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郑板桥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以其《十六通家书小引》为诱因。小引云：
板桥诗文，最不喜求人作叙。求之王公大人，既以借光为可耻；求之湖海名流，必至含讥带讪，遭其荼毒而无可如何，总不如不叙为得也。几篇家信，原算不得文章，有些好处，大家看看；如无好处，糊窗糊壁，覆瓿覆盎而已，何以叙为！
从小引中，透见板桥为人之朴质古道，为文之诚实洒脱，给人以逼人的魅力。
今人作文者众，有不少人，每草草写上几篇，便仓促成集，再匆匆乞名人要人作序，以序托文名。我有买书癖，见坊间新著如林，很是欣喜；再一看书的序，名家赫然莅止，称誉之词凿凿，便将书买下。回头展卷，却不堪卒读，便弃之屋隅。我的藏书中，有不少的次劣货，概因为此。序之于书，正如人之眼，是极该珍惜的；被虚荣名利假借得久了，便失了清澈和坦诚，便让人感到惋惜，甚至生出厌恶。所以，读到板桥小引，便被吸引，自是情理中事。
板桥集中，最甘醇处，是其论读书作文之道的书信。在《潍县署中寄舍弟墨第一书》中，他认为：“读书以过目成诵为能，最是不济事。眼中了了，心下匆匆，方寸无多，往来应接不暇，如看场中美色，一眼即过，与我何与也。”板桥所系，即对好书，须耐久展玩，其微言精义，愈探愈出，愈研愈入，无可穷尽。其旨已属不新，但他把匆匆读书，比作“如看场中美色”，却如雨后新竹出，生动特辟。今之市井“美人”，脂粉味浓，观其皮相皆美艳无比，欲辨美人真假，那匆促一瞥便很靠不住。若为真“美人”，欲赏其丰韵，亦非匆促一瞥所能及，眼观总不如心仪是也。所以，读书之趣，不在眼读，而在心读。
在《范县署中寄舍弟墨第五书》中，对堂弟郑墨决意学诗之事，板桥手示曰：“作诗非难，命题为难。题高则诗高，题矮则诗矮，不可不慎也……吾弟欲从事于此，可以终岁不作，不可一字苟吟。”这是很有分量也很苛刻的话。而鲁迅谈文章写作，也曾说过：选材要严，挖掘要深，行笔要洁。概文章大家均严格地遵奉着这样的原则，以致文章不朽。
但以这样的原则为圭臬作文，作为文人，须有大毅力，耐得住大寂寞，有一颗向佛的心。这要吃很多的苦头啊！目下，追求物质的人多起来，文人也有些贬值，文人的心难免要浮摆；好在报章杂志林立，发表文章不太难，得一些虚名也容易，这对文人是个安慰。但寻求安慰之途有多种，何必依仗穷酸的文途？所以，要做文人，还要有大理想，还要把境界超拔起来，还要磨出好文章。好文章是文人的命根子啊！做不出好文章，莫不如做个好商人，好商人不也很让人尊敬么？
郑板桥对于“文章”，有他极个性的主张。他认为，“文章”是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体“圣贤天地之心，万物生民之命”，不是徒托空言就能为社稷民生解决问题的。只有“敷陈帝王之事业，歌咏百姓之勤苦，剖晰圣贤之精义，描摩英杰之风猷”，这才够得上“文章”。此外，一切都是不必要的，没有多大意义的，甚至是有害的，他说：
文章有大乘法，有小乘法。大乘法易而有功，小乘法劳而无谓。五经、左、史、庄、骚、贾、董、匡、刘、诸葛武乡侯、韩、柳、欧、曾之文，曹操、陶潜、李、杜之诗，所谓大乘法也。理明词畅，以达天地万物之情，国家得失兴废之故。六朝靡丽，徐、度、江、鲍、任、沈，小乘法也。取青配紫，用七谐三，一字不合，一句不酬，拈断黄须，翻空二酉，究何与于圣贤天地之心，万物生民之命？
他把“文章”的品位以佛教的大乘、小乘作比，崇大乘而黜小乘，崇六经而黜百家，很显然是他儒家思想的体现。他还不止一次破口大骂一班不务经世之学的文人才子：“凡所谓锦绣才子者，皆天下之废物也！”并说：“古人以文章经世，吾辈所谓风花雪月而已。逐光景，慕毅色，穷嗟困，伤老大，虽刳形去皮，搜精抉髓，不过一骚坛词客尔，何与于社稷生民之计，三百篇之旨哉？”板桥的话，不无偏激处，但做文章，着眼经国大业，反映时代大潮；贴近万物生民，歌咏百姓勤劳；不做浮飘文章，不无病呻吟，不自哀自怜，当应俯身掬心而取之。
另，看不起“锦绣才子”者，非板桥一人，历来为世人诟病。这并非公允：文章不一定都要经世，不经世的文章，只要不谬，便对人伦世情有滋润的作用在，“锦绣才子”便仍有存在的必要。但，若“锦绣才子”入世一些，感情“粗砺”一些；而一些陷入物欲声色、渐渐走向感情荒漠的所谓世人，心中多一些“锦绣”之气，我们的世界可能会更美好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