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安排大批国家军事订货，将飞机、军舰、火炮、弹药以至新式武器的制造也交给民间企业。巨额的军事订货和超额的利润，吸引大批私人企业迅速向军事工业方面转化，民间企业形成了一股发展军工生产的热潮。
1931～1936年，日本政府向民间企业的军事订货和军事投资的金额，为向官营军事工厂投资金额的3倍。日本军火生产增产计划的实现，主要依靠民间企业。如从1931～1936年的6年中，陆军的军事费合计为亿日元，其中约％即亿日元，作为兵器制造费的支出，而兵器制造费的％即亿日元，支付给了民间企业，支付给官营工厂的只占％即亿日元。海军方面，从1933～1936年的4年中，军事费合计亿日元，其中61％即亿日元，用于舰船、兵器等的生产，而舰船、兵器等制造费的75％即亿日元，用于向民间企业订货，仅以25％即亿日元，用于向官营工厂订货。〖〔日〕小山弘健：《日本军事工业的历史分析》，御茶水房，1972年版，第217页。〗
由此可以看出，在军工生产中，民营企业所占的比重超过了官营企业。为了准备发动更大规模的侵略战争，日本的军事工业走上了新的发展阶段。
巨额军事订货和军事利润的增长，推动日本老财阀资本迅速转向军事工业方面。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政府指定生产军工产品的企业有110家，其中拥有实力的工厂，基本上全部属于三菱、三井、往友、大仓、久原等老财阀。它们纷纷改变经营方针，扩大军事工业投资，从事军舰、飞机和机械化装备的制造。在经济军事化的过程中，日本政府又扶植了一批与军阀密切勾结，以生产武器和军需品为主的新兴财阀即康采恩。如：日产、日氮、森、日窒、日曹、理研等军人康采恩。这些新兴财阀在军方的支持和扶植下，乘着“军需通货膨胀”的浪潮，迅速发展成为日本军事工业中最富侵略性的一支力量。1931～1936年，民间企业同军事有关的投资在总投资中所占的比例，老财阀为14～26％，主要投资于为军事工业提供原料的基础军需生产部门，而新财阀为50～95％，主要投资于直接生产军火的部门。
在军事工业的带动下，日本的工厂企业由1932年的万个，增加到1936年的万个。日本的工业产值从1930年的亿日元，增至1937年的亿日元。重工业产值在整个工业中所占的比重，由1930年的％（即亿日元），上升到1937年的％（即亿日元），轻工业产值在整个工业中所占的比重，则由％，下降为％。 〖〔日〕小山弘健：《日本军事工业的历史分析》，御茶水书房，1972年版，第199页。〗
日本已由轻工业为主体的工业，进到了以重工业为主体的工业。至1936年，日本重工业产品的产量，有些已进入世界的前列，船舶居世界第3位，水泥、钢块、生铁、汽车的产量，分别居世界第5、6、7、8位。〖〔日〕东京大学社会科学研究所：《战时日本经济》，东京大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8页。〗
从1931年到1937年，某些重工业产品的年产量增长见下表：
1931～1937年某些重式业产品的年产量*
产品1931年1937年增长倍数
钢（千吨）
钢材（千吨）
石油产品（千吨）
汽车（台）
造船（吨）
*〖〔美〕战略轰炸调查团：《日本战争经济的崩溃》，日本评论杜，附表c—21、c—22（钢、钢材）；〔日〕东洋经济新报社：《昭和产业史》第1卷，东洋经济新报社，1950年版，第61、325、265页（石油产品、汽车、造船）。〗
从1931年至于937年，日本陆海军兵器的年生产量，更是有数倍至数十倍的增长，详见下表：
1931～1937年日本兵器年产量*
兵器名称1931年1937年增长倍数
步枪（支）
机枪（挺）
火炮（门）
坦克（辆）
飞机（架）
军舰（吨）5100517249
*〖〔日〕小山弘健：《日本军事工业的历史分析》，1972年版，第175页（坦克）；〔日〕安藤良雄：《太平洋战争的经济史的研究》，东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374～375页（步枪、机枪、火炮、飞机、军舰）。〗
五、增加在华驻屯军（参见附图15）
所谓驻屯军，是按照帝国主义强加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不平等条约，即1901年八国联军迫使清政府签订之《辛丑条约》建立的。它应允诸国“常留兵队，分保使馆”，“酌定数处，留兵驻守，以保京师至海通道无断绝之虞。今诸国驻守之处，系黄村、廊坊、杨村、天津、军粮城、塘沽、芦台、唐山、滦州（今滦县）、昌黎、秦皇岛、山海关。”〖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4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0年版，第32页。〗 并对各国驻兵数目作出了规定。
据此，日本编成“清国驻屯军”，在北京、天津等地驻守。但是，日本从1911年起即增加了“北清派遣队”步兵1个营、机枪6个排。1927年4月，又扩大编制在天津成立中国驻屯军司令部。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除上述驻守部队外，又配属了1年轮换制的临时派遣队（步兵2个营及工兵、通信、炮兵等分队）。
1936年，日本随着侵华战争步伐的加快，广田内阁决定再次大幅度地增加中国驻屯军，扩大其编制，在驻屯军司令部下设驻屯步兵旅司令部（辖步兵第1、第2团）、坦克队、骑兵队、炮兵团、工兵队、通信队、宪兵队及医院、仓库等。总兵力由改编前（6月1日）的人员1771名，马174匹，增至改编后（6月10日）的人员5774名，马648匹，兵力增加近3倍。同时，将过去每年的轮换制，改变为永驻制。上述扩充的日军各部队，6月上旬先后在中国登陆，强行部署于塘沽、滦县、山海关、秦皇岛等地，控制战略要点。据1936年9月22日《申报》讯：华北日驻军总数已达万人以上。
日本政府在1936年如此猛增中国驻屯军，是与扩大侵华战争的战略企图相关联的。正如日本陆军参谋部在给中国驻屯军司令官的命令和指示中所指出的那样：增加驻屯军的“目的在于，暗地增强驻屯军的威力，配合帝国外交工作的刷新”，“中国驻屯军司令官为维持停战协定地区的治安，需要时可对该地区行使兵力。”在使用兵力时“应在不声不响之中发挥威力”，驻屯军的“战时任务，比过去稍显积极。”
这就一语道破了此举的用心，增加驻屯军是日本侵华战争全面升级的预兆，是加强战略先遣支队的必要部署，是对中国主权的公然侵犯，而绝不是什么防卫使馆、保护侨民。
当时，任日本驻屯军参谋长的桥本群，在1939年回忆中也承认：“按照条约，在各国驻屯军中日本兵力是很多的，日本驻屯军的兵力在事变前，即1936年6月增加到一个旅，把这样多的兵力放在华北还认为没有关系，我觉得很值得研究。”〖〔日〕《现代史资料9·日中战争2》，美铃书房，东京1978年版，第334页。〗
日本陆军参谋部有关方面也承认：“如此增加兵力，中国人自不待言，即对住在化北的日本人和外国人，也都给以将对华北以武力推进工作之感。”〖〔日〕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大本营陆军部》，朝云新闻社，1969年增印，第375页。〗
日本的中国驻屯军猛增兵力后，首先以一部加强原驻兵据点，控制北宁铁路沿线的塘沽、滦县、山海关、秦皇岛等要地，以保障运兵线和后勤补给线的畅通。接着，便谋划对北平实施战略包围的新部署。按照不平等的《辛丑条约》，日本除在北平使馆区可驻守少数的警备兵力外，不得在北平的任何地点驻扎兵力，即使在北宁铁路线，也只允许在指定的地点驻兵警备，通县和丰台两地，是北平东西两面的战略要地，失去该两地，北平即陷于被东西包围的态势。特别是丰台地位更为重要，它是连接平汉、北宁铁路线的交通枢纽，是北平西南的咽喉。
日本将驻屯军开进通县和丰台，这是对中国主权不能容忍的侵犯。这一点就连日本军阀陆军次官梅津美治郎也不得不承认，驻屯军驻守点“根据议定书的规定不能离开北宁铁路而置于通州”〖〔日〕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朝云新闻社，1983年增印，第78页。〗 而丰台即非《辛丑条约》指出的地点，它又是平汉铁路的通道。
1936年5月，日本驻屯军开始在丰台非法建造兵营，并不断派人到中国驻军兵营挑衅制造事端，然后提出抗议，要求第29军从丰台撤出。7月下旬，日本驻屯军步兵旅第1团第3营强行进驻丰台。9月中旬，再次挑起两军枪击事件，逼迫宋哲元从丰台撤出中国驻军。
日本在增加华北驻屯日军的同时，在华中等地也不断增兵。1936年9月，日军借口所谓“北海事件”〖指1936年9月3日广东北海日商侨中野被杀事件。〗，即以“调查”为名向中国南海方面派遣军舰。
同时派舰艇和特别陆战队进至上海，增强原上海特别陆战队兵力。日本海军第3舰队调集部分舰艇，进至汉口，增强原驻之特别陆战队。此外，组成第11航空队集中于台北。
日本如此穷兵黩武地增加在华的日军，有的日军高层人士仍认为增加得不够，还要加强。如1937年6月5日，日本陆军教育总监香月清司中将，即向陆军中央部报告：“华北形势相当紧迫。因此，中国驻屯军增强兵力很有必要，也许马上还办不到，最少希望增强热河的兵力，以备华北方面使用。”〖〔日〕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1），朝云新闻社，1983年增印，第133页。〗
日本在华驻屯的日军，经过1936年以来的大量增加，其在华北的主力中国驻屯军1937年7月初的兵力和部署如下：
驻天津部队：军司令部（司令官田代皖一郎中将、参谋长桥本群少将），中国驻屯军步兵第1团第2营及步兵第2团（欠第3连及第3营）、坦克队、骑兵队、炮兵团、工兵队、通信队、宪兵队、军医院、军仓库。
驻北平部队：中国驻屯军步兵旅司令部（旅长河边正三少将），步兵第1团、电信所、宪兵分队、军医院分院。
分遣队：通县、丰台、塘沽、唐山、滦县、昌黎、秦皇岛、山海关分遣队。其中丰台分遭队，兵力为步兵第1团第3营及步兵炮队，其余分遣队，兵力多数为1个连。
除以上部队外，还有陆军特务机关，分设于北平、通县、天津、太原、张家口、济南、青岛等地。〖〔日〕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1＞，朝云新闻社，1983年增印，第138～139页。〗
此外，日军还在张北、嘉卜寺、归绥、保定、郑州、平凉、额济纳等地设有特务机关。
六、频繁的现地侦察和军事演习
日本为了进一步了解中国方面的政略战略动态，摸清现地中国军队的防御部署和作战准备，掌握必要的兵要地志情况，便于策划侵华战争的全面升级，从1937年3月起，由陆海军中央部派出高级将校参谋要员，以所谓“视察”、“旅行”等名目，多次到华北、华中等现地进行秘密侦察，或召集现地将校回东京，汇报当前中国军政的形势。
3月上旬，日本陆军参谋部将日本驻中国大使馆武官喜多诚一少将、中国驻屯军参谋和知鹰二中校、关东军参谋大桥熊雄少校3人召回东京汇报现地形势。
4月起，派遣教育总监部部长香月清司中将，对中国华北和东北，进行了为期1个半月的“视察”，6月令其就华北状况向日军中央部作了报告。
5月下旬，派遣陆军省的军务科长柴山上校、外务省的东亚局长森岛守仁、海军方面代表藤井茂少校3人，到中国华北地区，向现地日军传达陆海军中央部的方针。同时，又派遣参谋部第7科科长永津比重上校，偕同柴山上校在华北现地“视察”，征求当地指挥官的意见。5月下旬，还派遣参谋部3科部员公平匡武少校和井本熊男上尉，以“旅行”为名，先后到天津、北平、张家口、归绥、大同、太原、济南、青岛等地“视察”和了解情况。井本于6月中旬回东京汇报，公平少校又去华中方面探听情况，6月底返东京作了报告。
6月中旬，日军参谋部派遣军事科高级科员冈本清福中校，到中国现地了解卢沟桥附近的形势，并处理配备参谋人员问题。在短短的3个多月中，日本竟频繁地派出6批将校幕僚，前往中国华北、华中和东北地区，进行战略性的侦察，仅仅这一事实本身，就足以说明问题的实质。
日军为了检验和完善全面侵华战争的计划，训练部队以适应新作战计划的要求，提高其战斗准备程度，在日本国内和中国现地，进行了反复的指挥官演习和部队战术演习。1936年末，日本陆军参谋副总长西尾寿造中将，率领将官10名左右，在日本京都、名古屋进行了一次异乎寻常的图上军事演习。这个高层次的演习想定，是首先全面进攻中国，夺取其人力、物力资源，然后在有利的态势下，再向苏联进攻。这是日本将侵华战争扩大升级，尔后向第三国发动侵略的世界战略的预演。因此，日本组织全部现役和退役上将，参观了这次演习，以统一战略思想。亲自参加演习的将官，随后都担任了日军全面侵华战争各兵团的司令官。〖〔日〕《现代史资料9，日中战争2》，美铃书房，东京1978年版，第310页。〗
1937年5月，日本陆军参谋副总长今井清中将，率领参谋部及有关方面的幕僚，赴中国东北进行参谋旅行演习。这次演习，实际上是上年末日军高级指挥官图上军事演习的延伸和具体化，是司令部指挥机关和参谋业务的演习，用以提高指挥机构适应全面侵华战争的效能。
1936年9月，日本的中国驻屯军通过卑鄙的手段，非法侵占丰台后，在丰台附近地区开始频繁的挑衅性军事演习。他们明火执仗地以中国军驻地为目标，指挥部队演练攻击。有时，日军演习的散兵线，竟冲入中国军队防守的步哨警戒线内百余米。有时，日军的演习部队，竟无理要求通过中国军队驻守的宛平城和卢沟桥。企图以武力威胁，逼退中国守军。日军演习的次数由每月或半月1次，增加到每3～5日1次；演习的时间由白天演习，增加到昼夜演习；演习用弹，由空包弹射击演习增加到实弹射击演习。
与此同时，在华北各地的日军，均在现地进行军事演习。驻塘沽日军30余人，乘小船在海河进行军事演习，竟悍然在中国驻军第29军防守的东大沽阵地登陆，并且不听劝阻，开枪射击，酿成“大沽冲突事件”。在北平市内的日本驻军，更野蛮地擅自在东单牌楼和长安街邻近东交民巷使馆区一带演习巷战。日军在民房顶上以沙袋筑垒、架设机枪，坦克由街道隆隆而过，俨然成了城市的“占领者”。
1936年10月26日至11月4日，中国驻屯军在北平西南郊举行秋季大演习，这是以夺取北平外围卢沟桥、宛平城等要点，最后攻占北平为目标的一次预演。步兵、骑兵、炮兵、坦克协同配合，进行综合演练。在1937年上半年，日本的中国驻屯军的军事演习，更是进入紧张的阶段，连、营级的战术演习，不分昼夜连续进行，实弹射击经常不断，已进入全面战争升级的待命阶段。
在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编写的《中国事变陆军作战》中，就此寥寥提到几笔：“我们部队的以下行动可能刺激了他们的神经，兹举数例如下：
（ 1）驻丰台部队的中期（5月至6月为连及营教练演习期间，特别是连教练的完成期为5、6月）的连教练，不分昼夜地进行。
（2）（驻屯）军司令部随时对驻丰台部队进行检阅。5月下旬，军的大部幕僚齐集于一文字山（即大枣园山），检阅该部队。
（3）团长去丰台部队按教育计划检阅了连教练；以后辅助官又经常去该地一带检查。
（4）旅长、团长去该地附近视察了演习情况。
（5）本年6月至7月上旬，步兵学校教官千田上校为普及新步兵操典草案，曾在卢沟桥城北面实施演习。北平及丰台部队的干部多数参加。”〖〔日〕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1＞，朝云新闻社，1983年增印，第144页。〗
中国驻屯军不分昼夜地紧张演练，旅、团各级指挥官反复督促检阅，力求完成预定的扩大侵华的准备，以便东京一声令下，能立即挑起事端，进而按照规定的侵略计划，发动全面战争。
第二编 救亡高嘲（～）
第二编 小结
自1933年1月至1937年7月6日，是日本帝国主义继武装占领中国东北之后，又向华北扩张，制造华北事变，进而加速进行全面侵华战争准备的阶段；也是中国在民族危机日益加深的情况下，由分裂到团结、由国内战争转向抗日战争、由局部抗战走向全国抗战的阶段。在这个阶段中，内外矛盾错综复杂，中国社会处在激烈动荡和变化之中，它给人们以多方面的启示。
日本不断变换侵略中国的策略，但是万变不离其宗。
为了实现先取满蒙再占全中国的既定目标，日本帝国主义在武装占领东北、进攻上海、炮制伪满洲国之后，又武装进攻热河和长城以南，打开了入侵华北的大门。尔后改变策略，将武装“鲸吞”变成和平“蚕食”，企图以军事为后盾，通过政治压眼，不战而取华北。日本这时之所以要对华北采用“蚕食”策略，主要是因为：日本自身力量的不足；国际舆论的压力；中国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涨；国民党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到1936年，随着日本法西斯政权的正式确立和战争准备的逐步就绪，德意法西斯在欧洲和非洲动武，再加上西方列强继续对日本实行绥靖政策，促使日本又由和平“蚕食”华北转向准备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妄图一举灭亡全中国。这一演变过程表明：日本侵略中国的策略手段是为其根本政策服务的，尽管策略手段不断变化，但其灭亡中国，称霸亚洲的这个“宗旨”是不会改变的。
国民党政府实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不得人心，必然破产。
“九·一八”事变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北，使中日民族矛盾开始上升，团结御侮，抗日救亡逐渐成为历史的潮流和全民族的共同要求。可是执政的国民党违背历史潮流和民族意志，提出了“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对内用兵，全力“围剿”红军，破坏局部抗战，镇压抗日救亡运动；对外步步退让，造成东北沦陷，淞沪、长城等抗战夭折，并先后与日本签订了上海、塘沽、秦土与何梅等一系列丧权辱国的协定，加深了民族危机。蒋介石国民党的倒行逆施，激起了全国各阶层人民和爱国人士、爱国将领以及国际进步舆论的公愤。
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推动下，在全国抗日救亡特别是“一二·九”运动的冲击下，在国民党内抗日派的促进下，在华北事变后英美等国在华利益和国民党中英美派的利益受到损害的情况下，特别是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迫使蒋介石国民党终于放弃了“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实现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国民党“攘外必先安内”政策从提出到推行到破产告诉人们：历史潮流不可阻挡，民族意志不可违背。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政策之所以破产，就在于违背了团结御侮，抗日救亡这一历史潮流。
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反映了中国人民抗日救国的根本利益，因而深得人心。在日本帝国主义入侵、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之际，中国共产党顺应历史潮流，代表民族意志，多次发表决议、宣言和内部指示，积极引导全国的抗日救亡运动，大力支持国民党爱国将领的抗战行动，直接领导东北的抗日游击战争，适时地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理论和政策，并坚持不懈地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而奋斗，因而得到全国各阶层人民和爱国人士、爱国将领、爱国侨胞，以及世界进步人士的拥护和支持。
经过“抗日反蒋”到“逼蒋抗日”和“联蒋抗日”的发展过程，最后终于迫使蒋介石国民党抛弃了“内战、独裁和对外不抵抗政策”，〖《毛泽东选集》（合订一卷本），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238页。〗 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初步实现了国共两党的再度合作，中华民族从此由分裂走上了团结抗战的道路。中国政局的这一重大变化，不仅给予日本的全面侵华政策以沉重的打击，而且对于全民族抗战的发动、坚持与胜利具有深刻的影响，同时也为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形成提供了借鉴。
后记
在本卷编写过程中，得到军事科学院领导同志的指导。中央档案馆、中国人民解放军档案馆、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国防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解放军出版社及本院有关部门，给予了支持帮助。彭明、王淇、张注洪、王桧林、丁守和、王振德、吕永和、马仲廉、何理、莫阳、沈宗洪、傅吉庆、吴春秋、谢钢等同志，参加了中卷史稿评审，提出了许多宝贵意见，本书还吸收了近年来学术界研究的成果。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 1993年3月
主编：王道平
副主编：罗焕章 支绍曾
编写人员：高培 王明亮 柳茂坤 王天成 韦显文 支绍曾 罗焕章 耿成宽 贺新城 徐勇 彭玉龙 周小宁
大事记编制 高培
出版说明
抗日战争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最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中国人民在长达14年的抗日斗争中，付出了巨大的民族牺牲，创造了光辉的业绩，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伟大的贡献。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编写出一部全面系统地反映14年斗争的抗日战争史，总结和借鉴抗日战争的经验，对弘扬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精神，促进祖国的统一、民族的团结和国家的富强，具有重要的意义。
《中国抗日战争史》的编写任务，是根据国务院的批示精神，由有关单位于1982年4月29日召开的“关于落实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第五号提案”的会议上确定的，具体由军事科学院负责。该项目是“七五”社科研究规划的组成部分，并先后列入《全军一九九○年前军事学术研究的重点课题》和《全军军事科研“八五”计划的重点课题》。还被列入《1991年—1995年国家重点图书选题出版计划》。在编写中，我们力图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角度，探讨中国抗日战争从局部抗战到全国抗战的进程和规律，全面反映正面和敌后两个战场的军事行动，以及政治、经济、文化和外交等备方面的情况，全书共分三眷六编。上卷（～）分为第一编东北沦陷，第二编救亡高嘲；中卷（～）分为第三编举国奋战，第四编转入相持；下卷（～）分为第五编渡过难关，第六编走向胜利。各卷均附有照片、地图及大事记。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 1993年3月
第三编 举国奋战（—）
第十一章 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中国实行全国性抗战
第一节 日本全面侵华时的形势与日中实力对比
一、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时的形势
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是在资本主义世界开始新的经济危机、国际局势动荡不安、日本内外矛盾加剧和中国政局发生重大变化的形势下发生的。
1937年下半年，一场新的世界经济危机从美国开始，蔓延到英国、法国和其他一些国家。这次危机比上次更为严重。在危机的第一年，美、英、法三国的工业生产分别减少了％、％、％，失业人数高达1800万人。德、日、意法西斯国家，由于大力发展军事工业和不断进行侵略，暂时还未陷入危机，但是这种片面地发展军事工业，以及战争的巨大消耗，必然带来新的危机。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的险恶形势，更加激化了各国之间的矛盾。
德、日、意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崛起的法西斯帝国主义国家。它们为了逃避危机和实现重新爪分世界的目标，加紧相互勾结和准备发动大规模的侵略战争。经过签订和参加《反共产国际协定》，德日意初步形成了以柏林——罗马——东京为轴心的法西斯集团。在欧洲，德意一方面与英法美进行经济争夺，强化干涉西班牙的局部战争，另一方面积极准备发动新的侵略战争。
1937年11月5日，希特勒在德国主要军政首脑秘密会议上，决定了首先吞并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以消除侧翼威胁的战略方针。
在亚洲，日本军事经济急剧膨胀，1937年日本的陆海军武器生产总额，比1931年增长了8倍。垄断资本的暴富和劳动人民贫困化的加深，使1936年日本参加工农斗争的人数超过42万人，达到战前最高水平。在日本国内，不仅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而且统治阶级内部亲德意派与亲英美派之间，政党、军部、政府之间的矛盾也很突出。
在远东，日本与英美等国的矛盾亦不断加剧。随着“二·二六”事件后日本法西斯政权的确立和大规模的扩军备战，日本对战略原料、市场的需求和扩张的欲望也越来越高。在变中国华北为第二个“满洲国”的计划碰壁后，日本正加紧策划全面侵华战争。
英、法、美等国家，虽然同后起的德日意法西斯国家存在着尖锐的矛盾，但经过几次经济危机的严重冲击，已力不从心，为了保住现有市场和殖民地，它们在法西斯侵略面前，采取了一种姑息迁就的绥靖政策。在英国，张伯伦于1937年5月出任首相后，全面推行绥靖主义政策。他的总计划是：“在最近一年之内争取同德国和意大利议和，并缔结四国条约。”〖《苏联对外政策档案》，全宗011，1937年第1卷，第48页。〗
为此，张伯伦指派亲信哈里法克斯勋爵前往德国，向希特勒表示英国同意满足德国对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和但泽的要求。英国还试图拿中国东北与日本做交易，以保住其在远东的权益。这时的法国，也把自己的安全寄托在同英国的联盟上。
此时的美国，则实行一种名力“中立”，实为“绥靖”的政策。美国国务卿赫尔于1937年初设想了一个包括军备限制、政治保证和殖民地重新调整的欧洲问题总解决方案，企图以此换取“德国放弃自给自足的经济体制和扩充军备。”〖〔英〕c·a·麦克唐纳：《美国、英国与缓靖》（1936～1939），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7年版，第14页。〗
在远东，美国“担心以任何形式出现的英美统一阵线，都会在日本激起支持军队‘极端分子’的舆论，从而危及和平”。〖〔英〕c·a·麦克唐纳：《美国、英国与绥靖》（1936～1939），第42页。〗 并坚持从经济上绥靖日本，源源不断供给日本战略物资，起了助纣为虐的作用。
当30年代资本主义世界处在经济危机状态的时候，苏联的社会主义经济一直顺利发展，1937年提前完成了第二个五年计划，工业总产值已由1913年欧洲第4位世界第5位，跃居欧洲第1位世界第2位。面对法西斯国家的战争威胁，苏联致力于建立国际集体安全体系的努力，但遭到英法美等西方大国的拒绝。在这种情况下，为了争取时间建设和巩固内部，并打破西方大国祸水东引的企图，苏联也极力避免与德日意法西斯国家直接发生对抗。世界人民的反法西斯斗争，自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提出组织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任务后，有了较大的发展。特别是欧洲西班牙人民反对德意武装干涉和亚洲中国人民反对日本侵略的斗争，遥相呼应，并得到了世界人民的同情和支援。
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及其和平解决，促成了中国政治形势的重大转变，国共两党开始走上团结抗战的道路。
1937年，国共两党为动员和准备全国抗战，在军事、政治、经济和思想诸方面做了相当的工作。国民党还于1937年6月中旬决定在庐山召集全国高级将领、各界人士座谈会，共商军政大计，研讨对日方策。共产党亦于5月在延安召开全国代表会议，提出了争取民主，发展和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基本任务，号召力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实现全民族的解放而斗争。中国政局的这一重大变化，不仅给日本的侵略政策以沉重的打击，而且对中国全民族抗战的发动与坚持将产生深刻的影响。此时，中国社会虽然有了很大的进步，但仍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弱国，国民政府还不愿实行民主政治，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尚未正式建立，抗战准备还不充分。
正是在上述背景下，日本法西斯集团决定利用对其有利的国际形势，趁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尚未达成之机，迅速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以此摆脱国内经济、政治危机，实现征服中国的既定目标，并加强它争霸世界的地位。
事实表明，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已越出一国的范围而成为国际法西斯侵略战争的一部分。中国抗战也不是孤立的，它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
尽管西方大国的绥靖政策给世界人民的反法西斯斗争和中国抗战带来一些不利影响，但由于中国人民的觉醒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初步形成，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必将遭到中国军民的坚决抵抗，使其陷入难以摆脱的困境。
二、日、中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对比
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时，日中双方总的实力对比是日强中弱。正如毛泽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