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难。”〖《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1），第714页。〗 又电告河北省主席商震：“如平津自由行动降敌求全，则中央决无迁就依违之可能，当下最后之决心。”〖《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1），第715页。〗
同时，蒋调集部分军队至京沪、陇海等线，还命令河南方面赶造船只，以防不测。对于宋哲元来说，尽管同国民党蒋介石有不少矛盾，却绝不甘心作日本的傀儡。但迫于日方的压力，又幻想借外力保障其在华北的地位，所以，宋没有完全拒绝日本的拉拢。
11月20日，日本大使在南京会见蒋介石时说：中国方面对华北“如果采取压迫或武力镇压等办法，势必引起纠纷事态和破坏治安，进而还会严重影响与该地有密切关系之日本及满洲国，特别作为负责满洲国安全之关东军，决不会对此默视不问。”蒋答：“作为中国，对引起反国家主权完整，破坏行政统一等之自治制度，绝对不能容许。”还说：“今天和贵大使会见，本拟商谈有关中日邦交改善问题，而首先谈起属于内政问题之华北自治运动等，甚感遗憾。”但同时，蒋又表示，对于华北的特殊情况，自己也特别有所认识，决心近期废除军事分会，另派能胜任同日方接触的高级官员，以打开调整事态的途径。〖《日本外交年表及主要文书》（1840—1945）下卷，《文书》第310～311页。〗
日本方面看到国民党五全大会前后中国民众抗日气氛的高涨，顾虑到强力施行华北高度自治方案会引起英、美等国的强烈反应，且有可能迫蒋调兵北上。经过11月18日召开的三相会议，日方决定暂缓11月20日就要宣布的强硬计划，对华北的举措视有吉与蒋会谈的结果而定，自治内容可以采取“轻度自治”，“以渐进方式工作”。〖秦郁彦：《日中战争史》，第64页。〗
11月30日，蒋介石与行政院五院长制定“华北自治办法”六条：
“（一）实行共同防共；
（二）关于币制改革，在华北方面可作适当修改；
（三）考虑关内外人民关系密切，对两地的经济关系予以方便；
（四）在财政方面给华北政权以相当支配权；
（五）给予就地合理解决对外悬案权；
（六）根据民意录用人才，实行理想的政治。”〖张篷舟：《近五十年中国与日本》第2卷，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24页。〗
并派何应钦、熊式辉、陈仪、殷同等立即北上与宋哲元共商处理华北问题。当日晚，何应钦从南京去北平。行前，先派陈仪、殷同到天津拜访日本的中国驻屯军司令多田骏，到北平拜访土肥原和日本驻北平武官高桥坦，在征得日方同意后，何于12月3日晚进入北平。
4日晨，何与宋等举行会议，讨论解决华北时局的办法，未哲元表示愿在何应钦领导下努力解决华北问题。但是，在日本军方警告他不要在背离日本方面走得太远后，5日晨，宋哲元忽然宣布到西山“休息”，并发表书面谈话称：“此后一切困难问题，当悉听命何部长负责处理”。〖《国闻周报》卷12第48期，1935年12月9日。〗
宋去西山后，留下秦德纯、萧振瀛与何应钦周旋，会谈实际成为僵局。12月5日，15架日本飞机在北平上空低空盘旋，并投下殷汝耕要求宋哲元响应自治的传单。据此情况，何应钦与秦、萧等商定，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由宋哲元任委员长兼绥靖主任。6日晨，萧振瀛赴天津，向土肥原和多田骏通报这一方案，征得了日本同意。8日，何应钦在电请国民党中央照准后，即召集陈仪、熊式辉、萧振瀛等会商冀察政务委员会的组织。
日本肆无忌惮地分裂华北和国民党政府的一再妥协退让，遭到全中国人民的反对。
1935年8月1日，中国苏维埃中央政府、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著名的《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中指出：“最近以来，汉j卖国贼等在‘中日亲善’、“中日合作，和‘大亚细亚’等口号之下所作的降日卖国之露骨无耻行为，简直是古今中外未有之奇闻！”“同胞们起来！为祖国主命而战！为民族生存而战！为国家独立而战！为领土完整而战！为人权自由而战！”〖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9，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6年版，第483、488页。〗
11月13日，中共中央又发表《为日本帝国主义并吞华北及蒋介石出卖中国宣言》，呼吁全中国的民众“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吞并华北吞并全中国。”〖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9，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6年版，第566、567页。〗
北平、天津、上海各大城市和河北省各地群众团体、爱国学生纷纷发表宣言、通电，反对“假自治之名，行叛国之实”。北平教育界以联署的方式发表声明，反对“自治”，“要求政府用全国力量，维持国家的领土及行政的完整”。〖《国闻周报》卷12第47期，1935年12月2日。〗
冀东的昌平、香河、玉田、三河、顺义、宁河、平谷、乐亭、临榆、抚宁、卢龙等11县的县长也相继发表声明，决不附逆。冀东旅平同乡会通电全国，要求政府“查抄殷逆浙江省永嘉县原藉家产，一面坐以重罪，以为媚人叛国者戒。”〖《中央日报》1935年12月10日。〗
国民党政府对日妥协，激怒了广大人民群众，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北平爆发了“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运动持续到12月16日，原订12月16日举行的冀察政务委员会成立大会，只好延至12月18日举行。其大会开得十分短小，据报道，“晨起，外交部街及东单牌楼一带，加紧戒备，军警林立，……开会时间，事前井未发表，开会时，仅到有少数来宾，及该会职员与新闻记者等30余人”，开会仅20余分钟就宣布散会。〖《国闻周报》卷12第50期，1935年12月23日。〗
冀察政务委员会是国民党政府对日妥协政策的产物，是一个在名义上主权还属于中国的半自治地方政府。委员会的委员中间，有相当一部分是日方授意或征得了日方认可的亲日分子，如王克敏、王揖唐、高凌霞、李廷玉、贾德耀、冷家骥等，他们中有的还是汉j分子。委员会下设经济、外交、交通等“特种委员会”，多为亲日分子所把持，并设有日本人顾问。委员会在行政上与南京政府保留半独立关系，而经济上，南京政府的关税、盐税、统税和铁路收入等完全被截留，与日本保持“特殊关系”，通过日本所设“兴中公司”等殖民机构实行“经济提携”，满足日本对华北各种资源的需求。
冀察政务委员会成立后，日本于1936年1月制定第一次《处理华北纲要》，要求将自治的范围扩大到华北五省，并在冀察政务委员会“大体上可以信任的时候”，让宋与殷汝耕“合流”，〖〔日〕《现代史资料》8，美铃书房，第349页。〗 尽快实行完全的“自治”。日军参谋部也认为，冀察政务委员会的成立，“在明朗化方面总是进了一步”，它将“成为华北五省政治上脱离南京政府而独立的阶梯。”〖〔日〕《现代史资料》8·美铃书房。第128、133页。〗
然而，在全中国人民日益高涨的抗日救亡运动的压力下，宋哲元对日态度也日益明确。
1936年5月，他提出要“力保主权”的口号，释放被抓捕的爱国学生，在各学校开展军训，在军队进行爱国抗日宣传，在委员会同南京政府的大政关系方面，尽量执行南京政府指令。
1937年2月，宋甚至不顾日本的反对，派秦德纯代表他参加南京的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公开宣布“冀察外交今后将严格遵守中央政府的政策”，〖《传记文学》第23卷第1期，第8页。〗 连经济领域过去对日最为妥协的状况，也开始改变，宋遵照南京政府意旨，停止了津石铁路、塘沽建港等项目的对日谈判，中止或改变了龙烟铁矿等项目的筹建上马。在土地管理等方面，亦抵制了日本的贪得无厌的要求。这些在一定程度上挫败了日军吞并华北的阴谋。
中国人民的爱国热情和坚决斗争，曾迫使日本对其侵略华北的政策作了微小调整。如1936年8月11日的《第二次处理华北纲要》，特别是1937年2月20日制定《第三次处理华北纲要》，强调注意不要“造成激发中国民众的排日抗日感情。”〖《日本外交年表和主要文书（1840—1945）》下卷，《文书》第357页。〗
其侵华的根本决策虽没有改变，却不得不采取更带欺骗和伪善的策略。
五、伪“蒙古军政府”的成立
日本对热、察等内蒙地区主权的攫取，采用了类似平律等地的手法，十分注意扶植傀儡政权，首先拉拢的是李守信。李系热河土默特旗蒙古族人，出身土匪，后投靠张作霖，因功逐渐升迁，任张学良东北军骑兵团长。
1931年冬李部驻防开鲁，曾与日本驻通辽的特务机关长田中玖暗中勾结。1933年初，李部击落一架日本低空侦察飞机，李守信亲自将飞行员和电台等送往长春。此事博得日本关东军司令官和参谋长的赏识，送他手提式机枪15挺，步枪25支，现款3万元。随后，李欢迎日军进入开鲁城，井协助日军占领林西，破日军委派为“热河游击司令”。从此，充当“关东军的谋略部队。”〖〔日〕土肥原贤二刊行会：《土肥原秘录》，中华书局译本、第121页。〗
日军也认为由于李的投靠而“理出了推进内蒙古工作的头绪。”〖上村伸一：《日本外交史》19，鹿岛研究所出版会，1973年版，第274页。〗
1933年4月28日，李守信按照日军的指令侵入与热河邻近的察哈尔地区，以多伦为中心建立了“察东特别区”，李任行政长官兼军长。日军认为，单靠李守信还不足以策动内蒙的“独立”，又着手扶植第二个傀儡，即锡林郭勒盟副盟长兼苏尼特右旗“札萨克”亲王德穆楚克栋鲁普，简称德王。德王是察哈尔部正白旗人，生于1902年，1908年世袭苏尼特右旗札萨克多罗社棱郡王。
1919年德王开始主持全旗政务。他从年轻时起，就抱有掌握内蒙统治大权的政治野心。
1930年冬，驻张家口的日本特务盛岛角芳等，即以游历为名，到苏尼特旗进行拉拢德王的活动。
1931年夏德王到北平时，盛岛等请他到扶桑馆吃饭并进一步煽动他独立。“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加紧拉拢蒙古王公加入伪满，实行“满蒙联合”。1932年，日本陆军派遣特务笹目来苏尼特旗，在德王的掩护下，冒充喇嘛，长期潜伏进行活动。同年，德王前往北平，串联当时住北平的蒙古王公等上层分子，组织了一个“蒙古王公代表团”，到南京活动。他们要求改组蒙藏委员会，反对当时由南京政府所委派的委员长石青阳，另用蒙藏人担任委员长，为蒋介石所拒绝。返回北平之后，继续以该代表团为基础，结成松散的社会政治团体，到处奔走串联，酝酿实现“内蒙古高度自治”。
1933年6月，爱国将领冯玉祥、吉鸿昌等在张家口组织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委任德王为蒙古军第1军长。但德王推辞不就，却前往百灵庙召集西蒙古部分王公，于7月26日举行第一次“自治”会议，通电国民党政府，要求在西蒙实行“高度自治”。9月28日，又在百灵庙召开第二次“自治”会议，并通过“内蒙自治政府组织大纲”。国民党政府顾虑日本在背后插手，为避免事态扩大，遂同意成立“蒙古地方自治政务委员会”（简称蒙政会），以乌盟盟长云端旺楚克（即云王）为委员长，伊盟盟长沙克都尔札布（即沙王）和索特那木拉布坦（即索王）为副委员长，由德王担任秘书长。1934年4月23日在百灵庙举行了成立大会，因云王、索王均已年迈，不愿到职视事，“蒙政会”实权遂落入德王手中。
德王在此时暗中通敌，尚未公开叛国，仍与蒋介石拉关系，领取国民党政府的财政资助。1934年底得到一次性蒙政会建设费12万元，经常费则每月3万元。还得到军政部拨发步枪、手枪300余支，轻重机枪20余挺，迫击炮数门，载重汽车4辆，大小无线电机10台等物资，这些经费和武器等，奠定了蒙政会的物质基础，增加了德王个人的活动资本。
德王要求的“高度自治”与日本策划的“内蒙独立”十分合拍。1934年初，日本特务笹目由苏尼特旗德王府动身回国，不久再回德王府，并在该旗设立特务组织“善邻协会”的分支机构，以办理卫生、文化事业为掩护进行特务活动。
1934年夏，长期在内蒙地区活动的日本大特务盛岛角芳，也潜来百灵庙与德王晤谈，并答应送给德王步枪2000支。同年10月，日本关东军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亲自出马，来苏尼特右旗进一步拉拢德王，德王也就“干脆进一步与日本人勾搭起来了。”〖《文史资料选辑》第63辑，中华书局出版，1979年版，第20页。〗
1935年1月，日军制造察东事件，“这一事件事实上具有援助德王内蒙自治工作的意义。”〖《土肥原秘录》，中华书局，1980年中译本，第123页。〗
当月，德王派其心腹宝贵廷带着他给伪满察东警备司令李守信和关东军驻多伦特务机关长植田的密信，潜赴多伦。在植田和李守信的帮助下，从内蒙东部招兵买马，成立了1个团，由宝贵廷任团长，暂在李部属下进行秘密训练。接着关东军派突浦为苏尼特右旗特务机关长，在该旗架设电台，并与德王商定保密办法，宍浦化名石田三雄，以“善邻协会”理事名义为掩护。从此，德王与日本的勾结有了正式固定的联络渠道。不久，日本关东军蒙事处第2科长石本寅三与参谋田中隆吉等，来到苏尼特右旗会见德王。
会晤中，田中拿着写有“满洲国”和“蒙古国”的一张纸对德王说：
“我们日本已经帮助满人建立了‘满洲国’，现在还要帮助你们建立‘蒙古国’，今后日、满、蒙可以共同合作”。〖《文史资料选辑》第63辑，第21页。〗
1935年6～7月间，日本连续制造了张北事件和河北事件，在加紧分离华北的同时，也加快策动内蒙独立。日本关东军专派小野寺少校给德王赠送飞机1架。日本“满铁”总裁也同时派员给德王送来整套的电影、照像和放映机。8月，关东军副参谋长板垣征四郎借渡边上校、田中隆吉参谋等，亲自飞往内蒙，与德王密谋建立“蒙古国”的问题。
1935年12月，正当华北危急之际，德王应日本关东军邀请，赴伪满“新京”（长春）与关东军司令官南次郎、参谋长西尾寿造、副参谋长板垣征四郎等会谈，商定先在内蒙西部搞一个“独立”局面，然后再建立独立的“蒙古国”。为解决经费和武器问题，关东军送给德王日币50万元和步枪5000支。德王由长春返回苏尼特右旗后，确定成立“蒙占军总司令部”。此时，关东军“期望一举推进内蒙工作，使李守信占据口北六县，代替中国保安队，使此地区成为内蒙自治政府的基地。”〖《土肥原秘录》，中华书局，1980年中译本，第131页。〗
12月，李守信伪蒙军在日军支持下，侵占察东的张北、室昌、康保、尚义、沽源、商都、化德、崇礼等8县，并控制了察东的正兰、镶白、正白、镶黄、太仆寺等8旗，在张北建立了李守信的伪司令部和日本特务机关。德王随即在察东成立“察哈尔盟公署”，任命其亲信卓特巴札普为盟长，达密林苏龙为副盟长。1936年2月1日，在张北举行了“察哈尔盟公署”成立典礼，察哈尔部的蒙人8旗遂为德王控制。
“察盟公署”虽成立，毕竟是地方政权，仅能指挥所属旗县。为成立统一机构，以号令其他各盟。
1936年2月12日，德王在他的王府举行了“蒙古军总司令部”成立典礼。日本关东军参谋长西尾寿造，乘专机到会祝贺。会后制定了组织大纲，决定由德王任总司令，李守信任副总司令。4月24日，在关东军的操纵下，由德王出面，在锡盟乌珠穆沁右旗索王府召开了所谓第一次“内蒙古王公全体大会”，抛出“以内外蒙古和青海为一体建立蒙古国案”，“蒙古国体案”和“蒙古军政府组织大纲”等文件。
同年5月12日，伪“蒙古军政府”在化德（嘉卜寺）成立，云王为主席，索王、沙王为副主席，德王任总裁，总裁掌握军政大权，实行独裁制，李守信兼参谋部长，村谷彦治郎、山内、稻茨、山本信亲、崛并德五郎等日本人分别任主任顾问及军事、财政、外交、教育等顾问。会场上悬挂蓝地红黄白条旗作为军政府旗帜，正式使用成吉思汗年号纪元731年，日本方面派宋代表关东军副参谋长今村、参谋田中隆吉、化德特务机关长田中玖及日本顾问村谷彦治郎等与会。其后，关东军和伪满洲国每月补助该伪政府30万元经费，并编成一支万人的内蒙人军队。〖〔日〕《现代史资料》8，第612页。〗
这样，德王终于正式投靠了日本，当了傀儡和蒙j。
伪蒙古军政府建立之后，日本欲将其与伪满和伪冀东政权更紧密地纠集在一起，由关东军参谋田中隆吉建议德王应和“满洲国”缔结协定，于是德王借同李守信等人乘飞机到伪满新京访问日本关东军参谋长板垣征四郎、伪满洲国总理大臣张景惠等人，又拜谒伪康德皇帝溥仪，行三跪九叩之礼，溥仪在关东军授意下封德王为“武德亲王”，并授予“钦任状”。德王与伪满外交部缔结了所谓“蒙满协定”。此后，德王又根据田中隆吉的指示，派伪外交署署长陶克陶与冀东伪政权殷汝耕会商，缔结了所谓“蒙冀协定”。这样，日本用刺刀扶植起来的关内外的三个傀儡，就被其主子拴在一起，充当日本侵华的走卒。
第二编 救亡高嘲（～）
第六章 日本加紧蚕食华北、内蒙，中华民族危机加深
第三节 日本对华北的经济掠夺
一、对华北的经济调查
日本在侵占和掠夺东北大批的资源财富后，并未感到满足，正如战犯重光葵战后所供认，日本在夺取了东北之后立即从经济资源着眼转向华北进行扩张。〖重光葵：《日本侵华内幕》，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中译本，第64页。〗
为了对华北实施经济掠夺，日本首先进行经济情报方面的刺探和搜集，满铁是领头的执行机构。早在1933年11月，满铁就制定了《华北经济调整计划》和《对华北经济调查机关设立案》，准备在天津、青岛、上海等地设立满铁经济调查会的分会，在北平、山海关或滦县、张家口、太原、济南、烟台、南京、汉口、香港及广州设立派驻机构。其调查目标有开滦煤矿、井陉煤矿、山西矿业、山东煤矿等矿产资源，冀东地区工业及整个华北地区经济资源（包括棉、麻、羊毛、面粉、烟草、木材、药品等）以及交通状况，还计划摸清伪“满”对华北的贸易及关税，各国在华北的利权及投资等问题。
1934年3月和6月，满铁两次派理事十河信二到中国“考察”。在其“考察”基础上，十河提出了一份对中国、特别是对华北实行经济扩张的实施方案。其要点是，由满铁在华北设立运输公司，或与中国“合办”运输公司，经营中国国有铁路的普通业务，另设对华投资公司，负责与中国交涉促进两国贸易及开展金融业务。这就是后来组建兴中公司的基本指导思想。同时还计划将北宁线（北平——沈阳）延长至山西，以便于山西煤炭外运。
1934年10月，日本的中国驻屯军司令部制定了《华北重要资源调查之方针及要领》，其中提出：要“助长帝国发展对华经济，使战时我国国际资源易于补充，同时扶植和增强帝国在华北的经济势力并促成日、满、华北经济圈”。〖〔日〕近代日本研究会：《东亚与日本》，山川出版社，1980年版，第161～162页。〗 将对华北资源的掠夺提高到战略地位，还规定了对华北调查事项及其细目。
为达上述目的，日本作了一系列的组织准备。满铁根据军部要求，在满铁经济会内增设了第六部，下设综合班与基础调查班，专门负责收集和调查华北的经济情报。又在满铁总务部内新设东亚科，在天津设事务所，在察绥两省设调查所，扩张满铁在华北的地盘。驻天津的日本驻屯军设置了经济科和经济顾问部，大藏省增设了“东亚经济调查科”，等等。这些组织在日本政府和军部的支持下，对华北地区经济资源、政治制度、社会人情及风俗习惯等方面进行无孔不入的侵略性调查。这种调查本身，就是对华主权的粗暴践踏。
1935年，随着其分离华北政策的形成，日本在华北的非法调查亦加紧进行。7月7日，以满铁总务部东亚科长内海治为团长的华北事业经济调查团一行7人，由长春抵达天津。该团预定在平、津、冀、晋、察、鲁、绥等地，有计划地搜集贸易、金融、纺织、农业、铁路、矿山、制铁等方面的情报。
同时，为加强统一协调，满铁对华北的经济调查被纳入天津的日本驻屯军司令部的总体计划之下。其大规模的调查活动自1935年10月至1937年1月，时间长达一年之久，先后动用380余人，耗资54万日元。其调查手段，多是在各地日军的武力支持下，采取收买、诱骗或恐吓等各种间谍式作法，收集大量的第一手的资料数据。对华北的煤、铁、石油等矿业资源，电气事业与制造业的原料及其发展前景，铁路的运输能力与港湾关系，港口与运河水运等诸方面，都进行了详细的调查，整理出了85册调查报告书。例如，矿业班先后调查了华北的金、煤、铅、铜、铬等26种矿藏，159家矿山的各方面数据。〖浅田乔二编：《日本帝国主义下的中国》，乐游书房，1981年版，第25页。〗
满铁在天津设立的事务所，伙同日军特务机关对华北进行了广泛的调查和测量。其调查的主要活动有：对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所辖滦县、乐亭等13县进行了详细调查，写出了《冀东地区13县实态调查报告书（绝密）》，数量达14本。同时，向济南、张家口、太原等日军特务机关派遣金融财政方面的人员，参与对各地财政经济的调查及阴谋活动，还通过在各地的驻员搜集政治、经济、交通、文化等各种情报。
日本通过满铁、驻军等各种组织以公开的和隐蔽的，合法的和非法的手段，对华北经济情报的攫取，具有范围广、规模大、具体细致而密级甚高的特点。依据上述调查，为日本军部和政府制定新的侵略政策提出了建议和参考，例如会田勉写出《华北大观》，声称：华北对于日本真可谓是“生命线”，不仅“政治上要稳定，经济上也应协作开发。”〖会出勉：《华北大观》，早稻田出版部，1937年版，第314页。〗
兴中公司这一类侵略机构，也是在满铁调查基础上，以满铁人士十河信二为首组建的殖民机构。
二、对华北的经济掠夺
（一）经济掠夺计划
近代以来日本的对外战争，始终以领土扩张和经济掠夺作为主要目的。
日本推行其华北扩张政策更是如此，其各种纲领方案，几乎都强调了华北的“军需资源”对于日本的重要性与迫切性。1935年7月，中国驻屯军制定《关于华北新政权产生之相应经济开发指导案》，提出“应利用一切机会，促进对交通、资源及金融等方面的投资”。〖满铁调查部：《中国经济开发方策及调查资料（中国·立案调查书类·？编1卷之2）》1937年，第97页。〗
7月2日，日本关东军、“满铁”和伪满财政部、实业部在长春召开联席会议，制定了掠夺华北资源的具体大纲，其主内容有：
“（一）为开发华北工业、商业、矿业等，特设立大投资公司作总括的投资。该公司为纯粹的金融机关，满铁、东拓当然参加，同时广泛地纠合日本内地的资本。
（二）以该公司为母体，依产业不同设立各事业公司。各事业公司作为中日合办，日本方面现金出资，中国方面现物出资，而对现在营业中的合办公司，予以改组扩充。
（三）考虑到华北资源及产业的现状，公司的工作首先从矿产业、交通业、贸易及棉花栽培入手。
（四）矿业中最重要的是煤，因此以山东矿业公司为煤矿公司的母体而从事发展。
（五）交通是经济开发的基础，维持治安的动脉，所以全力以赴开发察哈尔、山西及其他未开发的地区，方法是扩充东方旅行社，考虑在中国领土内敷设铁路。
（六）九·一八事变后，以满洲、蒙古为背景的华北贸易日趋衰落。今后应当努力复活各该地贸易，谋求天津及其他贸易都市的繁荣。
（七）以满铁公司在山东的棉花栽培为基础，逐渐发展到使日本的棉花能够自给。”〖《华北中日“经济提携”》，《申报月刊》第4卷第3号。〗
7月17日，关东军在其长春的司令部召开会议，进一步策划掠夺华北经济资源的具体办法，副参谋长板垣征四郎和各参谋以及土肥原、仪我睛义、花谷正筹各地特务机关长，驻华大使馆武官高桥坦、中国驻屯军参谋长酒井隆等均出席，会议决定了以下五项：
“（一）建立中、日、‘满’三国经济合作的常设机关。
（二）开发范围暂以河北省为中心，逐渐向其他各省发展，
（三）为了金融流通顺利，第一步应先开发矿业、棉业等经济资源。
（四）满铁应与各种商业公司密切联络与合作，并促各界有力者奋起。
（五）为注视华北当局的动向，关东军与平津驻军应密切合作，今后应不断召开会议，以资联络。”〖《外交评论》第6卷第2期。〗
为使掠夺华北经济资源计划更加完善，关东军在会后又与满铁公司反复进行磋商，满铁公司主张，在对华北经济进行基本调查的基础上，确定各项计划，并设立港湾委员会、交通委员会、华北经济调查委员会，经协商，双方意见趋向一致，都主张先利交通，然后开展其它各种事业。其要点如下：
（一）铁路建设计划：满铁想尽快在华北建成的路线，第一是沧石铁路，第二是彰（安阳）济（南）铁路，其目的在联络平汉与津浦二线，使其横断华北。
（二）海港建设计划：第一想利用青岛与秦皇岛原有海港，以运销山西和绥远的煤，察哈尔的铁以及山东的棉花，第二想开设大沽港，使其能容八千吨以上的巨轮出入，成为冀、晋、绥、察各省资源的最大吞吐港；扩建塘沽港，使之能容三千吨位的船舶自由出入。
（三）开发农业经济计划，在华北各处设立农事试验场，并向天津及其他各地派遣若干农业指导员，确保农产品购销，保障日本所需的棉花、羊毛等类产品等。
（二）掠夺华北资源
日本掠夺华北资源的重要目的，是为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及更大范围的扩张和进攻英、美、苏的战争作准备。矿产是日本掠夺的重点。华北煤矿储量居全国之首，质量亦为上乘，多为炼焦用煤及无烟煤；铁矿不但储量丰富且品位很高，含铁量达50％以上，宜于直接冶铁。
“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在华的掠夺性投资发展极快，其重点在于华北。以1936年为例，日本在华矿业投资支配资产额为万元，其中华北万元，占99％，在华北矿业投资中，又主要集中于煤、铁、金矿各业，投资额达万元。投资方式中，合办投资额量大，达万元，约占67％，其次是贷款，为万元，约占17％，直接投资只占16％左右。〖〔日〕东亚研究所：《日本的对华投资》上，原书房，1974年复刻版，第208～210页。〗
在矿业中，煤炭又占主要地位。1936年日本向中国煤业投资总额达万元，其中华北地区为万元，占近88％。〖〔日〕东亚研究所：《日本的对华投资》上，原书房，1974年版，第208～210页。〗
在合资矿业中，日方占有统治地位，在一些煤、铁等重要行业的中日合办公司中，日方自不待言占有垄断地位。同欧美相比，1936年日本在华北等关内地区投资达万美元，超过了历来在华经济势力最大的英国。〖吴承明：《帝国主义在旧中国的投资》，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158页。〗
日本对煤铁等矿，采取盗匪式的直接夺取，如“柳江煤矿”年产量在25万吨左右，被“日本泰记公司”仰仗关东军的势力，以半抢半买的形式霸占。
棉花是日本掠夺的又一重点。日本国内很少种植棉花，其纺织业所需棉花的98％依靠进口。中国华北各省均适于种植棉花，产量很大。1933年仅从天津出口的棉花，价额即达1980余万元。日本自侵入华北即开始夺取华北的棉花产地，日本驻天津领事馆在天津设立所谓“华北农场试验所”，在南开八里台设场植棉，并利用汉j转手，以中国人名义偷买中国土地。冀东伪政权更划定通县、丰润、玉田、迁安、滦县、香河、遵化、抚宁、昌黎等县的几万顷土地，为日本“兴中公司”试验植棉的农场。于是“华北棉花公司”、“通县棉花试验所”、“东亚棉花协会”等掠夺华北棉花的组织纷纷建立。
同时，6家日本纱商也成立了“棉花协会”和“棉花交易所”，以便控制华北的棉花产地和棉花市场。
“兴中公司”则拟定华北种棉的5年计划，企图独霸华北的棉产。
棉纺业也是日本垄断的重点。“九·一八”事变之后，由于日本向华北侵略扩张的战略需要，以及华北棉花得天独厚，量大质优，因而，贪婪的日本财阀将纺织资本急剧转向华北。日本以收买、吞并或新设厂的办法，排斥华资企业。自1935年至1937年间，天津原有7家较大的华资公司被日资吞并4家，占天津纱绽总数70％以上。〖高村直助：《近代日本的棉业与中国》，东京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