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此，才结束了那么一种开心不尽的玩笑。
谁知这一路上的玩笑却养成他爱打扮的习惯，以后，戎马倥偬，他从来不穿破衣衫，生怕别人笑话他。就是在那没吃没喝的艰苦岁月，他对穿着打扮仍是一点也不含糊，补丁衣服洗得干干净净，折得一点褶皱都没有，凡是有补丁的地方，都缝得方方正正。当条件好起来后，他更讲究穿着了。
到达东北后，哈尔滨是我军驻守的第一大城市，刚刚30岁的他也“神气”起来了，戴手表，穿西装，住在大洋楼里，甚至居然还学着外国人的样子吃起了西餐。他打仗上前线个把半个月后一回哈尔滨开会，只要有空，就西装革履，跳舞、打猎、照相样样都来。因此，终于赢得了一个“洋司令”的绰号。
（2）
刘震“潇洒将军”的得名还有个原因，就是敬爱妻子，用湖北话说就是“爱老婆，舍不得老婆”。
刘震的妻子叫李玲，也和他一样高高大大的，人长得很漂亮，也是个“老革命”了。他们于1939年在344旅时认识。当时李玲刚从延安女子大学毕业，先是分配到八路军总部工作，后经过刘少奇的争取，几十名女大学生调往新四军，可在途经冀鲁豫时与344旅相遇，被杨得志“强行截留”了几个，其中李玲就是一个。此时，刘震是344旅独立团当团长，344旅改编为冀鲁豫支队后，李玲到支队随营学校任文化教员，于是和任1大队大队长的刘震相识了。在整训、行军的间隙，他们一起聊天、谈话，渐渐，李玲就爱了年轻英俊又善战的刘震。打仗分开后，刘震也展纸拿笔给李玲写信，一来二往，两年后经组织批准于1941年4月结婚了。
刘震从小就没母亲，参加革命后长期忙于行军作战，戎马倥偬，基本上是没有过什么异性的关爱。婚后，李玲在生活上关心他、体贴他，刘震感到从未有过的安宁和幸福，一次，李玲把自己由老家投奔延安时带来的一件旧毛衣拆了，给他织了一件新毛衣，他穿上后非常高兴，逢人就说：“嘿！看看！”
“看什么？”对方奇怪地问。
“这是我老婆给我织的毛衣。”他满脸都是幸福地从脖子处翻开衣服，硬是给人看里面的毛衣一个究竟。
李玲怀孕后，他只要有空，在晚饭后就陪她散步。一次，他有事了，李玲一个人出去随便走走，不一会儿，天下起了小雨，结果，他的警卫员竟然给她送来了雨具。
原来是他安排的。
此时正是抗战最艰苦的时期，由于日军“围剿扫荡”，部队行动频繁，并常常是夜间行动。李玲怀了孕，在夜行军中，刘震则暗暗对警卫员说：“把大红马拉去。”警卫员会意把大红马拉了去。可但没多久，那匹大红马又空着被牵了回来。原来，好强的李玲坚持自己走。
长期的战斗生涯使得这对年轻的夫妻还是因为革命工作分离两地。
在新四军4师时，一次，6旅旅长谭友林被选为七大代表，在临赴延安前，他专程去10旅看望老战友刘震。两人彻夜长谈，广论抗日战事，充满了抗战必胜的信心。鸡叫三遍了，谈兴仍浓。刘震又沏了一杯新茶递给他，在室内度了两圈，突然微笑着说：“老谭，我还忘了，我俩还是老乡呢。”
谭友林说：“你的老家孝感出麻糖，丝烟也有名，是个好地方。我的老家江陵呢，也是鱼米之乡，等抗战胜利了，我请你的客，到我们江陵去吃鱼，保证让你吃个够，走时还带几条大鱼。哈哈，不过你也不要忘记请我吃你家乡的麻糖啊！”
说得两人都大笑起来。片刻，刘震说：
“这都是在精神会餐，不谈了不谈了，我有点个人的事，想托托你这位老乡，不知能出力否？”
谭友林说；“老乡见老乡，何况又是老战友，岂有不出力之理？”
“那好，那好，我得先感谢你喽！”刘震幽默地说着。
谭友林望着这位“颇有几分文采”的老战友，究竟有何事相托呢？转弯抹角的，于是赶紧说：“老刘，有啥事，痛快点说吧。”
经谭友林这么一“将”，刘震才说：“我的爱人李玲同志，在地方党组工作，就是吴芝圃同志领导的地方党组织。如今，你们旅的政委由吴芝圃同志兼任嘛，你和吴研究一下，能否把李玲调到我们旅来工作？”
“嗨，这好办，公私兼顾，合情合理。”谭友林说。
不久，李玲就回到了刘震身边。
平津战役结束后，谭友林被中央军委任命为刘震任军长的39军副军长，两人又走到一起了，从此朝夕相处，南下宜沙战役结束后，部队暂时喘息几日。一天晚饭，两人一起在户外散步，谭友林问道：
“南下一路，只顾打仗了，你为啥不给李玲同志写封信？她一个人留在天津太不合适。”
刘震听谭友林这么一说，连声说：“是，是，是！”
就在这天晚上，他展纸磨墨，给李玲写信，一口气写了好几页，可又觉得“没充分表达”满腹要说的那些话，撕掉重写，就这样一次又一次，忙了个通宵。
结果，没有不透风的墙，这件事传开了，到处传说：
“刘军长给老婆写了一夜的信，一张纸不成又重来，废纸就撕了一纸篓。”
刘震因为感情特别丰富，因此爱老婆也出名了。
（3）
刘震的“洋司令”的美名还与他的坐骑有关。
在红军和抗战时期，他是骑马的。对于他的坐骑，却是不一般的。
那是一匹黄膘马，腿长臂圆，浑身一根杂毛也没有，而且毛光亮泽，一尘不染。但谁也不知它的来历，只是传说这匹马很神的！尤其奇怪的是，它和他的主人一样“特爱干净”、“讲卫生”，谁要是往它身上扔个草叶什么的，它就是和谁急，要是朝它身上吐口唾沫，它立刻就翻脸。一次，一位新战士对此半信半疑，转到它一侧，朝它吐了口口水。可没等口水落到它身上，它就暴跳如雷，后蹄腾空向他踢来，新战士躲闪不及，被它踢了个“狗吃屎”。
刘震当时才20几岁，战士们常常看见他从马夫手里接过马缰绳，飞身上了马。这马也真神，当主人刚一踏蹬，就箭一般地穿了出去，转眼就跑得好远了。他们那潇洒的身影，被战士们羡慕极了，称为“虎将英姿”。
但是，“虎将英姿”也有栽了的时候。1940年夏，刘震率部挺进华中。在越过陇海线时，他戴一顶越南式的草帽，在身后，警卫员就拉着他的这匹枣红色的大马。它长长的红鬃毛，刘震高大身材，他们的“倩影”一路上引来战士们的赞叹，有人干脆说：“三国演义里的关羽和赤兔马也不过就是如此！”刘震为此也是得意洋洋，干脆称它“赤兔马”。可就在他们过了黄河后，一日，在行军途中，突然狂风大作，黄沙铺天盖地而来，战士们睁不开眼，那“赤兔马”都睁不开眼睛，常常碰到树上。结果，这把黄沙把旅长的越南草帽刮飞了，把他和那爱干净的“赤兔马”弄得满身沙土，“平时潇洒全没了”，两人“狼狈不堪”。政委康志强平时则不讲究这些，见状则指着他们哈哈大笑，说：“哈哈，都栽了，都栽了！”
尽管如此，过了黄沙区，他们又“神气”起来了。在淮海这几年，大红马一直跟刘震在一起。1945年去东北时，刘震还特意带了他的这匹“赤兔马”，但是几战之后，好新爱赶时髦的他就把它“扔”了。原来，他已经爱上了吉普车。
辽沈战役结束后，东北大军出关，打下天津之后，刘震等人亲率39军南下。一路上，39军凯歌行进，破关斩将，从北打到南，刘震早就学会了开车，他亲自开着吉普车，载上副军长吴信泉和政治部主任李雪三等人，日夜兼程随大军前进。革命几十年，胜利进军。刘震亲驾着吉普，好不威风，一路上边风驰电掣，边与众人大开玩笑：“革命胜利了，鸟枪换大炮！”
行军路上，战士们常常见到军长潇洒驾车飞驰而过。
一日，吉普车行到了湘西的雪峰山。雪峰山海拔1500多米，并且山道弯弯，山沟很深，山陡路险，刘震等人仍然是有说有笑，开着吉普向大山挺进。一？span class＝yqlink》仙剑凸室庀呕4蠹宜担？/p》
“这下你们的小命全掌握在我刘某人手中了，我想要一起活就一起活，想要一起光荣就一起光荣！”
可是，众人仍如同他以前吓唬他们一样，嘴上硬着说：“你不怕死，就我们怕死呀！放心吧，大胆往前冲。”
然而，这一次，玩笑却差点变成了真。车疾驰到半山腰时，山高路险，但刘震照样飞驰，可在一个拐弯爬坡处，他一换挡，不知怎的，这辆缴获的吉普车突然熄火，瞬间，车子往后滑，后面就是百丈深渊，一掉下去，人车都要粉身碎骨。正在大家惊叫之时，吉普车倏然停住了。大家惊魂未定，转头一看，原来车轮被后面路边一块巨石拦住了！这才没使车子掉入百丈深渊。
此时，刘震已吓得脸色大变，缓过神后，拱手作揖连声说：“救命石头，石头大哥，石头大哥！”
众人下车后，再也不敢“坐军长开的车”了。大家边走，边编出了一个顺口溜：
刘军长，技术高，
开着车子往后跑，
不是石头大哥保，
百丈崖下全报销。
从此，刘震也再不敢握方向盘了，就是他想开车，也没人敢坐。结果，39军在向贵州、广西进军时，一路上山高林密，人烟稀少，道路崎岖狭窄，又加上连日阴雨连绵，道路崎岖泥泞，连马都经常掉进大山沟里。因此有马也不能骑，也不敢骑，弄不好会人带马坠入山涧。结果，刘震带着吴信泉、谭友林、李雪三这些军长、副军长们每个人都是左手擎着一把破油纸伞，一手拄着一根大棍子，在这崇山峻岭里艰难地跋涉着时，战士们有的不知道“石头大哥把命保”的故事，说：“很奇怪呀！原来军长们开着吉普车一路飞驰，多潇洒呀，现在怎么成了这副样子呀？”
“是呀，他们怎么越胜利越这么寒碜呢？”
结果，就在他们一手擎着把破油纸伞，一手拄着大棍子经过身边时，几位战士向他们提意见了：“军长，我们觉得你们现在这副样子有损我军的形象！”
刘震军长一听，也实在是的，于是把破油纸伞一扔，淋着雨拄着棍子走。结果，他们每天都是天一亮出发，中午稍稍休息一下，一直走到黄昏才能宿营，然后洗脚、吃饭、收阅处理各师的来电，本来这之后可以休息了，可是刘军长因为走了一天，累地得神经衰弱，长时间不能入睡。翻越了苗岭后，他们几个军领导分路迅速南下，39军在广西纵横驰骋，破关斩将，先后解放了罗城、柳州、南宁，最后一直打到了中越边境的镇南关，自此，39军就留在镇南关一带剿匪。到达南宁后，除了一路上的战斗和胜利不说，几个军长、副军长哈哈大笑：“先坐车后拄着棍子走路，一下子退到长征时候去了！”
9空军司令员的空中惊险记
1950年，毛泽东决定组建人民空军这支新型的部队，任命原四野参谋长刘亚楼为司令员，刘亚楼推荐“洋司令”刘震为东北空军司令员并兼任志愿军空军司令员。他和刘亚楼一起指挥了著名的朝鲜空战。
在共和国的空军组建之初，由于飞机和技术等原因，经常出现险情，刘震作为空军司令员也有过两次“空中惊险记”。
1952年12月8日，苏联空军廓日杜布英雄师在配合志愿军空军作战后在安东奉命准备回国。刘震在沈阳，突然，他接到刘亚楼司令员打来的电话，说：“今晚8时在安东设宴欢送友军，此事本应由上级派人代表毛主席宴请并授奖，但因北京正下鹅毛大雪，飞机不能起飞，经请示主席批准，由你代表他主持欢送宴会，并给该师授奖。”
此时已是下午4时，离宴会时间只有4个小时，无论乘火车或汽车都不能赶到安东，于是他决定“坐飞机”去。
此时沈阳也正在下着鹅毛大雪，按飞行员的技术条件不能飞行，有人担心他的安全问题，刘震说：“事关重大，非准时到达安东不可，因此也只有这一条办法可行。”
刘震立即驱车去飞机场，对机组人员说：“先通知安东浪头机场把导航台打开，起飞后对准导航台直飞浪头机场，可不可以？”
机长说：“可以，只要着陆场天气好，是没有问题的。”
就这样，飞机冒着大雪强行起飞了。这是一架里-2运输机，预计一个小时就可飞达安东。飞机起飞时，因为还飘着鹅毛大雪，能见度很低，云也很低，升高到100多米，就进入了浓密的云层。飞机在有强烈颠簸的云中飞着，摇摆着，抖动着。刘震胆大艺高，说：“再往上。”
可飞机升到300米高度时，能见度更差，什么也看不见了。机长说：
“司令员！现在天气变坏，没有把握，怎么办？”
他说：“你们飞到辽阳上空再看看。”
到那里后，他们果然从云隙中看清了地面，刘震又对机长说：“进山看看，但你们的飞行高度要高于山头500米，不要撞了山。”
就这样，他们飞了整整一个小时，可还没有到安东，刘震怀疑地说：“是不是迷了航？”
可机长也说不准，飞机只好又往前飞了半个小时，仍未到安东，这次刘司令员说：“肯定是迷航了，不能再往前飞。”
此时飞机已经飞到了图们江上，从云隙中，刘司令员看见了图们江大铁桥，立即问领航员：“怎么，没法复航？”
领航员说：“我们一直没搜到安东导航台的频率，无法定向，无线电也联络不通，无法精确判断飞机现在的位置。现在不知道飞机在什么位置，没法复航。”
这时，刘震着急了，连忙来到副驾驶的位置上，说：“千万不能飞到敌我空战空域，那是很大的危险，怎么办呢？”突然，他脑子里产生了一念头，说：“要是来一个右转弯，不就飞到朝鲜西海岸了吗？”
机长说：
“我在耳机里收听到，有讲英语的，有讲俄语的，有讲汉语的，可能那里正在打空战。”
刘震说：“不管它！你按右转弯向西海岸飞，但不要飞出云层和雪外。”
为了预防万一，机长和飞行员商量把自己携带的降落伞让给首长，并事先给他讲讲使用的方法。机长刚把这个意思对司令员说了几句，他哈哈大笑，说：
“你想干什么？要我当伞兵？真的到了那一步，你们应该跳下去，回去还可以驾飞机打仗。我下去干什么？叫人家当笑话说？”
幸好没有到那一步。飞机飞到朝鲜西海岸时，就看到了地标，刘震说：“如果在云层和雪飘中隐蔽，再来个右转弯向北飞，不就正好对准鸭绿江了吗？”谁知他和机长却都大意了，前面的拉古哨是禁区，任何飞机一进入禁区，地面防空部队就要开炮的。
果然，他们飞入了拉古哨禁区，地面高炮防空部队见南边来了大飞机，说：“准是美国佬的轰炸机，立即做好一等准备。”幸好，高炮部队的团长指挥比较慎重，立即向志愿军空军司令部报告情况，请示处置，作战值班人员当即答复：“那架飞机是刘震司令员乘坐的运输机，由沈阳起飞后迷航了，你们千万不能打。”
就这样，他们又避免了危险。
飞行员由迷航到复航，心情比较兴奋。当刘震向机长指出前面就是鸭绿江大桥时，天色已快黑了，但找到鸭绿江口，安东机场也就在眼前了。他对机长说：
“按正常情况绕场一周再落地，现在要对准浪头机场直接着陆。”
可是，飞行员因为太兴奋了，当飞机下滑到跑道头100多米高度时，还没把起落架放下，真是危险！幸好，空4师的机场信号员发觉，迅速打出红色信号弹，经过复飞处置后，这架运输机才安全着陆。
飞机落地后，苏军一位军长和师长廓日杜布迎上前来，同刘震热烈拥抱后，苏军军长说：“司令员同志，这次太冒险了！”
刘震说：“我奉命代表毛主席来欢送你们归国并授奖，冒险飞行很有意义呀！”
这次空中历险后，刘震还有一次乘机也是惊心动魄的。
1953年的6、7月间，东北军区空军的航空部队在郑家屯靶场搞一次实弹射击演习。刘震和军区空军苏联顾问切尔多夫将军去现场视察。这一次，他们坐苏制雅克-12飞机去。
雅克-12是一种小型的螺旋桨式的运输机，飞行速度很小，高度也飞不高。为了安全起见，空3师9团副团长林虎建议他们还是坐火车去，但刘震说：“火车太慢，耽误时间，还是乘飞机去。”
谁知这小飞机起飞时，他们还超载了一个人，除了刘震、顾问和秘书外，还带上了一名翻译。开始，飞行一切正常，刘震和顾问一面观赏风景，一面谈话，游兴颇浓。但好景不长，就在要飞越铁岭到四平之间的山区时，驾机的林虎突然发现发动机的汽缸头和滑油温度表在缓慢地上升，很快升到了最大的允许限度。他没别的办法，只好收小油门，使飞机转入小角度下滑，使发动机降温。当温度略有降低后，他又赶紧把飞机改作平飞，还企图用小角度恢复一点高度。因为下方就是千米的高山，可他维持了不久，温度又高了，他又得下降，高度越来越低了，距山头也越来越近了。苏联顾问是内行，很快发现了这个情况，有点沉不住气了。他用俄文、中文不断向林虎喊叫、指点，给他出主意。
可他又能有什么好主意呢？只能使林虎更加紧张，心里更乱，刘震立即通过翻译对顾问说：
“林虎是个优秀的飞行员，我们相信他，让他自己处理吧，一切都会好的，你放心吧。”
这几句话使顾问不再喊叫了，林虎的头脑也清醒多了。于是他决定不沿直线航线飞行，而是避开山头，顺着大辽河河谷采用阶梯式下滑的方法，十分艰难地向前飞去，很快消耗完了原有的两千公尺高度，飞机被迫超低空飞行。最后关头到了，正在林虎盘算着迫降时，万幸的是，他看见了郑家屯靶场的简易机场，结果，当飞机一安全落地，发动机也关闭了。
飞机安全地着陆了，林虎一摸衣衫全汗湿了，全身无力，而洋顾问却在使劲地欢呼“呜啦”！刘震拍着林虎的肩膀，紧握着他的手说：
“谢谢你啊，胜利总是我们的。”
就在这样的历险中，共和国的空军不断成长，终于成为了空中雄鹰。
10与吴法宪的恩怨
刘震是我军一员杰出的战将，可谓是战功累累。谁知他在“文革”中却“栽”在“老战友”吴法宪的手下，受了好几年的冤屈。
刘震与吴法宪是多年的战友，据说还交情不错。
早在冀鲁豫支队时，刘震是1大队队长，吴法宪是支队政委。
1946年，新四军3师各部先后进驻东北后，东北民主联军总部命令副师长刘震和政治部主任吴法宪组建第2纵队，刘震为司令员，吴法宪为政委。当时东总和西满军区的意见，都是要刘震当司令员兼任党委书记。但是，刘震考虑，按我军传统，政委兼任党委书记比较顺理成章；同时，2纵团以上的领导骨干大都是原鄂豫皖、陕北的老红军。刘震是来自鄂豫皖的，政委吴法宪是来自中央苏区的。因此，他建议由吴兼任党委书记，说：“这样有利于把各方面的干部都团结起来。”
最后，东总和西满军区同意了他的意见。
在2纵和39军时，刘震和吴法宪两人共事多年。
刘震是一员猛将，打仗很有一套，在部队中威信非常高，但他对政委吴法宪很尊重。在纵队开干部会议时，他作报告后，总要征求政委意见，请他讲一讲。对于政委分管的政治工作，他也大力支持，因此在部下的眼中，司令员和政委，不论工作关系、同志感情都非常融洽。
但是，这并不是说刘震和吴法宪就是一团和气的。
在一些原则问题上，刘震和他还是“有斗争”的。1948年，2纵在黑土地上连续打了好几个大胜仗。钟伟率领的5师因战功突出，纪律有所松弛，一次他对军部要求上缴战利品——主要是武器装备，硬是拖着不上缴，要“留着自己用”。而吴法宪身为政委，对此却无原则迁就。刘震打仗对钟伟很放手，对此违反纪律的事却并不放纵，对此大为生气，对吴法宪严肃批评后，亲自出面处理此事，派参谋朱鸿去5师说：“你去传达军党委的意见：要么上缴战利品，要么就地免职！”这下钟伟不敢了，问题较顺利地解决了。
随后，在新式整军运动中，刘震在纵队党委常委会上，首先对自己做了检查和自我批评。接着，他坦诚指出吴法宪原则性差，说：“对干部的错误，政委不是从政治上帮助，而是姑息迁就，采取讨好于人的做法。”结果，吴法宪在口头上作了检讨，表示要改正。在随后召开的纵队党委扩大会议上，党委书记吴法宪作报告，批评了抗拒上调缴获品的钟伟，也作了自我批评。
这场风波并没影响司令员和政委的关系，相反，此后据说他们的关系更加融洽。
全国解放后，他们一起来到了空军，吴法宪为空军政委，刘震为副司令员。孰不知此时吴法宪已成为了野心家林彪的手下大将，两人关系开始恶化。
1959年在庐山会议上，黄克诚因为彭德怀说了几句公道话也被打倒，在“反右倾斗争”中，吴法宪秉承林彪的意志，以刘震在新四军3师时是黄克诚的部下为名，以“彭黄死党”的罪名，说他是“贯彻彭黄打烂仗的思想”。此后，刘震虽是空军副司令员，却长期排挤在空军党委之外。
1966年6月，吴法宪主持召开的空军党委3届11次全会。会上，刘震和副司令员成钧等揭批吴法宪的错误，吴法宪立即以他们“在空军搞罢官夺权”的罪名以空军党委的名义上报。
9月12日，经国防部长林彪批准，吴法宪令刘震、成钧停职反省。
1967年1月13日，江青根据林彪的意图，召集空军直属机关和空军院校万人大会，公开点名指使揪斗刘震和成钧。9月21日，吴法宪把持的空军党委常委会对刘震“罢官夺权”设立专案组，于是，批斗成了刘震的家常便饭。批斗后回到家时，他常常是鼻青脸肿，浑身泥巴。在一次批斗中，他两根肋骨被打断，并造成终身残疾。10月，刘震被押送河北嵩城航校监督劳动。
1971年“9？13”事件后，吴法宪作为林彪反革命集团主要分子因谋害毛泽东主席被逮捕，周恩来总理开始纠正“左”倾错误，落实干部政策。1972年4月，周恩来陪同斯里兰卡总理西里玛沃到大连参观访问，他在大连棒锤岛一号楼会议室接见旅大市委常委和驻军领导。陪同接见的有沈阳军区司令员陈锡联等人。周恩来按着名单一个个询问情况，当问到空3军副政委彤剑时，他问道：“你了解不了解刘震同志？”
彤剑回答说：“我在下边工作，不大了解。”
这时，陈锡联指着杜博说：“问杜博，他是39军的，刘震的老部下。”
杜博立即站了起来，周恩来望着杜博说：“你谈谈刘震同志怎么样？”
杜博立即回答：“刘震司令能打仗，作战勇敢，指挥好，从东北解放战争到入关、渡江，解放广西，一直指挥39军作战。他每次战斗都深入到第一线营、团，甚至到一线连去了解敌情、地形；经常听取下级意见，关心下级；在军里威信很高，给下级作了表率，我们向他学习了很多东西……”
周恩来又问杜博：“你那时干什么工作？”
杜博说：“当炮兵营长。”
周恩来听罢，说：“刘震是个战将，中央要重新审理刘震同志的问题。”
接着，他问杜博了解不了解成钧，杜博回答不了解。陈锡联说：“我了解成钧，也是个战将，他给我当过纵队副司令。林彪不用这两位能打仗的人，叫吴法宪当空军司令，当然人们不服气嘛！”
周恩来在棒锤岛一番谈话后，刘震于6月回京治病，并随后出席了八一建军节招待会。人民日报公布此消息后，39军上下奔走相告。不久，刘震恢复工作，到沈阳军区任副司令。
1979年，刘震“罢官夺权”罪名得到平反，而吴法宪被判了重刑。此时，有人以为刘震会“狠狠反击”，然而，他却表现出高度的原则性和豁达胸怀。
1981年秋，他的老部下王佐邦在鞍山汤岗子疗养，正巧刘震也在那里。一天傍晚两人散步时，王佐邦说：“老首长，30年前，华南分局书记兼中南军区政治部主任的陶铸对39军有一次评价，不知您知道不知道？”
刘震表示不知道。他说：“1951年冬，陶铸赴粤东视察，我随从也去了。在旅途中，陶铸说：论战功，数39军大，但它的名声却没有另一个部队高。什么原因？主要是部队纪律不好。”
刘震听了后，说：“陶铸同志的批评非常中肯，今天仍有现实意义。为什么纪律不好？主要是因为部队骄傲，而在这个问题上，我这个军长没有带好头。”
让老部下王佐邦奇怪的是，他只字未提政委吴法宪的责任以及1948年夏他们那场斗争。
此时，正值平反冤假错案期间，个别在2纵受了处分的老部下找上门来，说自己是受了吴法宪的迫害，说吴是老反革命，是草包政委。刘震听了后，严肃地说：
“吴法宪反革命是后来的事，在2纵当政委时是革命的；也不能说他是草包政委，草包怎么能保证部队打胜仗！说党任命一个草包当政委，这不是给党脸上摸黑吗！”
刘震不以个人恩怨论是非的凛然正气，并且还为吴说了公道话，深深感动了听者。
11你一定要来送我到八宝山去
1992年4月，39军的老军长、刘震的老战友吴信泉去世。
39军的战友们在北京八宝山沉痛地送走了吴信泉。随后，众人回到了在公主坟的新兴宾馆会议厅里，刘震笑着对老部下杜博说：
“杜博，你还年轻，等我死了的时候，你要来北京送我到八宝山去。”
杜博马上站起来回答说：“老司令，你身体挺好，哪能走呢？真有那一天，我一定来看你。”
这时，在座的人都哈哈大笑起来。可是谁也没曾料到，仅仅过了4个月后，8月20日，赫赫战功的刘震竟然与世长辞了。
杜博怀着极其沉痛的心情，从大连乘飞机赶到北京，参加了悼念仪式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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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篇 铁血猛将 李天佑
1练胆、练力全是因家穷
在红军部队中，李天佑有“小老虎”之称。他得此美名，除了勇敢不怕死外，还跟胆子大得出奇、力气也是一般人比不上的有关系。李天佑力气大，据说遇敌相拼，他要打倒谁就能打倒谁，绝对能赢。因他个子不算高，长得又单单瘦瘦，有人对他力大胆大觉得奇怪，一次，向他请教其中奥秘。对此，李天佑笑着说：
“这是因为我家比你家穷呀，所以力气和胆子都比你大。”
“如果你说‘穷人的孩子早当家’，我信，但没听说过穷人家孩子还胆大力气大呢！”
“两下都是。”李天佑回答说。
“连饭都吃不饱，怎么力气大呢？”
“正因为吃不饱，才力气大啊。”李天佑有意和他捉迷藏，把肌肉结实的手臂在他前面晃了晃。
问者愣了半晌，没想明白，说：“你骗我。”
其实，李天佑说的一点都没错儿，全是大实话。
他力大胆大，与他的童年、少年艰苦的生活有关。
（1）
李天佑于1914年1月8日出生在广西临桂县六塘圩的高陂寨。
这个高陂寨虽叫寨，其实是深山老林里的一个小山窝——周围全是山，山上是遮天蔽日的树木和竹林，什么野猪、野熊和毒蛇都很多，并常在荆棘中出没，没准就吓人一跳。山窝里居住着张、李、彭、胡四大姓。李姓原是200多年前从江西萍乡附近的李家祠逃荒搬来的。李天佑的父亲叫李燕川，读过几年私塾，早年当过兵，在军阀部队里做文书，因为当兵没打过一次仗，回家后就闭口不提当兵的事，只是逢年过节给乡亲写写对联。他边写对联时，才边说上几句“在部队天天就是抄字、写标语”之类的话。他写了对联，也不收乡亲们的钱。他的妻子没有名字，姓熊，会耕会织，是持家劳动的一把好手。但是李家和山窝里别的人家一样，吃了上顿没下顿，日子过得苦不堪言。
1925年，李天佑11岁，桂北大旱，连续3个月无雨，连风都不刮，临桂一带饿殍遍野，一派恐怖之状。大灾之年，李家天天为吃饭饱肚子发愁。为了糊口度荒，李天佑在家里什么都干，白天上山砍柴，下水摸鱼捞虾，或者摘野菜、挖蕨根；晚上同大人一起编织竹席。凶年饥岁，李家挣一顿吃一顿，卖一天竹席饱一天肚子，否则，就得挨饿。为了多编席卖钱养家，李燕川和妻子熊氏日夜不停地上山砍竹、织席。但墙边堆着一大捆织席，又得去卖掉；李燕川去卖席就不能编席，最后只得把儿子叫到跟前，指着一大捆织席，说：
“你明天莫去砍柴，先把席子扛到圩上卖去！”
天佑才11岁，从没卖过席，也不知怎样要价让价，一时不敢答应，嘟着嘴说：“我不会卖。”
“不会，不会就学！”
第二天天还没亮，他在父亲的逼迫下，头顶竹笠，光着双脚，吃力地挑着竹席，跟在堂兄李五九后面去赶圩卖席了。一天下来，他竟然卖出了10多张。
以后，不论天晴下雨，每天他都挑着竹席同堂兄李五九四处兜喊，走乡串村叫卖竹席，今天在六塘，明天在会仙，隔天在塘头；一张竹席只值一二两米钱，卖二三十张席也只能换三四斤米。家里等米下锅，为了多卖竹席，多换几斤米回家，他们总是披星戴月，早出晚归。
两人一起卖，生意自然是平分。时间一长，他开始脱离堂兄，一个人挑着竹席去赶圩。
天蒙蒙亮时，山上不时传来野熊的吼叫，路边还有野猪出没。六塘圩一带经常发生熊、野猪咬死人的事，小小年纪的李天佑遇到这种情况，开始禁不住一阵心悸和胆怯，恨不得掉头跑回家。但他没有回头的路，家中等米下锅，他不卖席，全家就要挨饿。尽管山上野猪、野熊出没，他也只能咬着牙，壮起胆子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