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中大部分是移入的农业人口。大批日本移民涌入中国，掠去当地农民的大片土地。“七·七”事变后，日本侵略者在华北建立“土地调查委员会”，进行“土地调查”，对日本所需要的土地，随时加以圈占和没收。
如“中日实业公司”没收了中国军粮城、茶堤两大农场的土地万亩，日伪合办的“垦殖公司”，圈定冀东沿海地区的土地达7万顷之多。日军以修筑兵营、演习场、飞机场、仓库、碉堡、公路、封锁沟墙等，任意侵占的土地更是不计其数。因此，日占区耕地面积大幅度下降。以棉田为例，1934年山西省为万亩，河北省为万亩，山东省为万亩，河南省为万亩，到1938年分别下降为万亩，万亩，万亩，万亩。
在掠夺农产品方面，“七·七”事变后，日本侵略者在东北地区对农产品实行严格的“统制”和垄断政策。对粮食的购销、加工等均由伪“满洲粮农公司”进行。随着战争的扩大和对粮食需要量的增加，日本侵略者进一步将购销“统制”变力强制购销，即推行所谓“粮食出荷”政策，强迫农民将生产的粮食的绝大部分，按伪政府规定的最低收购价格交售。各县“出荷”的粮食，大多在总产量的40～50％以上。从1939年到1941年，仅“东安省”共“出荷”粮食即达33万吨。〖中央档案馆等：《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东北经济掠夺》，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542页。〗
在关内，日军每次对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围攻和“扫荡”，都将抢粮作为主要任务之一，在每年麦收之际，各地日军都纷纷出动，进行抢粮作战。在日军占领区则实行变相抢掠的征发军粮，1943年对密云、通县等9个县的小麦征收，一次即征去了700余吨。此外，还以仅及市价一半左右的价格，对粮食强行征购。掠得的粮食除供日军消耗一部外，大部运走。如1939年，仅在华中就运出大米700万石，1940年则增到900万石以上。
在掠夺劳动力方面，日本在中国东北建立一整套兵役制和劳役制，对中国劳动力进行罕见的野蛮掠夺。据统计，至1944年在东北被征发的劳动力已达300万人，其中被压榨虐待而死亡的占总数的20％。在华北，从1937年至1942年，被日本侵略者抓捕出关的劳工就达529万人。〖齐武：《一个革命根据地的成长》，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68～60页。〗
还有4万余中国劳工被抓捕运往日本内地折磨，其中仅在秋田县花冈矿的986名劳工，即死亡418人。
（三）对金融和贸易的控制与垄断
日本在金融和贸易方面对中国的垄断和掠夺也令人发指。“七·七”事变后，日本侵略者利用伪“满洲中央银行”大量发行伪“满元”，用以支持军费开支和维持军工生产。至1941年末，伪“满洲中央银行”发行伪满市达131700万元，比1932年增长8倍。在关内，1937年11月，日本侵略者于张家口设立伪“蒙疆银行”，发行伪“蒙疆券”。1938年3月，在北平设立伪“中国联合准备银行”，发行伪“联银券”。
1939年5月，在上海设立伪“华兴银行”，发行伪“华兴券”。
1941年1月，在南京设立伪“中央储备银行”，发行为“中储券”。还在华北设有：伪“察南实业银行”、伪“蒙古联盟实业银行”、伪“晋北实业银行”、伪“河北省农民银行”、伪“晋东银行”等。在华中设有：伪“江苏地方银行”、伪“河南实业银行”、伪“河南省农民银行”、伪“中江银行”等。在华南没有的“华南信托公司”等，总共在关内建立银行20余家。
这些银行发行了大量的没有准备金的伪钞，依靠日军的刺刀维持这些废纸的“信用”，借以压榨中国人民的血汗和财富。如伪“蒙疆银行”发行的“蒙疆券”，1938年发行3500万元，到1945年8月发行额增至42亿元，为初发行时的100多倍。伪“中国联合准备银行”所发行的“联银券”，1938年底为亿元，1941年发行额增至亿元。此外，日本侵略者于1938年11月颁布“华中、华南使用军用票之办法”，发行军用票。军用票根本不具备货币性质，全凭侵略者的暴力恐怖，使其流通于市场。从1938年至1940年底，军用票发行额为5亿日元，以此在沦陷区大肆掠夺物资。由于滥发纸币，引起通货膨胀和物价飞涨，以1936年批发物价指数为100，至1941年，华北上涨到上海上涨到。到1945年，上海米价比1941年上涨6300倍。〖《上海解放前后物价资料汇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28，94页。〗
日本侵略者还在封锁中国海陆交通的基础上，进一步控制和垄断中囱对外贸易。1938年5月，日本迫使英国屈服，以日本正金银行正式接管了英国汇丰银行代管中国海关税收的权利。以后与英美达成协议，实行有利于日货输入的新税则，促成日货输入大量增加，使日本对中国的贸易额迅速上升并超过美国而跃居首位。此外，日本还通过大量的走私活动，把过剩的日本货偷运到中国内地，换取法币，用以套购中国的外汇基金，或套购日本缺乏的物资或商品。此项走私额，约占正式贸易的一半以上。
三、殖民文化与思想奴役
在思想文化领域，日本同样十分注意推行“以华制华”政策。1940年12月10日，在侵华派遣军制定的“关于大持久战第一期现地政、战略指导”中，分别列有“政务指导”、“经济指导”、“思想指导”等各项，其中对思想指导的基本方针为：“解决这次事变之指导精神在于，以日满华之亲善合作为直接目标，以从道义上复兴东亚为终极目标。”要求务必实现“使现地中国方面的思想统一于东亚联盟思想，击破敌方抗战思想，驱逐共产思想。”
在这一方针指导下，要求于策略上在中国内部制造分裂，发挥投降派傀儡政权的作用，“对敌方的抗战思想，使（汪）新政权以其自己的立场同他们在法则上产生对抗，以造成敌人失败的心理。”〖堀场一雄：《中国事变战争指导史》，时事通讯社，1962年版，第527页。〗
1941年1月25日，由军部制定的“对华长期战争施策要领”，其中， “对华思想指导要纲”规定其方针为：“应展开思想攻势，对反对派势力展开积极的斗争，有效地对敌方进行渗透，瓦解敌之军、政、民抗日意志，以促进事变的解决”。〖堀场一雄：《中国事变战争指导史》，时事通讯社，1962年版，第542页。〗
可见在中国制造分裂，强制推行殖民思想文化，这是日本“以华制华”政策的重要内容。
日本的思想文化攻势，实际包括两个方面，首先是在思想文化领域打击抗战爱国势力。例如，日军侵占东北之后，曾下令所有学校一律停办，收缴焚毁一切具有爱国思想及有关中国历史、地理的教科书。仅1932年3月7日至7月的5个月中，焚烧书籍达650万余册。
1932年东北有中、小学教师24000余人，到1933年减少为16000余人，其余9000余人受到迫害、逮捕、枪杀或被迫改行。“七·七”事变后，中国108所高等学校，破日军破坏的有91所，占全国高校总数85％。著名的北京大学文学院所在地沙滩红楼长期为日军宪兵队霸占，成为迫害与屠杀的中心。南开大学、南开中学被日军飞机与大炮轰击，大部被夷力平地。日军还对手无寸铁的爱国师生进行野蛮残杀，如上海沪江大学校长刘湛恩博士、天津耀华学校校长赵君达被日伪特务暗杀，苏北教育家宋泽夫等人被日军逮捕关押、折磨致死。其余普通师生被迫害、屠杀的，则不计其数。
另一方面，日本侵略者大力推行奴化教育、奴化宣传。1940年伪满洲国皇帝溥仪在《国本奠定诏书》中宣布其教育方针为：“我国之教育本旨，奉体国本奠定诏书之趣旨，彻底于诏书所谕示之惟神之道，涵养振作忠孝仁爱，协和奉公之精神，训育忠良臣民，更炼成之。”〖《伪满奴化教育》，东北师范大学教育系编，1951年版，第23页。〗 以实现日伪历来所鼓吹的“咸使体会日满一德一心。”关内地区，北平的伪临时政府教育部长由汉j汤尔和、王克敏等先后充任。南京伪临时政府及1940年3月成立的汪精卫“国民政府”中设立的教育部、厅、局、科等机构，实际上受日军特务部和“兴亚院”的指挥。各伪政权在日军指使下，重视在高等学校中培养汉j和亲日派。
对中小学教育，使其纳入汉j教育体系。在教育内容上，依据奴化方针贯输反共、媚日、卖国教育，课本须由伪教育部审查，内容充斥“中日满亲善”等欺人之谈，极力排斥近现代社会科学。
在宣传和新闻传媒方面，日本同样重视加以控制。日本历来重视收买或胁迫报社负责人、记者为其侵略服务。“七·七”事变之后，日军在北平办《新民报》、《武德报》、《北平晨报》等十余家汉j报纸或亲日报纸，天津则有《救国日报》、《新天津报》、《天声日报》等。在上海有《新申报》、《新中国报》，1939年春，汪精卫主办《中华日报》，南京日伪报纸还有《新南京报》、《中报》等。广州有《迅报》、《民声报》、《中山日报》等，据统计，日伪在中国19省约有报纸139种，最多时达600～900种。为控制并推进侵略舆论和奴化宣传，各日军集团都成立有专门的报道宣传机构，或自己的机关报，如广州沦陷后，华南日军司令部有报道部并办《迅报》，华北方面军也有报道部，伪满政权设有“弘报处”，等等。除报纸外，还开办广播电台，如伪满洲国成立有“新京放送局”，北平伪临时政府有“中央广播电台”，1940年又建立“华北广播协会”及“蒙疆广播协会”，上海有“大上海广播电台”，南京有“南京广播电台”。1941年2月由汪伪政权将其改称为“中央广播电台”。据统计，日本侵略军在中国境内先后建立有广播电台约50～60座。
日本侵略者还十分重视各种社会团体的作用，如“东亚联盟”、“皇协会”，等等，数目繁多，以华北的“新民会”为例，“新民会”成立的宗旨，即在于实行“新民主义”，按日伪解释，“新民主义”即“王道”思想，“王道”思想的典范则是日本的皇道政治。华北日军特务部长喜多曾对此解释说：“王道”一词听起来太古老了，为便于向公众宣传，应该把它改称为“新民主义，因为新民一词听起来比较现代化，对青年人有吸引力。”新民会建立后，除分担电话、广播、书刊等文化宣传作用之外，逐渐又担任了组织合作社、兼办医疗等活动，完全是日军得力的谋略工具。曾目睹“新民会”丑行的英国教授班威廉写道：“新民会在日本顾问指导下，负责精神上奴化中国人的任务。所用方法的卑劣几乎令人不能置信，造谣和欺骗，敲诈和勒索，腐败和争夺，酷刑和恐怖，毒化，娼妓，邪行，凡是世界上种种最下流的行为都在这种机构里培养出来，专为破坏人民道德，动摇大众的信念。”〖〔英〕班威廉等：《新西行漫记》，新华出版社中译本，1988年版，第7～8页。〗
日本侵略军出于对儒家文化的利用，还计划在孔子的故乡设立一所教授儒学的大学，以实现土肥原所鼓吹的“东方文化的复兴”。〖土肥原贤二：《日本对华政策的基础》，1938年11月第614期《中央公论》第116页。〗
更有讽刺意义的是，汪精卫等大小汉j集团都利用儒学为其降日罪行辩解。1940年汪精卫政权“还都”南京后，汪在其庆祝大典上即大谈儒家的“罪已内省”之功，要求中国民众以“严于罪已的精神”来解释日军的侵略战争。总之，利用中国的文化传统以统治中国人，这是日本法西斯军国主义“以华制华”的重要手段之一。
日本在占领区实行种种殖民统治政策，虽给中国抗战造成相当的困难，但侵略者灭亡中国的企图终究不能得逞。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游击队，挺进敌后发动和组织人民武装，开展广泛的游击战争，收复大片敌占领土，建立抗日根据地，与敌展开持久的军事、政治、经济和文化斗争，使日本推行的“以华治华”、“以战养战”侵略政策，受到致命的打击。
在沦陷区的人民，不堪忍受日伪的政治统治、军事镇压和经济的压榨，自发的以各种形式与日伪展开不间断的斗争。为领导沦陷区人民的反日斗争，中共中央规定沦陷区实行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在沦陷区的中共地下组织，根据中共中央的方针，结合各地区的实际情况，领导人民群众灵活地展开对敌斗争。北平的中共地下组织，除在抗战初期动员了大批党员、“民先”队员，到农村开展游击战争外，还以隐蔽的形式在群众中开展抗日宣传，多次组织募捐活动，将募集的毛巾、手套、袜子、铅笔、纸张、药品等送往抗日根据地，以募捐的资金力抗日根据地购置电讯器材和油印机等。地下党组织利用各种机会和有利条件，建立秘密交通网，并设法打入敌伪机关和要害部门，积极搜集敌人的情报，以配合抗日根据地的斗争。中共天津地下组织，领导工人以各种合法的形式同敌人作斗争，如请假、怠工、破坏设备和产品。1936年日本在天津老闸口开办的天津昌和厂，后来改力生产军火。工人们以“磨洋工”、少做活、多出废品、以坏充好、虚报数字等办法肢坏生产。中共上海地下组织，以遣散难民的名义，动员了大批青年学生、青年工人和各种技术人员到抗日根据地工作，为新四军筹集和购置药品及急需物资，并秘密送到抗日根据地。在日本统治较严密的东北沦陷区，中国共产党领导东北抗日联军和东北各族人民，进行着艰苦不懈的抗日斗争，使日伪的损失和消耗不断增加。
1938年4月10日，大连甘井子石油工厂被爱国者“放火团”烧毁，日本损失石油6万余桶及其它物资。类似的大火，在大连屡屡发生，据大连敌《日日新闻》报统计，约有50余次，损失日币2000余万元。至于敌占城市的工人罢工，也是不断发生。1937年9月，黑龙江省孙吴县平顶树机场中国劳工2000余人举行罢工，1938年6月4日，哈尔滨制棉工厂及义聚成等14家工厂的工人举行总罢工，1940年6月，北票矿冠山“协和寮”1000余名被抓青壮年举行罢工，都给日伪一定的打击。
1940年9月18日中共中央在《关于开展敌后大城市工作的通知》中指出：目前敌人依靠大城市在军事上作为进攻的堡垒，在经济上作为以战养战的中心，在政治上作为以华制华的据点，在文化上作为奴化敌战区人民的大本营。如果在抗战开始时我们由大城市退到乡村，以开展游击战争建立抗日根据地是正确的，那么现在就要依靠乡村打入城市，积极开展城市工作，要把这一工作视为党的最重要任务。〖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2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490～491页。〗
根据这一指示，各地党组织对沦陷区大城市工作都作出了新的部署，沦陷区人民反日伪的斗争开始出现新的局面。
第四编 转入相持（～）
第二十四章 克服投降分裂危险，坚持团结抗战
第一节 日本对国民党的诱降新攻势
一、欧洲战争爆发后日本对外政策的矛盾
1939年春天，日本陆军部对世界形势曾作过这样的估计和设想：欧洲战争的爆发，很可能在1941～1942年之间，在此之前，日本可以得到大约3年多时间用以解决“中国事变”，灭亡中国；同时，作好参与世界战争的准备，准备同“想定敌国”苏联作战，也准备同英、美交战。陆军部的这个设想，实际上成了日本政府当时解决中国问题的早期方针。
但是，到了这一年的夏末秋初，世界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
8月23日，苏联与德国签订互不侵犯条约，对日本朝野震动很大。
8月30日，日本平沼内阁在难以应付的世界形势下辞职，陆军上将阿部信行被抬出组阁。
9月1日，德国发动“闪电战”突然袭击波兰。
3日，英、法两国对德宣战，欧洲战争由此爆发。
欧战的爆发，使日本统治集团受到强烈刺激，深感企图用3年时间灭亡中国和作好参与世界战争准备的方针，已经远远落后于形势，于是积极寻求适应国际形势变化的方策。“北进”与“南进”之争又起。
但是，困扰日本当局的焦点是处理中国问题，及早解决“中国事变”，才能放手“北进”或“南进”。日本统治集团虽在扶植汪精卫，但深感汪精卫集团缺乏武力和财力，难以解决“中国事变”；要想拔足泥潭，必须从瓦解蒋介石政权着手，对汪精卫的工作，就是对蒋介石的工作，把对汪工作作为对蒋工作的一个步骤。
与此同时，日本的国内问题也使日本统治集团焦虑不安。1939年秋天起，日本国力穷困趋向表面化。
首先是米荒，东京甚至不得不采取对居民每次限购2升以下的措施，人心极度不安。为此，日本政府决定拿出进口额的10％，用2亿日元进口大米，这就打乱了整个的进口计划。
其次是电力不足，煤炭短缺，生产计划只完成80％。国家经济力，特别是从英美势力圈购入资源的力量开始失去伸缩力。为了摆脱经济压力，日本统治集团把指望转向南方资源地区，但为了不使日苏军备失衡，又必须坚持充实北方军备计划。
这样，日本便必须在南北两个战略方向上同时投下赌注，形成了日本国力难以承受的负荷。
日本统治集团经过一番激烈争论之后，终于由外相野村吉三郎、陆相畑俊六和海相吉田善吾于1939年12月28日联名签署《对外政策的方针纲要》，确定，对欧洲战争采取“不介入的方针，最有效地运用帝国的中立立场，引导国际形势，以有利于促进处理中国事变，同时采取措施，造成对建设东亚新秩序（包括南方在内）的有利形势。”〖〔日〕外务省编：《日本外交年表和主要文书（184o—1945）》下卷，1969年再版本，《文书》第421页。〗
阿部内阁的这个方针纲要，基本意图在于：把“中国事变”放在世界战争的大背景中去解决；所谓建设东亚新秩序，不仅包括日本、中国，而且要涉足东南亚和太平洋；用建立汪政权去诱惑蒋政权，作为解决“中国事变”的策略。
二、日本的政治诱降新攻势
1939年6月，日本政府在决定建立汪精卫伪“中央政府”的同时，对国民党的政治诱降新攻势也在极秘密中准备。阿部内阁的方针是：一方面与汪精卫进行秘密谈判，准备建立“新中央政府”；另一方面设法与国民党接触，力争在“新中央政府”建立前或不得已在建立后，促使国民党投降，并导致汪、蒋政权合流。
为了统一侵华日军的指挥和加强对伪政权的控制，促进汪伪政权的建立和统一进行对国民党的诱降工作，日本于1939年9月12日在南京设立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西尾寿造任总司令官，板垣征四郎任总参谋长。
11月下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派铃木卓尔以日本驻香港武官的名义向香港当局申报成立所谓“香港机关”，开始对国民党实施诱降工作。
铃木于12月27日与自称是宋子文胞弟的宋子良会面。此后，铃木与宋于194o 年1月22日，2月3日、10日及14日在香港连续谈判。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还派今井武夫参与2月14日的谈判。2月16日，今井从香港返回南京，向总司令官西尾作了详细汇报。19日，今井又到东京，向参谋总长闲院宫和陆军大臣畑俊六作了报告。2月21日，日军大本营发出指示，决定把对国民党的诱降工作命名为“桐工作”，要求“对重庆或者把它包括进来或者使之瓦解，照此方针进行工作。”〖〔日〕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3〉，朝云新闻社，1983年版，第160页。〗
并规定，援用1939年11月御前会议决定的所谓“调整日华新关系”重要条款，作为与重庆方面代表谈判的条件基准。
1940年3月7日至10日，日本与重庆方面的第一次会谈在香港东肥洋行举行。日方代表是今井武夫、铃木卓尔和参谋部第8科科长臼井茂树。重庆方面代表是宋子良、重庆行营参谋处副处长陈超霖和国民政府最高国防会议主任秘书章友三。会谈开始后，日本方面提出一份备忘录，主要内容是，国民党必须原则上承认“满洲国”；放弃抗日容共政策：与日本缔结防共协定，规定在内蒙及华北若干地区允许日本驻兵：两国经济合作；保证日本人在中国的居住、营业的自由；招聘日本军事、经济顾问；停战协定签订后重庆国民政府应与汪精卫协力合作；日本在得到上述保证后，尽快撤兵。
重庆方面表示，要求避开承认“满洲国”，暂持缄默态度；华北驻兵问题，可视中日两国在国防上有其需要时，日本可推迟一部分兵力的撤退；蒋汪合流问题，由于国内反汪气氛强烈，不能考虑，但将作为国内问题加以妥善处理。
会谈没有结果，以相互领受对方意见的形式暂时休会。
第二次会谈于6月4日至6日在澳门举行。双方代表与第一次相同。会谈期间双方在满洲问题和日本在中国驻兵问题方面仍有分歧意见，但表示希望沟通相互理解，缩小距离。会谈虽未获实质性进展，然而双方都不愿完全关闭谈判大门。双方商定下一步举行板垣征四郎与蒋介石的高级会谈。会后，由双方代表于7月23日共同签署了《备忘录》，约定于8月初旬在长沙举行板垣与蒋高级会谈。
为了实施对国民党的诱降新攻势，日本倾注了全力。内阁几乎每天均向天皇作报告，政府与大本营也反复研究对策。日本决心迫使国民党承认伪“满洲国”；承认日本有权在内蒙和华北驻兵；承认日本有权利用华北及长江三角洲、海南岛的资源；承认日本有权在中国大陆可以自由居住、自由经商，无限地剥削中国人民；承认实行所谓“日中提携合作”，实际上由日本的军事、经济顾问统制一切，使蒋汪合流的伪政权成为事实上的傀儡政权。真正唯一合作的是日本与国民党携手共同反共，由日本提供武器装备，供国民党进攻共产党。
三、日本的军事迫降行动
在政治诱降攻势的同时，日本还对国民党实行军事迫降行动。
首先是对枣宜地区实施进攻。
1940年5月1日，日军以约20万人的兵力，发动对枣宜地区的进攻，力图“通过作战的胜利，进一步削弱蒋军，并为推动对华政治、谋略的进展作出贡献。”〖〔日〕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3），朝云新闻社年版，第191页。〗
其次，对重庆和四川其他大城市实施空袭。
5月2日，日军大本营陆军部指示中国派遣军，立即组织实施空中进攻作战。5月台票8本营陆军部指示中国派遣军，立即组织实施空中进攻作战。5月18日，日本海军航空队开始对重庆、成都的空袭。8月19日、20日，陆海军航空队合计出动271架次，对重庆空袭达到高峰。至9月4日，日军对重庆等地的轰炸暂告结束。据日本方面统计：空袭天数共71天（其中对重庆37天），共出动飞机4555架次（其中对重庆2023架次），共投炸弹子7107枚（其中对重庆10021枚），共患难957吨（其中对重庆1405吨）。日本以这次持续近4个月的空袭，造成进攻重庆的气氛，向国民党施加军事压力。
1940年7月18日，日本还与英国签订《日英关于封闭滇缅公路的协定》，规定自7月18日起，在3个月内禁水军械、弹药、汽油、载重汽车及铁路材料经缅甸禁运之货物，香港亦予禁运。
7月20日，由日本提出，经法国同意，一个由陆、海军派出的31人日本常驻办事处在河内成立，随后，滇越铁路老街铁路桥上的铁轨被拆除，法属印度支那当局宣布，停止运输援华一切物资。
日本上述的军事行动和外交活动，从不同方面对国民党施加了压力，为大力推进“桐工作”提供了条件。
四、日本诱降政策的破产
1940年五六月，德国法西斯发动闪电战，迅速占领荷兰、比利时、卢森堡和法国，进逼英国，这对在侵华战争中陷入泥潭的日本法西斯是一个巨大的鼓舞和刺激，整个日本再次掀起战争狂热。日本政坛一度消沉的日德意军事同盟论再次抬头，“南进”论观点又占上风；同时，所谓“新体制运动”也乘机兴起。“新体制运动”的头面人物近卫文麿，在陆军的支持下，辞去枢密院议长职务，全力投入建立新党。近卫的行动促使日本军部法西斯势力更加嚣张。不久，陆军通过陆相畑俊六辞职并拒绝推荐后继人的方式，迫使米内把政权交给近卫。7月22日，近卫文麿第二次登台组阁。新内阁紧锣密鼓准备“南进”夺取东南亚地区。9月23日，日军强行占领法属印度支那北部，开始“南进”的尝试。9月27日，德、意、日三国签订军事同盟条约。
日本“南进”政策的出笼，导致日美关系发生变化。9月25日，美国宣布给中国追加经济贷款2500万美元，26日，又宣布禁止对日本输出废钢铁。
美国对日本的态度渐趋强硬，对中国抗战的支持逐渐增强。
1940年夏秋，侵华日军在华北加紧推行“肃正建设计划”和以“铁路为柱、公路为链、碉堡为锁”的“囚笼政策”，把进攻的矛头全面指向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部队八路军，企图摧毁华北各抗日根据地，以巩固其占领区。
为粉碎日军对华北八路军的全面进攻，打击其“囚笼政策”，争取华北抗战局面更有利的发展，影响全国的抗战局势，克服国民党投降的危险，八路军总部于8月20日起，向华北日军占领的交通线和据点发动了大规模的进攻战役，沉重打击了入侵华北的日军，严重破坏了日军在华北的主要交通线，拔除了深入抗日根据地内的大量日军据点，钳制了大量日军兵力，减轻了对正面战场的压力，显示了中国共产党及其所领导的军队作为重要抗战力量的存在。
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还在全国范围内持续开展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斗争。
在上述国内外形势下，蒋日谈判进程发生了重大变化：重庆方面提出，要求日本现任内阁宣布取消第一次近卫内阁发表过的“不以国民政府为对于”的声明；要求即将举行的蒋介石与板垣征四郎会谈不能触及蒋汪合作问题；要求取消日汪签订的条约等。从而打乱了原定于8月上旬举行蒋与板垣会谈的计划。
8月22日，日本企图继续诱蒋投降，近卫文麿、板垣征四郎分别给蒋介石写了亲笔信，表示希望高级会谈仍能举行。在蒋汪合流问题上表示可以不作为一项停战条件。
8月28日，铃木卓尔带着上述两件亲笔信到达香港，交给宋子良。9月5日，宋子良答复：因近卫信件没有直率地取消“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声明，对长沙会谈持旁观态度，故中国对日本仍不能信任。当日，铃木向中国派遣军总部提出报告说：“美国远东政策的加强，英国大使重庆之行，以及苏联、中共情势趋于活跃等，致使处于紧急关头的蒋介石举棋不定。值此板垣、蒋会谈迫近之际，莫如主动暂停此项工作。”〖〔日〕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大本营陆军部》〈2〉，朝云新闻社，1983年增印，第125～126页。〗
9月12日，今井武夫到香港考察后也报告说：板垣与蒋“会谈暂以静观为宜”。〖〔日〕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大本营陆军部》〈2〉，朝云新闻社，1983年增印，第125～126页。〗
9月19日，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决定暂时停止“桐工作”。日军大本营陆军部于10月8日以大陆指第758号指示：“原大陆指第676号所指示停战谈判应予停止。”〖〔日〕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大本营陆军部》〈2〉，朝云新闻社，1983年增印，第125～126页。〗
至此，以“桐工作”命名的日本对国民党的诱降新攻势终于破产。
日本的“桐工作”计划虽未得到什么具体的结果，但上述事实表明，国民党营垒中有妥协投降倾向的集团，确曾在汪精卫投敌后，暗地里与日本情报机关勾勾搭搭，名曰“探查日本对结束战争的构想”，实际是准备在一定的条件下停止抗日，对日妥协。而中国共产党针对这种妥协投降和反共逆流所进行的斗争，对于坚定国民党的抗战意志，团结国民党抗战到底，则起了无可置疑的重大作用。
第四编 转入相持（～）
第二十四章 克服投降分裂危险，坚持团结抗战
第二节 中国共产党开展反磨擦、反投降和反分裂的斗争
武汉、广州失守后，日本被迫停止对中国的战略进攻，中国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中国战场的态势，由于国民政府采取片面抗战路线，其军事指挥机关和军队的作战指导原则又有误，虽然组织过多次会战，对入侵之敌也进行了顽强的抵抗，但大片国土还是沦于敌手；与此相反，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游击队，采取了正确的作战指导原则，深入战后，，广泛开展抗日游击战争，收复了大片国土，并在敌后建立起一大批抗日根据地，人民抗日武装迅速发展，敌后战场成了抗日的主要战场。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战发展的趋势，完全出于蒋介石集团之意料。1939年1月，国民党召开五届五中全会，会议的主题之一就是强化国民党，限制共产党，确定了“防共、限共、溶共、反共”的方针。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