺着死”。敌人已从西、南、北三面接近营垣,情况非常紧急。赵镇藩就决定利用敌军前进迟滞的间隙,从南、北两面出击,以掩护非战斗部队由东面撤退。据赵镇藩回忆:
“我军与敌人激战到下半夜三点多钟,伤亡颇多……敌人已从南面突入营垣。我当即命令旅的卫队连,反击突入营垣之敌。……接着旅部前后都发现敌人,展开了巷战,我始下令突围。……在抗击敌人进攻的战斗中,第7旅的大多数军官和广大士兵都是英勇的,他们奋不顾身地抗击着装备优良、人数众多的日军的进攻,他们还不知道国民党政府已经给他们的长官下了可耻的不抵抗主义的命令,因此,他们一面反击敌人一面问:‘兄弟部队为什么不前来增援呢?’‘我们的飞机为什么不起飞参战呢?’及至撤出北大营,他们还很关心的问:‘我们几时反攻回来呢?’这说明了广大的东北军的军官和士兵是爱国的”。〖《从九一八到七七事变——原国民党将领杭日战争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1978年版,第26~27页。〗
19日凌晨1时30分至2时之间,本庄繁向关东军下令:驻辽阳第2师,驻公主岭独立守备队第1、第5营等迅速开往沈阳,攻击该地中国军队;驻长春步兵第3旅准备进攻长春。同时,还向驻朝鲜日军求援。最后,本庄繁将他的命令及战况正式报告给军部。为了便于指挥,19日凌晨3时30分,本庄繁率领关东军司令部火速赶往沈阳。
9月18日夜,日本在沈阳的驻军只有独立守备队第2营和第2师的第29团,人数仅几千人。柳条湖事件发生后,日军连夜向沈阳增兵。驻扎在铁岭的部队,于19日凌晨4时到达沈阳,配合第2营于5时30分占领北大营。
与此同时,驻扎在海城和辽阳等地的第2师所属部队及师长多门二郎也于19日凌晨5时抵沈阳,与原来驻在沈阳的第29团一起行动,6时30分占领沈阳内城。然后该师又与独立守备队采取联合行动,向距沈阳10公里的东大营进攻,日军南北夹击,东北军和讲武堂学员不战而退,中午12时许,日军占领了这个东北军的第二大营。
由于东北军绝大多数部队执行了蒋介石“不准抵抗”的命令,一夜之间,日本侵略军便轻而易举地占领了沈阳城。东北边防军长官公署、辽宁省政府、兵工厂、飞机场及一切重要军政机关和东三省官银号等悉被占领,所有驻省城的军警均被缴械。仅沈阳兵工厂,即损失步枪15万支,手枪6万支,重炮、野战炮250门,各种子弹300余万发,炮弹10万发。东三省航空处积存的300架飞机,尽力日军掠去;其唯一的金库所存现金7000万元,亦被洗劫一空。
9月18日夜里,关东军在南满铁路沿线展开了全面攻势。
19日,日军攻占南满、安奉两铁路沿线的重要城镇营口、田庄台、盖平、复县、大石桥、海城、辽阳、鞍山、铁岭、开原、昌图、四平街、公主岭、安东、凤凰城、本溪、抚顺、沟邦子等地。
19日凌晨4时,日军向长春发动总攻,中国守军奋起抵抗,后在吉林军署参谋长熙洽“毋须抵抗”的命令下含愤撤退。当日22时许,长春陷落。
柳条湖事件发生后,日本军部立即于19日7时召开会议。参加的有:参谋部副总长二宫治重中将,总务部长梅津美治郎少将,代理作战部长今村均上校,情报部长桥本虎之助少将:陆军省次官杉山元中将,军务局长小矾国昭中将等。情报部长桥本介绍了沈阳附近的战况,他说:“到目前为止,张学良的部队还没有全体出动攻击”。〖今村均:《自述·一个军人60年间的哀欢》,芙蓉书房,1971年版,第187~193页。〗
军务局长小矾认为:“关东军此次之行动是完全适当的”。〖〔日〕《走向太平洋战争之路·资料编》,朝日新闻社,1963年版,第114页。〗
与会者一致表示赞同,并准备向内阁提出增兵案。10时,日本首相若槻礼次郎召开紧急内阁会议,讨论关东军的报告,考虑到侵华策略的需要和外交上的反应,决定了“不扩大”方针,并在会议后由陆军大臣和参谋总长分别给关东军发了训示电,在传达内阁决定的“不扩大”方针的同时,赞扬关东军司令官的“决心和措施是适当的”,“提高了日军的威望”。〖〔日〕《现代史资料11·满洲事变(续)》,美铃书房,1987年版,第311页。〗
同时,军部的桥本欣五郎给关东军发了一份电报说:“参谋部停止军事行动的命令是对付内阁会议的表面文章,参谋部的意思并不想停止军事行动”。〖[日〕中野雅夫:《桥本上校手记》,1963年版,第118~130页。〗
关东军领会到军部和内阁的意图,即于18时继续调兵遣将,由擅自入境的驻朝鲜日军第39旅驻守西满,将第2师等关东军主力集中到长春,准备进攻吉林和黑龙江省。同时,向陆军中央请求增派3个师的兵力。20日上午,陆军三长官(参谋总长、陆军大臣、教育总监)会议一致决定:“此时,军部希望一并解决满蒙问题,万一内阁不同意军部这一方案,则以此为理由,直至推翻内阁亦在所不惜”。〖〔日〕《走向太平洋战争之路·资料篇》,朝日新闻社,1963年版,第117页。〗
海军也积极支持关东军。这就为关东军扩大侵略提供了保证。21日上午,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作出攻占吉林的决定,占领长春的日军第2师奉命乘装甲列车于当日下午抵达吉林。由于吉林省代理主席、军署参谋长熙洽叛国降日,中国军队退出吉林,所以日军第2师兵不血刃占领了吉林。
从9月18日至25日一周内,关东军占领辽宁、吉林两省的30座城市,并完全或部分控制了12条铁路线,完成了“九·一八”事变军事进攻的第一阶段。
日军占领的城市:19日有沈阳、长春、营口、田庄台、盖平、复县、大石桥、海城、辽阳、鞍山、铁岭、开原、昌图、四平街、公主岭。还有安东、凤凰城、本溪、抚顺、沟帮子。20日有熊岳城。21日有吉林。22日有通辽、郑家屯、牛庄。23日有敦化、蚊河。24日有巨流河、新民。25日有洮南。
日军控制的铁路:除南满、安奉两路外,对北(平)宁(沈阳)、中东(由哈尔滨西至满洲里东至绥芬河南至长春)、沈(阳)海(龙)、四(平)洮(安)、吉(林)长(春)、吉(林)敦(化)、大(虎山)通(辽)、洮(安)昂(昂溪)、吉(林)海(龙)、营(口)沟(帮子)各线也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控制。
第一编 东北沦陷(~)
第二章 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占中国东北及其国际反响
第二节 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与东北沦陷
一、蒋介石提出“攘外必先安内”的民族投降主义方针
日本帝国主义之所以能通过“九·一八”事变,迅速占领整个东北地区,从中国方面讲,主要是蒋介石国民党政府提出“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推行了绝对不抵抗政策。
在日本帝国主义加紧准备侵占中国东北的时候,蒋介石于1931年6月6日发表《告全国将士书》,称“赤祸”是中国的“最大祸患”。21日,蒋介石离南京赴南昌,7月1日在南昌行营发布命令,亲自指挥30万国民党军队,对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第三次“围剿”。“万宝山事件”发生后,蒋介石于7月23日发表的《告全国同胞书》中说:“惟攘外应先安内,去腐乃能防羹……故不先消灭‘共匪’……则不能御侮。不先削平‘粤逆’,完成国家之统一,则不能攘外。”〖《蒋总统秘录》,中央日报译印,1976年版,第7册,第185页。〗 这是蒋介石首次作为国策公然提出的卖国方针。
11月30日的讲话,把“攘外应先安内”改为“攘外必先安内”,作了进一步强调。以后蒋介石的许多讲话,反复强调反共第一,抗日第二,亦皆源于此。
蒋介石提出“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其主要原因是他站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立场上,极端仇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力量。在蒋介石看来:“革命(不论什么革命)总比帝国主义坏”。〖《毛泽东选集》(合订一卷本),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136页。〗
在“九·一八”事变前夕(8月22日),蒋介石又在南昌宣称:“中国亡于帝国主义,我们仍能当亡国奴,尚可苛延残喘,若亡于共产党则纵肯为奴隶亦不可得。”〖荣孟源:《蒋家王朝》,第51~52页。〗宣誓3个月内“肃清”江西红军。
11月30日,蒋介石在顾维钧就任国民党政府外交部长的宣誓会上发表演讲,他说:“攘外必先安内,统一方能御侮,未有国不能统一而能取胜于外者。故今日之对外,无论用军事方式解决,或用外交方式解决,皆非先求国内统一,不能为功。盖主战固须求国内之统一,即主和亦非求国内之统一,决不能言和。是以不能战,固不能言和;而不统一,更不能言和与言战也”。〖蒋纬国:《抗日御侮》第1卷,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78年版,第128~130页。〗
12月20日,宋庆龄发表时局宣言,指责蒋介石国民党“举北洋军阀官僚所不敢为者,一一悍然为之,而美其名曰党治。”〖《国闻周报》第9卷第1期,1931年1月1日。〗 1932年6月9日,蒋介石在庐山召开“剿共”会议,部署第四次“围剿”时说:“我们这次‘剿匪’戡乱,就是抗日御侮的初步”。同年12月14日,在内政会议上又称:“攘外必须安内,是古来立国的一个信条”。〖蒋纬国:《抗日御侮》第1卷,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79年版,第40~41页。〗
当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中国东北,成立了伪满洲国,并侵占热河之后,1933年4月10日,蒋介石在南昌部署第五次“围剿”时宣称:“抗日必先‘剿匪’,征诸历代兴亡,安内始能攘外,在匪未清前绝对不能言抗日,违者即予最严厉处罚”。〖张篷舟:《近五十年中国与日本》第1卷,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20页。〗
这样,在民族存亡的紧要关头,蒋介石专心致志地进行“剿共”战争,对民族敌人推行不抵抗政策,就不足为奇了。
其实,早在1927年10月,蒋介石由张群陪同访日时,就于11月5日与日本首相田中义一达成“圆满的谅解”,其中包括“中国承认日本在满洲的特殊地位和权益”。蒋介石从日本回到上海会见新闻记者团时,表示“保证对日本在满洲的特殊地位加以考虑”。〖〔日〕山浦贯一:《森恪》,森恪传记编纂会,1940年版,第614页。〗
1931年10月,蒋介石派遣密使许世英赴日本谈判时,许代表蒋介石声称:“如果日本能担保中国本部十八行省的完整,则国民党可同意向日本……让出东北。”〖《九·一八事变史》,辽宁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75页。〗1932年,蒋介石为其不抵抗政策辩解说:“以中国国防力薄弱之故,暴日乃得于二十四小时之内侵占之范围及于辽吉两省,若再予绝交宣战之口实,则……必至沿海各地及长江流域,在三日内悉为敌人所蹂躏。”〖秦孝仪:《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1)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出版,1981年版,第317页。〗
“九·一八”事变前,蒋介石曾指示东北军将领,对于沈阳紧张局势,“不必惊慌,有九国公约及国联,日本不能强占我国领土。”〖《张学良将军传略》,辽宁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332页。〗9月19日,外交部致日内瓦施(肇基)代表电称:“现已完全证实,我方毫无挑衅举动,日军公然向我攻击,我方虽绝未抗拒,而彼仍继续向我开火,炮轰我营房及兵工厂,星期六晨六时半,占据沈阳全城及其附近……中国政府请求国际联合会立即并有效的依照盟约条款,取适当之措置,使日军退出占领区域,保持东亚和平,中国政府决定服从国际联合会关于此事所为之任何决定。”〖李云汉:《九一人事变史料》正中书局印行,1977年版,第453~454页。〗
9月22日,蒋介石在国民党南京市党部党员大会上,要求全国人民“此刻必须上下一致,先以公理对强权,以和平对野蛮,忍痛含愤暂取逆来顺受态度,以待国际公理之判断。”〖《申报》,1931年9月23日,第八版。〗后来的事实证明,国联决不会也不可能有效地制止日本侵略,蒋介石依赖国联,实质上也是为推行他的不抵抗主义作掩护。
二、张学良执行蒋介石不抵抗的命令,绝大多数中国军队不战而退
“九·一八”事变后大片国土沦丧,其主要责任应由蒋介石承担,因为他是不抵抗主义的决策人,这已经是历史的事实。但张学良也有一定责任。
就连张学良的部下、东北军著名将领何柱国也承认:“东北军的不抵抗,蒋介石固然要负主使之责,而东北军自己也并不是没有责任的。”〖《文史资料选辑》第37辑,文史资料出版社,1980年版,第53页。〗“九·一八”事变前后,蒋介石曾多次指示张学良,对日本的侵略要采取不抵抗主义,张学良均一一遵照执行。
1931年6月8日,张学良致电蒋介石,对蒋介石的《告全国将士书》表示“钦服莫名”,愿率旅“唯钧座之命是从”。〖《国闻周报》第8卷第23期,1931年6月15日。〗7月间因万宝山事件,蒋介石在江西抚州给张学良拍发电报称:“发生全国的排日运动时,恐被其利用共产党,呈共匪之跋扈,同时对于中日纷争,更有导人一层纷乱之虞。故官民须协力抑制排日运动,宜隐忍自重,以待机会。”张学良复电也说:“努力隐忍自重,勿使日本乘其间隙。”〖《盛京时报》1931年7月15日影印本,第79册,第449页。〗
中村事件发生后,蒋介石于8月又给张学良发一铣(代16日)电,内称:“无论日本军队此后如何在东北寻衅,我方应不予抵抗,力避冲突,吾兄万勿逞一时之愤,置国家民族于不顾”。张学良曾将这个“铣电”转知东北各军事负责官长一体遵守。〖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8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2年版,第236页。〗
9月6日,张学良电令臧式毅代主席、荣臻参谋长:“查现在日方外交渐趋吃紧,应付一切,亟宜力求稳慎,对于日人无论其如何寻事,我方务须万方容忍,不可与之反抗,致酿事端。即希迅速密令各属切实注意为要。”〖中央档案馆等:《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一九·一八事变》,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67页。〗
正是由于张学良忠实执行了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才使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动步步得逞。
蒋介石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使东北军解除了思想武装,对日军疯狂的战争准备毫无戒备,以致事变发生后缺乏有力的指挥,被日军各个击破。
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张学良长期留驻北平,9月18日,得知沈阳事变消息时,他偕夫人正在前门外中和剧院看梅兰芳表演的京剧《宇宙锋》。东北边防军代司令、参谋长荣臻正在忙于为其父作寿。黑龙江省主席、东北边防军副司令长官万福麟也留住北平;黑龙江省军政大权交其子万国宾代理,他在北平遥控,当时他最关心的是尽快将眷属家财由齐齐哈尔转哈尔滨再转天津。吉林省主席兼东北边防军副司令长官张作相,因父殁回锦州治丧,由军暑参谋长、省府委员熙洽代理。在沈阳城内的东北及辽宁省各机关军政要员,事变前也大半不在岗位。“九·一八”事变之夜,沈阳北大营的东北军第7旅旅长王以哲未回军营指挥。3个团长,王志军在营中,张士贤当晚回家未归,王铁汉听到炮响才从家返回营中。因此,当日军突然袭击北大营时,无法进行有组织的抵抗。
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导致在兵力上占优势的中国军队大都不战自溃,丧失东北大片领土。“九·一八”事变发生时,日本方面关东军的正规部队约有万人,另有在乡军人约1万人,满铁沿线的警察等约3000人,共计约234万人。而东北军的总人数约有30万人左右。除因军阀混战调到关内的11万人外,留在东北的尚有近20万人,其中驻辽宁6个旅,驻吉林9个旅,驻黑龙江5个旅,另外还有公安、警察部队。
“九·一八”事变时中国东北边防军序列如下:
司令长官:张学良
副司令长官:张作相 万福麟
参谋长:荣臻
驻辽宁部队(张学良兼)
第7旅:旅长王以哲
第12旅:旅长张廷枢
第20旅:旅长常经武
骑兵第3旅:旅长张树森
洮(安)辽(通辽)镇守使:张海鹏(辖省防旅)
东边道镇守使:于芷山(辖省防旅)〖东边道镇守使驻山城镇,管辖辽宁东边一带23个县。〗
驻吉林部队(张作相兼)
第22旅:旅长苏德乃后为赵毅
第25旅:旅长张作舟
第26旅:旅长邢占清
骑兵第4旅:旅长常尧臣
吉(林)长(春)镇守使:李桂林(辖第23旅)
延吉镇守使:吉兴(辖第27旅)
滨江镇守使:丁超(辖第28旅)
绥宁镇守使:赵芷香(辖第21旅)
依兰镇守使:李杜(辖第24旅)
炮兵第10团
卫队团
驻黑龙江部队(万福麟兼)
第1旅:旅长张殿九
骑兵第1旅:旅长吴松林
骑兵第2旅:旅长程志远
黑河镇守使:马占山(辖第3旅)
呼伦贝尔警备司令:苏炳文(辖第2旅)
炮兵团
卫队团
海军海
防舰11艘
江防舰8艘
东北军除装备、教育训练和作战准备不如日军外,数量居绝对优势,加之群众支持和熟悉地形等条件,如能坚持抗战,即使一时不能取胜,也不致失败得如此之惨。日本发动这次进攻,连他们自己也没有胜利把握,非常害怕中国一致合力抵抗。如驻北平的日本特务机关长松室孝良在给关东军的秘密报告中说:“须知‘九·一八,迄今之帝国对华及历次对中国作战,中国军因依赖国联,而行无抵抗主义,故皇军得以顺调胜利。……倘彼时中国官民能一致合心而抵抗,则帝国之在满势力,行将陷于重围,一切原料能否供给帝国,一切市场能否消费日货,所有交通要塞、资源工厂能否由帝国保持,偌大地区,偌多人口,能否为帝国所统制,均无确实之把握,同时反满抗日力量之集结,实行大规模之游击扰乱,则皇军势必苦干应付矣”。〖国民党行政院档案〔2〕3374。〗
可是,据张学良的机要秘书郭维城揭露:‘九·一八’事变当时,张学良将军在北平,一夜之间,十几次电南京蒋介石请示,南京方面却若无其事地十几次复电不准抵抗,把枪架起来,把仓库锁起来,一律点交日军。〖《东北日报》1946年3月24日。〗张学良则叫东北军政大员“严饬所属对此切持镇定,以免另生事故,干事无益”,并“望国民冷静隐忍,勿生枝节。”〖《张学良将军传略》,辽宁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330页。〗
而荣臻说得更明白,他命令北大营驻军:“不准抵抗,不准动,把枪放到库房里,挺着死,大家成仁,为国牺牲。”〖《文史资料选辑》第6辑,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6页。〗
当时驻沈阳北大营的东北军第7旅,8月间即预感到日军要采取行动,旅长王以哲专程到北平请示张学良。张学良说:“蒋指示暂不抵抗,准备好了再干,一切事先从外交解决;……遇事要退让,军事上要避免冲突,外交上要采取拖延方针”。〖《从九一八到七七事变——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年版,第25页。〗
王以哲根据这一方针,决定对于日军的进攻,采取“衅不自我开,作有限度的退让”的对策,“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全军退到东山咀子附近集结,候命行动。”〖《从九一八到七七事变——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年版,第25页。〗
这样,不抵抗主义,从中央到地方层层下达,贯彻比较彻底。结果造成大片国土轻易地落入敌手。满铁的土木建筑公司经理榊谷仙次郎在10月2日的日记中,夸耀日本侵略军进攻“北台(大)营的战争,创造了世界战争的记录,敌人有万人,而关东军用650人即以1/20的兵力,战斗7小时,就把它攻占了”。〖〔日〕《日中15年战争》(上),教育社,1977年版,第103~104页。〗
这就是不抵抗政策造成的恶果。沈阳的陷落,也并不是日军攻陷的,基本上是从敞着的大门开进来的。当日军进攻北大营时,沈阳城门大开,荣臻和臧式毅会商应付办法,认为日领事馆已经说了日军不进城,“如果进城,吾方即闭城门,日军亦可用炮击毁,不若开城听其如何。”〖《辽吉被占纪实》,《国闻周报》第8卷第38期,1931年9月28日。〗果然,日军一炮未发,便从敞开的城门进入城内。
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严重限制了东北爱国官兵的抗日行动。黑龙江省代主席马占山,在日军发动进攻时,曾一再退让,力避冲突,直到冲突不可避免时,他才被迫自卫还击,领导部下进行了有名的嫩江桥抗战,但国民党政府未给予任何实际支援,终于未能扭转战局。
更为严重的是,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还促使了某些人叛国投敌,引狼入室。9月21日,日军由长春向吉林省城进攻时,吉林省军参谋长兼代理主席熙洽,借口“不抵抗”的指示,出城迎敌,并责令所属守军缴械投降。
最后,以“独立”为名,宣布脱离南京国民党政府和张学良政权,设立傀儡组织伪“吉林省长官公署”,自任长官。9月24日,日军向吉林西北境进犯时,洮辽镇守使张海鹏公然向日军投降。东边道镇守使于芷山也于10月15h发表投降宣言,叛国投敌,充当了汉好。张景惠暗中策划在哈尔滨宣布“独立”,9月27日宣布组织东三省特别区的“治安维持会”,自任会长。9月30日宣布招募伪“特别警备队”,均以日本顾问为主宰。不久,他就成了公开的大汉j。在这些叛变投敌分子的协助下,日本帝国主义轻而易举地夺城掠地,迅速扩展占领区。
三、日军占领东北全境(参见附图l)
日本关东军占领沈阳、长春、吉林等地后,日本陆军中央部于9月23日内定了“关于军事占领地的范围”,〖小林龙夫:《走向太平洋战争之路》资料篇,第126页。〗还规定了几条逐步扩大的军事占领界线。
第一道是最小限度的所谓满铁两侧“警戒线”:西线为辽河一线,即以郑家屯、新民、营口为界。东线以吉林、海龙为界。
第二道是可以向外扩张的所谓满铁两侧“警戒线”;西线以洮南、通辽、大虎山为界,东线以敦化及延边地区为界。
第三道是哈尔滨和延边地区,对后两个地区,仍以保护侨民为借口,暂由外交官出面交涉。日本实际上已放弃“不扩大方针”,变本加厉地扩大侵略战争,日军迅速占领了整个东北地区。
(一)夺取江桥,侵占黑龙江
黑龙江省处于日本势力范围之外,而且与苏联接壤,日军直接出兵侵占尚有顾虑,便首先利用叛国投敌的洮辽镇守使张海鹏伪军向龙江(齐齐哈尔)发动进攻,企图达到不直接出兵而取得黑龙江的目的。张海鹏是奉系军阀元老之一,因向张学良谋取黑龙江省主席未成,与日军早有勾结。“九·一八”事变后,张海鹏投降日本,10月1日宣布就任伪边境保安司令,脱离张学良,并答应日本北上进攻黑龙江的要求。
当时黑龙江省主席兼东北边防军副司令万福麟远在北平。
10月中旬,张学良任命步兵第3旅旅长马占山代理省主席职务兼任黑龙江省军队的总指挥。
16日拂晓,张海鹏部向江桥发起进攻,马占山率部将其击溃,并将嫩江桥破坏三孔。
日军利用张海鹏伪军进攻失败后,决定直接出兵攻占黑龙江省。日军认为,中国军队破坏嫩江桥是它出兵的“天赐良机”〖〔日〕《现代史渊满洲事变(续)》,美铃书房,1987年版,第360页。〗可以“依然利用张海鹏军担任此项任务,或依靠关东军自己的力量,或两者并用”〖〔日〕《现代史渊满洲事变(续)》,美铃书房,1987年版,第339页。〗,以实现其“征服北满的方略”。〖〔日〕《现代史渊满洲事变(续)》,美铃书房,1987年版,第354页。〗
10月27日,齐齐哈尔日本特务机关长林义秀少校,以关东军司令官代表的名义向马占山提出要求,限令在一周内即11月3日前修复嫩江大桥,否则,日本将以武力为掩护自行修理。〖〔日〕《现代史资料满洲事变(续)》美铃书房,1987年版,第360页。〗
当时,日军已决定由第2师第16团的1个步兵营、1个炮兵营、1个骑兵连和1个工兵连组成嫩江支队,准备到达江桥附近以武力掩护修桥。
11月2日,林义秀偕同清水面见马占山,声称:奉日本政府及关东军司令官的训令,因洮昂路修筑原有日人借款,既有借款关系,嫩江桥应由日方派满铁工人修理,已派兵来监护工作等。当即遭到马占山回驳。林义秀将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的通告转交马占山。通告说:
“(1)自即日起,嫩江桥不得为战术上使用;
(2)在11月4日正午以前,两军各自桥梁撤退至10公里以外之地点,至修竣为止,不得进入10公里以内地区。修竣之日期,俟预计后随时通知两军。
对于违背上述要求者,即被认为对日军怀有故意而行使其合法之武力”〖〔日〕《现代史资料11·满洲事变(续)》,美铃书房,1987年版,第367~368页。〗 马占山决定对日修桥取放任态度,但江桥阵地不能后撤,采取必要自卫措施。随后,双方开始交火。
日军经两日激战夺取江桥后,继续向纵深推进。11月8日,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经林义秀向马占山提出警告:“马占山如欲避免日军进入齐齐哈尔,应速披沥诚意”。〖〔日〕《现代史资料11·满洲事变(续)》,美铃书房,1987年版,第651页。〗
并要求当晚12时以前答复。下午,林义秀又将所谓诚意条件用短札方式交给黑龙江省外交主任王春。信中说:“考察目前之时局,避免战祸、维持地方秩序的唯一方法是马主席下野;同时黑省政府与张海鹏之间实行和平授受政权,除此之外,别无良策。”〖〔日〕《现代史资料11·满洲事变(续)》,美铃书房,1987年版,第651页。〗
9日,马占山书面答复本庄繁说:“为披沥诚意,本拟与张海鹏交涉,可是张尚未奉中国政府之命,而且日军又将江桥附近路线切断,为此,不可能与张协议授受政权。”〖〔日〕《现代史资料11·满洲事变(续)》,美铃书房,1987年版,第383页。〗
日军认为马占山没有诚意,遂于12日13时又由林义秀转交了本庄繁的通告:
(1)马占山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