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人；第129师由红四方面军之第4、第31军及陕北红军第29、第30军、陕甘宁独立第1～4团和第15军团骑兵团编成，共万人；总部直属队3000余人。全军共计万人。其编制序列如下。
第八路军总指挥部：总指挥 朱 德 副总指挥 彭德怀
参谋长 叶剑英 副参谋长 左 权
政治部主任 任弼时 副主任 邓小平
第115师：师长 林 彪 副师长 聂荣臻
参谋长 周 昆 政治部主任 罗荣桓
第343旅：旅长 陈 光（第685、第686团）
第344旅：旅长 徐海东（第687、第688团）
第120师：师长 贺 龙 副师长 萧 克
参谋长 周士第 政治部主任 关向应
第358旅：旅长 张宗逊（第715、第716团）
第359旅：旅长 陈伯钧（第717、第718团）
第129师：师 长 刘伯承 副师长 徐向前
参谋长 倪志亮 政治部主任 张 浩
第385旅： 旅长 王宏坤（第769、第770团）
第386旅： 旅长 陈 赓（第771、第772团）
第八路军后方总留守处主任 萧劲光
为了加强党对新形势下军事工作的领导，中共中央政治局洛川会议决定，成立新的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由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11人组成，毛泽东为书记（实际称主席），朱德、周恩来为副书记（实际称副主席）。
会议期间，中央政治局常委还决定成立中央军委前方军分会（后称华北军分会），由朱德、彭德怀、任弼时、张闻天、林彪、聂荣臻、贺龙、刘伯承、关向应等9人组成。朱德、彭德怀分别为正副书记。同时，中央还决定各师成立军政委员会，由林彪、贺龙、刘伯承分任三个师的书记。
10月16日，中共中央军委决定，成立军委总政治部，任命任粥时为主任。
22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决定恢复一度取消的政治委员制度，先后任命了师、旅级政治委员。聂荣臻、关向应、张浩分别为第115、第120、第129师政治委员；萧华、黄克诚、李井泉、王震、王维舟、王新亭，分别任第343、第344、第358、第359、第385、第386旅政治委员。同时，还撤销了各级政训处，恢复了师、旅级政治部。中国共产党还在南京、武汉、西安、重庆、太原、兰州、迪化（今乌鲁木齐）等地，公开建立了八路军办事处，在广州等地设立了八路军通讯处。
二、八路军出师华北前线抗日
8月下旬，中共中央政治局洛川会议确定八路军的基本任务是：创建抗日根据地，钳制与消耗敌人，配合友军作战，保存和扩大自己。八路军的战略方针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八路军的作战地区为冀察晋绥四省交界地区。
8月22日，正当日军对华北展开多路进攻，国民党军节节后退之时，中共中央军委未等八路军改编就绪，即命令第115师主力从陕西三原地区誓师出征，8月31日，该师经韩城东渡黄河，至侯马乘火车沿同蒲路北上，挺进晋察冀交界地区。9月3日，八路军总部与第120师主力分别由陕西泾阳云阳镇和富平县庄里镇出发，跟随第115师之后，向华北抗日前线挺进。9月30日，第129师主力也由富平庄里镇出动，东进北上。八路军开赴前线，纪律严明，勇敢迎敌，受到战区人民的称赞。
正当八路军日夜兼程奔赴抗日前线之际，沿平绥路西进的日军察哈尔派遣兵团于9月13日占领大同后，以一部继续向绥远进攻，主力则沿同蒲路南下。与此同时，日军华北方面军之第5师，亦由平绥路东段之宣化南下晋察冀交界地区。中国第2战区部队退守平型关至茹越口内长城一线。9月中旬，日华北方面军7个师沿平汉、津浦两路南犯，突破中国第1战区保定——沧县防线后，继续向石家庄——德县一线进攻。在此形势下，毛泽东于9月16、17日，向八路军发出变更战略部署的指示。指出：敌之战略计划是以大迂回姿势，企图夺取太原，威胁平汉路友军侧背，进而实现夺取华北五省的计划。同时判断恒山山脉一带必力日军夺取晋察冀三省之战略枢纽。
根据这一敌情变化，毛泽东决定将原来三个师集中配置在恒山山脉一区的计划，改为分散配置于山西省的四角，即：第120师转至以管涔山脉为依托的晋西北地区；第115师立即进入恒山山脉南段，准备逐渐南移展开于太行和太岳两山脉中；第129师于适当时机进至以吕梁山脉为依托的晋西南地区。变更后的部署对敌占中心城市和交通要道形成四面包围之势，它对于八路军保持战略上的主动，配合国民党军作战，粉碎日军的进攻，对于独立自主地进行山地游击战、创建敌后根据地，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为统一八路军指战员对实行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战略方针的认识，加速全军向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转变，并使友军也了解与同意这一方针，毛泽东于9月1日致电彭德怀，要求向全军和友党友军解释八路军“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的基本原则。这一原则包括：八路军有“依照情况使用兵力的自由”；“有发动群众创造根据地组织义勇军之自由，地方政权与邻近友军不得干涉”；南京国民政府“只作战略规定”，八路军有依据情况灵活机动“执行此战略之一切自由”；并“坚持依托山地与不打硬仗的原则”。〖《毛泽东军事文选》，战士出版社，1981年版，第81页。〗
21日，毛泽东再电彭德怀，强调指出：“今日红军在决战问题上不起任何决定作用，而有一种自己的拿手好戏，在这种拿手戏中，一定能起决定作用，这就是真正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不是运动战）。”〖《毛泽东军事文选》，战士出版社，1981年版，第84页。〗
25日，毛泽东给中央北方局的电报中又指出：“整个华北工作，应以游击战争为唯一方向。一切工作，例如民运、统一战线等等，应环绕于游击战争。”〖《毛泽东军事文选》，战士出版社，1981年版，第85页。〗
八路军总部根据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于9月21日和25日先后对各师发出指示和训令，要求各部队“应以机动灵活的袭击求得消灭敌人小部”，同时立即在八路军所到之处“独立自主地担负起群众工作”，动员群众，开展群众性游击战争。指示还划分了各师开展游击战争和做群众工作的地区。根据总部指示和地区划分，第115师于9月中旬向五台、繁峙、灵丘等晋东北地区及冀西阜平地区推进；第120师主力于9月下旬前进到宁武、神池等晋西北地区，其第359旅开至五台、平山地区活动；第129师准备向正太铁路以甫之晋东南地区发展。
三、平型关战役
9月中旬，由平绥路东段向西南进攻的日华北方面军第5师，在由大同向南进攻的察哈尔派遣兵团的配合下，迅速向内长城线逼近，企图突破平型关要隘，歼灭第2战区部队，从右翼配合华北方面军主力在平汉路的作战。
至9月20日，日军第5师已占领晋东北的广灵、浑源和灵丘等地；察哈尔派遣兵团亦进逼晋北雁门关，在日军进攻下，中国第2战区司令长官决定在平型关——雁门关——神池内长城线组织防御，凭借长城夭险阻止日军进入山西腹地。部署杨爱源所部第6集团军（辖第15、第17、第33军）担任右翼北楼口以东至平型关的防御；傅作义所部第7集团军（辖第34、第35、第19、第61军），担任左翼北楼口以西至神他沿线防御。9月21日，日军第5师第21旅一部由灵丘向平型关进犯，其后续部队，亦有向平型关开进的模样。第2战区司令长官决心集中4个师和两个旅的兵力，歼灭平型关之敌，并致电八路军总指挥朱德称：“我决歼灭平型关之敌，增加八个团的兵力拂晓可到，希电林师夹击敌之侧背。”〖《中国现代政治史资料汇编》，第3辑，第4册。〗
为了配合友军作战，八路军总部按照中共中央调整战略部署的指示，令第120师进至雁门关以西的神他地区，侧击由大同南犯之日军；令第115师进至平型关以西之大营镇待机，准备侧击进犯平型关之日军。
第115师赶到大营镇后，立即侦察平型关方向的敌情、地形。得知日军第5师正由浑源、灵丘、涞源分三路向西进攻，各路相距较远，兵力分散，进攻平型关方向的日军约一个旅。
平型关以东是群山连绵的谷道，而两侧高地又便于隐蔽机动和伏击。
据此，第115师决心以伏击手段，歼灭由灵丘向平型关进犯之日军，配合友军作战，并报请军委和八路军总部批准。23日，第115师在上寨召开连以上干部会议，进行战前动员。当夜，师部率主力进至平型关东南15公里的冉庄地区。24日，林彪师长和聂荣臻副师长组织干部现地勘察后，确定在平型关东北关沟至东河南村长约13公里的公路两侧高地设伏，将由灵丘向平型关进攻的臼军歼灭于狭谷之中，具体部署是：
以师独立团和骑兵营插到灵丘——涞源——广灵之间地区活动，钳制和打击增援干型关之日军。
以第343旅两个团担任主攻：其第685团占领关沟至老爷庙以东高地，截敌先头部队，协同友邻围歼公路之敌，并阻击由东跑池向老爷庙回援之敌；其第686团占领小寨至老爷庙以东高地，分割歼灭沿公路开进之敌，尔后协助第685团向东跑池发展进攻；
以第344旅第687团占领西沟村、蔡家峪、东河南村以南高地，断敌退路，阻敌增援。
以第688团为师预备队，置于东长城、黑山村地域。
同日，第2战区第6集团军送来“平型关出击计划”，要求第115师依据原计划由东南出击。为了隐蔽行动企图，第115师于24日午夜利用夜暗和暴雨，由冉庄向平型关东北之白崖台开进，于拂晓前进入预伏地域，并做好了战斗准备。（见附图1）
25日拂晓，日军第5师第21旅后续部队乘汽车100余辆，附辎重大车200余辆，沿灵丘——平型关公路由东向西开进。7时许，该部全部进入第115师预伏地域，第115师抓住战机，立即命令全线突然开火，并趁敌陷于混乱之机，适时发起冲击。第685团迎头截击，歼其先头一部，封闭了日军南窜之路；第687团在蔡家峪和西沟村之间，分割包围了日军后尾部队，并抢占韩家湾北侧高地，切断了日军退路。第686团于小寨至老爷庙之间，实施突击，并令第2营冲过公路，迅速抢占了者爷庙及其以北高地，把日军压缩在狭谷之中。己陷入四面包围、伤亡惨重的日军，拼命向老爷庙反扑，企图向北突围。控制考爷庙及其以北高地的第686团第2营在第1、第3营协同下，连续打退日军多次反扑。在此期间，先期（22日）进占东跑他的日军一部，试图回援老爷庙，亦被第685团所阻。
日军第5师师长板垣征四郎得知其部下将被围歼后，急令在蔚县的第21旅和进至涞源以西的第9旅各一部，火速增援平型关。当该两部行至灵丘以东的驿马岭和以北的王山村时，遭到第115师独立团的迎头痛击，涞源的日军也因受第115师骑兵营的钳制，而不敢倾巢出援。13时许，蔡家峪以东之日军一部与小寨以南彼围日军会合后，在6架飞机火力掩护下，以密集队形，再次向老爷庙高地猛扑，由于敌我短兵相接，日军的飞机也无能为力，其反扑被第686团又一次击退。随后，第686团冲下公路，在第685团的协同下，将该日军全歼。
至此，战斗胜利结束。第115师发扬连续作战精神，向平型关正面东跑他日军逼进，按照与友军达成的协同作战计划，共同消灭该地区之敌。当日黄昏，第343旅两个团迅速抢占了东跑池周围的高地，并将日军包围在东跑池一带盆地。但是由于友军没有按计划出击，致使该日军未能被歼。
八路军第115师在平型关战役中，共击毙日军精锐第5师第21旅1000余人，击毁汽车100余辆，马车200余辆，缴获步抢1000余支，机枪20余挺，火炮1门，以及大批军用物资，取得了全国抗战开始以来中国军队的第一个大胜利。
平型关大捷是八路军首次集中较大兵力对日军所进行的一次成功的伏击战。在日军长驱直人、国民党军节节后退的形势下，八路军首战告捷，使全国人民看到了中华民族的希望所在，从而极大地振奋了全国的民心、士气，提高了共产党和八路军的威望，并赢得了国际舆论的称赞和好评，其政治意义是很大的。
平型关大捷有力地打击了日军的疯狂气焰，挫伤了日军的锐气，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为忻口作战赢得了准备时间。同时，有效地钳制了日军第5师的行动，支援了平汉路友军的作战。
平型关大捷的消息，立时传遍全国。举国上下，莫不欢欣鼓舞。全国各界给共产党和八路军发出的贺信、贺电，达百余件之多。
蒋介石26日在给朱德、彭德怀的贺电中说：“二十五日一战，歼寇如麻，足证官兵用命，深堪嘉慰。尚希益励所部，继续努力。”
上海市职业界救亡协会28日致电八路军称：“贵军受命抗敌，立奏奇功，挽西线垂危之局，破日寇方长之焰。捷报传来，万众欢腾。谨电驰贺。”
国民党同盟会会员、第2战区战地动员会主任续范亭著文称赞道：“谨按平型关战役，八路军的大捷，其估价不仅在于双方死亡的惨重，而在于打破了‘皇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提高我们的士气。”“使日寇知道中国大有人在，锐气挫折，下敢如以前那样的长驱直进。忻口战役敌人未敢贸然深入，我军士气高涨，未尝不是平型关歼灭战的影响。”〖《聂荣臻回忆录》中册，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版，第39页。〗
八路军平型关大捷也使第2战区司令长官受到鼓舞。26日，阎锡山命令傅作义指挥第6集团军等部迅速击破平型关之敌，并令新组建的第61军速援平型关。第61军于27日到达平型关、团城口附近，解了第34军第71师之围。正当第35军准备东援平型关之时，西线日军己突破茹越口，直趋铁角岭南下，于29日夜占领繁峙城，切断了平型关正面第2战区部队的退路。于是，阎锡山下令内长城线上各军向五台山、三中山、芦茅山之线转移，集中主力于忻口地区组织防御。
第三编 举国奋战（—）
第十一章 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中国实行全国性抗战
第六节 国际社会对中国初期抗战的不同态度
一、苏联和世界人民援助中国抗战
“七·七”卢沟桥事变，既是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开始，也是世界法西斯国家所发动的局部战争向全面战争的转折；既是中国全国性抗战的起点，又是世界反法西斯第二次大战在亚洲全面爆发的起点。中国开辟了世界上第一个大规模的反法西斯战场。因此，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从一开始就得到了苏联和世界人民的同情与援助。
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苏联对华政策的重心是支持和援助中国抗战，让中国拖住日本侵略军，以备德意法西斯一旦发动侵苏战争时，能避免两线作战。7月14日，苏联外交人民委员李维诺夫接见中国驻苏大使蒋廷黻时表示：“苏联愿援助中国，”〖《中日外交史料丛书（四）：卢沟桥事变前后的中日外交关系》，台北中华民国外交问题研究会印行，第485页。〗
为声援中国抗日，苏联党政领导人给予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以积极的评价；苏联外交代表在各种国际会议上，呼吁各国援助中国，制裁日本；苏联各族人民纷纷写信慰问中国抗日军民，表示站在中国人民一边；苏联有关宣传机构及时传播中国抗日斗争的消息，举办中国人民英勇抗战事迹的展览。苏联政府不仅在道义上同情和支持中国抗战，而且从物力、财力和人力上给中国提供了宝贵的援助。在中国抗战迫切需要外援，而西方大国对中国抗战持观望态度的时候，苏联是第一个向中国提供援助的国家，但是，苏联在援助中国的同时，出于自身战略利益的考虑，仍与日本保持着和平友好关系。
共产国际和各国共产党及各国人民给予中国抗战以深切的同情和支持。
“七·七”事变爆发后，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发表文章，谴责日本侵略中国，号召备国共产党“发动工人运动和广大民众之一切力量去赶快地把法西斯强盗驱逐出中国。”〖延安《解放》周刊，第29期，1938年1月28日，第13页。〗
英国共产党号召援助中国。在英共组织下，伦敦万人集会，声援中国。英国全国劳动工会也作出决议，要求政府禁止向日本出售商品和提供贷款。
美国共产党领袖福斯特代表几万集会工人致书中国，向中国抗日军民致敬。美国共产党号召美国人民给中国尽可能的帮助。在美共的号召和推动下，美国“反对国际侵略委员会”等援华组织相继成立。美国产业和劳工两大工会组织所属800万工人，表示声援中国。
法国共产党利用一切机会号召人民阵线进行援华工作，全法有30万工人决心支持中国抗战。处在法西斯统治下的日本共产党也发表声明，号召日本人民起来反战，“不送一兵一卒到中国去”。
除上述国家外，西班牙、加拿大、奥地利、澳大利亚、比利时、荷兰、瑞士、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丹麦和瑞典等国的共产党和工会，亦积极号召和推动本国的反日援华活动，从而极大地鼓舞了战斗中的中国人民。
中国人民反对日本法西斯侵略的民族解放战争，还得到了世界被压迫民族和人民的关注和支持。越南、朝鲜、缅甸、马来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泰国和印度等国人民，在共产党和民族主义政党的推动下，不仅在道义上谴责日本，声援中国，而且通过捐款、捐物和拒购、拒运日货等手段，支援中国人民打击日本侵略者。
二、英、美等国对中国抗战的两面政策
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妄图变中国为其独占殖民地，直接损害了英美等国在中国的特权和利益，特别是日军进攻上海更加深了它们之间的利害冲突。
“八·一三”日军进犯上海后，通过上海港向中国出口的物资，美国减少了86％，英国减少了60％。
英、美等国为了维护它们在华的经济利益和政治地位，对日本妄图独占中国的行径进行了一些谴责和限制；对中国抗战表示了某种同情和支持，并企图利用中国抗战削弱日本。这是英美两面政策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英、美自身有许多矛盾无法解决，而与日本在反苏反共和反民族解放上又是一致的。因此希望借助日本之手，镇压中国人民革命力量，使日本成为反苏反共的先锋。于是，它们对日本侵略中国主要采取了绥靖政策。
英国为了维护其在东南亚地区的殖民利益不受日本侵犯，宁愿在中国问题上对日妥协。在“七·七”事变之前，英国财政大臣张伯伦和外交大臣艾登就对中国代表团说过：“万一中日交战，英国立即远避，中国不可空望援助。”《文史资料选辑》第1辑，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58页。〗
“七·七”事变后的10月，英国首相张伯伦又在内阁会议上强调，如果对日本实行经济制裁，日本就可能在德意怂恿下对英国在东南亚的的殖民地进行某种报复性的打击。由于英国惧怕日本报复，所以主张同中日双方维持友好关系，力图将美国推向与日本对抗的第一线。1938年5月3日，英国政府同日本签订了将中国沦陷区海关移交给日本的《中国海关协定》，损害了中国的主权和利益。
日本全面侵华，损害了美国的在华权益，但是美国为了保持对日贸易，避免日美矛盾激化，对日仍然实行绥靖政策。当中日双方于7月12日分别向美国国务院通告卢沟桥事件后，美国国务卿赫尔表示，对中日双方都保持“友好的、公正无私的态度。”〖《1937年国际事务概览》第1卷，牛津1938年版，第259页。〗
7月16日，赫尔发表声明，提出“和平原则十六条”，无视侵略者与被侵略者的区别，却要求中日双方为“世界和平”而“自我克制”。9月14日，美国总统罗斯福发表关于“中立法”的声明，禁止美国政府的商船向中日两国运送军用物资。这项声明从表面上看，似乎是很公平的，但在中国缺少船只和海岸线已被日本封锁的情况下，占便宜的是日本。
随着日本侵略战争的扩大，美国在华利益进一步受到损害。为了对日本施加压力，罗斯福于10月5日在芝加哥发表了“隔离演说”，不指明地抨击了日本的侵略政策。他指出：“世界上无法无天的流行症看来确实在蔓延中，在生理上的流行症开始蔓延时，社会就会认可并参与把病人隔离起来，以保障社会健康和防止疾病传染”。〖《罗斯福选集》，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154页。〗
10月6日，美国国务院发表正式声明支持罗斯福的演说，指责“日本在中国的行为是不符合国际关系准则的。”罗斯福的演说和国务院的声明，立即遭到国内孤立主义者的攻击。于是罗斯福又出来解释说：这个演说“不意味着放弃中立法”。随后，他又进一步宣布这个演说“没有考虑对日制裁”。无怪乎有人对此评论说，这只不过“是一种试探性汽球”，吓唬一下日本而已。
美国不仅在政治上绥靖日本，而且在经济上给日本“输血”。从“七·六”事变到太平洋战争前，美国一直是日本战略物资的主要供应者，据日本工商省的统计，日本对外贸易输入总额中美国所占的比重是：1937年为％，1938年为344％，仅1937年下半年，美国向日本输出石油就达3500万桶。
对此，美国31名议员联名指出：“我们说日本有德意两个盟国，事实上，我们才是日本最好的同盟国，任何人心里都会毫无疑问地相信，我们正在积极参加日本在华进行的战争。”“日本派出士兵，而我们的性命在战争中却无危险，我们只把商品和原料运到日本，让他们用以作战，而我们则从中获得利润。”〖《人民日报》，1950年12月18日。〗
“七·七”事变后，西方大国对日本的绥靖在国联大会和布鲁塞尔会议上表演得最为充分。
1937年7月16日，中国政府向九国公约国及英法政府递交备忘录。8月30日，中国驻瑞士公使胡世泽向国联控诉日本扩大侵华战争。9月12日，中国驻国联代表顾维钧正式向国联大会提出申诉书，要求各国制裁日本。9月16日，国联决定将中国的申诉书提交给远东咨询委员会处理。
10月6日，国联大会通过了远东咨询委员会的两项报告：
第一项报告，指出日本军队的行为违反了“九国公约”和非战公约，但未明确宣布日本是侵略者；
第二项报告建议召开“九国公约”国会议，并提议国联明确表示从道义上支持中国，要求各国扩大对中国的援助。但无实际措施，只不过是说说而已。
召开“九国公约”国会议，是英国代表提出的。作为华盛顿会议的发起国，美国不能拒会。罗斯福指示美国代表戴维斯，既不希望“被推到前台充当领袖”，也不愿落在后面变成“英国风筝上的尾巴”。〖〔美〕多萝西·博格：《美国与1933～1938年的远东危机》，哈佛大学出版1964年版，第406～407页。〗
英美两国，在会前既不愿意带头主持正义，更不愿在会上采取任何制裁日本的措施，英国首相张伯伦甚至说，到这个会议上去谈论经济制裁“是完全错误的”。〖〔英〕尼维尔·张伯伦：《为和平而斗争》，伦敦1937年版，第42页。〗 这就给会议的成功投下了阴影。
11月3日，“九国公约”国中美英法和特约国苏联等19国，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正式开会。英美等国在会上互相推诿，谁也不愿充当会议的主角，好不容易才说服比利时充当东道主，并由其外交大臣斯巴克主持会议。
会议中间，中国代表顾维钧恳请各国从道义上、物质上、经济上对日本施加压力，对中国实行援助。苏联代表要求对侵略者采取集体措施，实行制裁。
但英、美、法等国都怕得罪日本，拒绝对日本采取行动。英国代表艾登重申，英国决不带头行动；法国代表德尔博斯担心制裁日本，会引起日本入侵印度支那；美国代表戴维斯则认为，即使日本统治中国，美国也不值得与日本开战。
11月24日，历时3周的布鲁塞尔会议草草收场。会议最后通过的宣言，只是重申“九国公约”原则，并要求停止战争行动，但对谁是侵略者，谁是被侵略者未敢指出，中国没有得到任何援助，日本也没有受到任何制裁，会议以失败而告终。中国政府和人民对此大失所望。中国代表顾维钧事后写道：
中国“是非常失望的，主要不是因为会议本身不能有任何作为，而是由于在远东有巨大利益的大国不愿采取任何措施来抑制日本，这不仅是为了中国的利益，也是为了他们自己和世界和平事业和利益本应采取的。”〖《顾维钧回忆录》第2分册，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696页。〗
布鲁塞尔会议是一次开比不开更坏的会议，使日本摸到了西方大国实行绥靖政策的底牌，因而放胆扩大侵略。就在会议前后，日军攻占上海，逼近南京，在长江炸沉、炸伤美英军舰和炮艇各1艘，这是对西方大国实行绥靖政策的莫大讽刺。
三、德、意法西斯支持日本灭亡中国
日本侵略中国得到德、意法西斯国家的支持。由于德意与中日两国的利害关系不同，其对中国初期抗战的态度也有所区别。
“七·七”事变前，德国虽然与日本签订了《反共产国际协定》，结成了政治联盟，但是它同中国政府的关系仍较密切。“七·七”事变爆发后，德国一方面担心日本陷在中国战场不能自拔，从而失去它作为德国盟友的意义；另一方面担心日本独占中国会使德国失掉在华经济利益，所以，在战争初期希恃勒不赞成日本的行动。7月20日，德国外交部宣布，对中日战争采取中立态度。
28日，德国外交部次长魏茨泽克指出：“日本的对华政策很可能会使中国投入苏联的怀抱。”同时，德国继续执行中德贸易协定，供给中国作战物资，德国军事顾问团继续留在中国服务，日本对德国的这种态度极为不满，一再要求德国召回在华军事顾问，停止给中国输送军人，甚至扬言退出《反共产国际协定》。因此，希特勒决定一面继续履行中德贸易协定，攫取中国战略资源；一面命令驻华军事顾问下准参加前线作战，为尽量消弭中日战争而努力，其目的在于既不使中国赤化，又不失去日本。但是随着10月德英秘密谈判的中断和英德矛盾的加剧，希特勒为了对抗英美而作出了改善德日关系、加强两国联盟的决定。他宣布“在远东问题上，原则上赞成与日本合作的主张。”〖威廉·柯尔比：《德国与中华民国》，第243页。〗
11月18日，德国政府根据希特勒的指令，推迟所有德中军人贸易及工业贸易谈判，并部分停止德中原订军火贸易合同的履行，停止向中国提供新的贷款。同月，德国拒绝参加在布鲁塞尔举行的讨论中国问题的会议。
1938年2月20日，希特勒正式承认了伪满洲国，同时在演说中称：“德国为抵抗共产主义，始终认为要尊重日本为一种保障的力量”，“德意两国再和日本联合，便成了阻止苏联布尔什维克势力继续扩展最坚强的力量”。〖国民党执委会宣传部：《中日战争与舆论》，第31～33页。〗
1938年4月，德国宣布对中国禁运军火，5月要求撤回驻华军事顾问，以实际行动支持和纵容日本扩大侵华战争。
意大利法西斯从“七·六”事变开始，就与日本法西斯沆瀣一气。在舆论上，意大利公然袒护日本，蔑视中国。意大利法西斯党机关报曾公开发表言论，污蔑“中国是一个无组织不进步的国家”，吹捧“日本是代表世界文明人类惩罚文化落后的民族。”〖重庆《新华日报》，1938年9月1日。〗
1937年11月，在19国布鲁塞尔会议期间，意大利在德日拒绝与会的情况下，充当了日本法西斯的忠实代言人。它极力宣传日本的荒谬主张，反对制裁日本，在大会最后通过宣言时，意大利投了唯一的反对票，日本外相广田弘毅在议会发表演说时，称赞意大利政府“在布鲁塞尔会议上始终有力地支持日本。”意大利还在布鲁塞尔会议期间，加入了《反共产国际协定》。11月29日，又承认了伪满洲国。接着，意大利政府又决定召回在中国的航空教练官。
1938年2月，意大利政府通过了给予日本“在远东以积极援助”的决议，为日本提供军火，用来屠杀中国人民。
德意法西斯在西方遥相呼应，袒护和支持日本扩大侵略，使其与日本一样，成了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公敌。
第三编 举国奋战（—）
第十二章 中国抗战的指导路线和战略方针
中国抗日战争是在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式下进行的，由于国民党不接受中国共产党提出的由各党派参加的民族联盟的建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没有形成一定的组织形式，两党只是遇事协商，解决有关问题。因此，对抗日战争的战略指导，也是依据各自制定的抗战路线和战略方针实施的。国共两党合作抗日，反对共同的民族敌人，井在抗日战争的战略范围，保持着一定的协商关系，在反对侵略求得民族解放等目标上，有着共同点。但由于国共两党的基本立场和基本政策不同，因而在抗战路线和战略方针上又存在着较大的差异。
第一节 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抗战路线和战略方针
一、全国抗战爆发前对抗战路线和战略方针的主张
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共产党即多次发表宣言，主张动员和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