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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年5月中旬，一张镶金边的请柬，由北京千里迢迢寄到部队后转到何平手中。那是一封从北京“共青团中央委员会”寄出的请柬。那是邀请他到首都北京，向中央首长汇报自己的工作成绩，同时还要在大会堂作报告，并参加盛大的“六一”儿童节庆祝活动。何平内心感到波澜起伏，长久地不能平静。何平，终于来到了从小就十分向往的首都北京。
6月1日，正在北京医院治病的中国残疾人联合会理事长邓朴方，躺在病床上高兴地接见了何平。邓朴方不顾及身体有病，同何平交谈了三个多小时。最后，还在何平的笔记本上题写了这样一段话：“珍惜过去，面向未来，以更加顽强的精神去创造新业绩。”何平把它珍藏于心。
在北京何平走到哪里，哪里就有欢迎的人群。他不辞辛劳地整天奔波于北京师大实验小学、文汇园小学、西城区工读学校等10多所学校作演讲、报告。在工读学校里，一些变了“型”的青少年流着眼泪听完他的报告，纷纷找他签名留言、合影。并向何平表示：向前线的战士们学习，一定痛改前非，做一个于社会有益的人。
在北京，何平被团中央授予了“全国优秀辅导员”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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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北京归来的何平，对自己的荣誉有了更深的理解，也变得更加理智和成熟起来。
现实告诉他，需要寻找自己的位置，追寻本属于自己而又失落了的世界。只有自己有了别人认可的位置，才有向心力，才不至于被离心力抛开。因为，不久的将来，人们或许会忘记他曾是英雄，时间也大概会淡化人们对他失去这双腿的故事的记忆。也许今后儿孙们不再喜欢听关于那场战争的故事……理智也提醒他，仅靠英雄这块招牌，今后会失落和空虚的。
1987年8月底，何平安装了上海假肢厂专门为他特制的假肢回到了连队。正赶上部队举办的无线电修理培训班开学。他要求参加学习的申请得到批准后，每天坚持到离连队500米远的教室去听课，还要爬33级陡峭的台阶。这些对于一个正常人而言，实在不算什么事。然而对何平这样一个刚安装假肢，还不能丢掉拐杖，右腿又是高位截肢的重残人而言，每天两个回转。4个月，至少240次往返，行程达17公里，该是要付出何等大的忍受疼痛的代价啊！
何平的伤口在痛，战友们的心口在痛。“你何必要去受这份罪呢”，是好心的战友们在疼他。
是的，他的确大可不必这样做。
一等功臣，按文件规定，工作可任意挑选，特等残废，可安排专人照顾。当有人问起他为什么还这样拼命，他温和地笑笑说：“为了更好地生活。”
何平克服了因学习基础差，带来的一个又一个难题。学习结业时他竟取得了理论和实践操作考核第二名的好成绩。此时的何平仍然谦虚地说：这仅仅是个开端。“我虽然是为保卫祖国失去了双腿，但也绝不愿成为国家的累赘。没有了双腿，我还有双手，我可以用我健全的手去更好地生活和工作。”
何平用自己无悔的人生书写着自己的名字。
如今的何平一定还是当年那个肢残志坚，永远乐观面对这个世界的何平。
e篇
南疆红领巾辅导站，诞生在曾经硝烟弥漫的南疆前线。她是一个曾被共青团中央、国家教委、全国少年儿童工作委员会授予“优秀校外辅导先进集体”的英雄群体。曾闻名全国全军、誉满京华。我任师政治部主任时曾兼任过这个辅导总站的站长。我对她有着极其深厚的感情。她书写了前线军人与红领巾们一个个动人心扉的故事。
1986年5月，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的老将军杨得志给南疆前线的狮子山连队题字：“南疆战士、育苗园丁”。1988年3月，他又给前线官兵寄来“把爱献给祖国的明天”。
另一位老将军，时任国防部长的张爱萍也给南疆红领巾辅导站寄来题词：“沟通心灵、孩子真情、战士风采、辅育精英南疆红领巾辅导站在共和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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