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世纪，归咎于犹太人的耸人听闻的罪行扩展到：在宗教礼仪中，为达到施魔法和治疗的目的而屠杀小孩；亵渎圣体，当人们还是从字面上理解圣餐面包和酒会变成耶稣的身体和血液这个信仰时这是一个极可怕的罪行；通过往井里投毒传播黑死病。一个早期的针对犹太人的欧洲大屠杀发生在1096年，基督教徒聚集在德国莱茵地区的史派亚小城，组成了第一次十字军东征，在沃尔姆斯的犹太人得到消息，避难在大主教的邸宅中。拿着武器的攻击者冲了进去，在把犹太人拖出去之前扒光了他们的衣服。据说，一些人为了不让孩子受洗礼，亲手杀了他们。在两天多时间内，共有800名犹太人被屠杀，在接下来的几天中，又有700名犹太人在美因兹死于非命，有谣言说犹太人为了逃避他们的折磨者就互相了结了性命。虽然十字军东征的表面目的是为了把圣地从异教徒手中解放出来，但他们总是煽动对住在欧洲的犹太人的袭击。1146年，第二次十字军东征的消息的传来引起了对在德国和法国许多小镇和城市的犹太团体的再次攻击。12世纪末期，伴随第三次十字军东征而来的是对在英格兰——伦敦、约克郡、斯坦福和林恩的犹太人的大屠杀。形成固定模式的反犹太人的大掠夺，惶恐的受害者不顾一切要逃离的恳求和集体自杀的爆发贯穿了13和14世纪，只要返回耶路撒冷的标语一举起来，上述的情形就会反复出现。20世纪末，对犹太人举行宗教礼仪时的屠杀的歇斯底里的控告越来越加剧，无论天主教会怎样通过引用圣经中不许杀人和触摸死尸的禁忌来缓和暴力倾向，集中焚烧犹太人成为人们泄恨的新途径。当这种恐惧和憎恶达到顶点时，人们要求犹太人穿上特殊的衣服，这样他们就会即刻被认出：在德国是戴红黄帽子，在波兰是戴绿色的尖顶帽子。很多年后，有趣的是，当新一代的当权者不再要求犹太人有所区别时，一些犹太人却坚持要保留他们外部的令他们与众不同的标志。    书包网想百~万\小!说来第二书包网
犹太人的苦难及自由300—1948(3)
当欧洲商人对原是由犹太人经营的商业贸易开始侵犯时，比如海上的香料、丝绸、外国食品的运输，为了应付这种不稳定的生活，犹太人把自己的财产兑换成金银珠宝和其他可携带的财宝。这样当他们来到一个陌生的同样不受欢迎的地方时，他们就可以很快地开辟一条途径来迅速恢复他们的繁荣来战胜贫困。因此他们以放高利贷而出名，带着利息把钱借出去，还不回来，就用对方身上的肉做补偿。可他们反过来又受到贪婪的王室的压榨，在损失巨大的海外冒险之后，他们会不顾一切地加固他们的资金。 1210年，英格兰的约翰二世要求犹太人为他的海外战争捐献大量的财富，并为他与贵族的斗争做大量的补贴。当他们提出没能力支付时，他就把他们锁起来。一些人被折磨得死去活来。一个布里斯托尔的叫做亚伯拉罕的人，他的牙被一颗颗地拔出来，直到他再也不能忍受，就自寻短见了。一个专门榨取犹太人财富的金库被建立起来，榨取的数目越来越大，直到1290年当爱德华一世（1239—1307）吸干了犹太人所有的剩余财产后，英国成为第一个将犹太人大批驱逐出境的国家。其他的大陆王室也一样。在法国，菲利普二世（1165—1223）将所有的犹太人都抓了起来，只有交了赎金才放了他们。又在1392年将犹太人驱逐出境。当这种迫害在西欧的德国和西班牙先后盛行起来时，许多人逃到了波兰。当14世纪中期的黑死病在整个欧洲蔓延时，人们普遍认为这个由老鼠传播的瘟疫所带来的灾难是一种神明发怒的迹象，更糟糕的是，他们还认为这是撒旦和犹太人互相勾结密谋的迹象。审讯和处刑接踵而来，从沙威传到瑞士。德国的农民杀戮了7个主要城市的犹太人。整个欧洲就像是一个疯人院，一群群着了迷的流浪者从一个地方辗转到另一个地方，煽动人们去杀戮和焚烧犹太人，而上帝也没有按着犹太人的意愿对这些人进行报复。天主教会的权威人士抗议说有许多的犹太人也同样死于瘟疫，但这也无济于事。下一个世纪，犹太人的恶魔形象变得更加荒诞和恐怖，基督教徒确信犹太人既是魔鬼的标志又是巫婆的标志，除了没有得到考证的气味，犹太人被看作是强有力的男巫，拥有神秘的魔力。但同时，人们又认为他们身体虚弱或是有畸形，需要输入健康的基督教徒的血液来消除他们的苦痛。人们确信男犹太人和女犹太人一样会有经期，只有使用基督教徒的血液才能解除这种疾患。这种错觉导致了对犹太人的经常性的攻击。其实犹太人不是惟一的被指控具有魔法和巫术的人群，但他们却是最容易被攻击的目标——犹太人很容易被认出来。他们在失败的时候被人唾弃，成功的时候又容易被人嫉妒，受不到任何人的保护，命如草芥。另外，那是一种持续了几百年的疯狂：500年后，阿道夫·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中写道：象征所有邪恶的魔鬼附着在了犹太人身上。 西班牙的情况有点特殊，最起码在最初的时候是这样。8世纪，摩尔人占领了伊比利亚半岛，并在以后长达800年的时间内具有较强的影响力。犹太人发达了，并在摩尔人的首都科尔多瓦获得了高水平的文化和学术成就。14世纪，随着阵阵排犹热潮的涌来，犹太人的地位开始恶化，首先是十字军东征，继而是黑死病。犹太人受到了同样的指控，结果也差不多：村庄里的大屠杀到处蔓延。在卡斯特尔的内战中，有谣言说战败的国王彼得是犹太人，而且他并不是合法的王位继承人，真正的继承人在出生的时候被他替换调了，这个谣言使得犹太人的生活雪上加霜。其实，战胜的亨利，彼得的哥哥自己恰恰是私生子。他促使立法机构，即西班牙的国会，谴责犹太人是邪恶和浮躁的人，是上帝和所有基督教徒的敌人，是罪恶和腐败的携带者和传播者。 因此，犹太人被排除在了行政岗位和税收之外，并被禁止骑马和穿好衣服，政府还指令他们带上特殊的标记，还要求他们基督教化他们的名字。很多人的反应是开始信奉基督教。这个举措暂时挽救了犹太人，使他们免受迫害，但却将西班牙的犹太人分裂成两大阵营。1478年西班牙严密审讯的出现是对它的不怀好意的回报。一些改教派信徒变成这些固守旧信仰的犹太人的迫害者，另一些转变成无神论者。其他人还不接受基督教，有时候将有耶稣受难像的十字架悬挂在背上，公开地表示对抗性的不敬。西班牙人又反过来把改教派信徒贬低为猪。 到15世纪晚期，严密审讯还没有终止，甚至连这些真心转变传统思想的人也被怀疑还在继续悄悄地进行着犹太人的种种活动，就像其他未转变的犹太人一样；他们还被怀疑在催促他们的转变信仰的同伴也仿照他们的做法。许多人遭到无情的折磨，他们被逼迫做忏悔。还有许多人被处以火刑。1492年，西班牙的统治者费尔迪南和伊莎贝拉，签署了驱逐法令，要求犹太人在4个月内变卖家产出境，但却禁止他们携带任何的货币和贵重的金属。随之又有了些变化，一些犹太人逃到了地中海一些地区，包括土耳其、意大利和北非。一些人把他们12岁以上的女儿都嫁掉了，好让她们的丈夫来保护他们的女儿。之后，他们将他们的财产以货易货，从此踏上了一条绝望的没有目的地的旅途，许多人在路上就被饥渴夺去了生命。当葡萄牙也开始严密审讯时在那里避难的犹太人被驱逐了出来。    
犹太人的苦难及自由300—1948(4)
从16世纪开始，传统的憎恨犹太人的思想与商业竞争结合了起来。在欧洲的许多国家，贵族间有明显的利益冲突。这些贵族越来越发现他们可以利用犹太人的专长来处理错综复杂的国际财政与经济政策问题，对于这个新诞生的中产阶级来说，他们仅仅是商业竞争对手。1670年，一群从维也纳被驱逐出来的富有的犹太家庭有选择地被普鲁士的选帝侯邀请到了德国，但他们的到来激起了基督教商人的怒火，招致了对犹太教堂的攻击。 虽然大多欧洲国家认为犹太人会对虔诚的基督教道德系统产生深刻的消极影响，但还没有采取任何措施，这时，犹太人中处于领导地位的有识之士已经感觉到在欧洲将会有大量的经济收益，基于这种考虑，犹太人又再次回到欧洲各国的首都。 这时的法国和英国都已经废除了在中世纪颁布的反对犹太人法令。法国是在17世纪初，路易十三（1601—1643）统治时期实施撤销的，但在那之后，又有人对新实行的缩减方案提出了异议。到了17世纪中期，克伦威尔（1599—1658）统治下的英国顶住了人民大众普遍的反对情绪，允许一批马拉诺（指中世纪时在西班牙和葡萄牙境内被迫改信基督教而暗地依然信奉原来宗教的犹太人或摩尔人）在伦敦以非法定的身份定居，但是反对情绪最终在一个世纪之后占了上风，并促成新犹太移民法的仓促废止。也是在17世纪中期，宗教裁判所的势力范围已经远及巴西，而被无情追捕的犹太人在逃亡中，发现纽约欢迎他们。这可能是由于当时的美国清教徒急于想使这些信奉犹太教的犹太人皈依基督，所以与欧洲相比，美国显示了一种出于同情心的容忍，而且这也使新生的美国在一定程度上成了犹太人的最佳避难地。 如果说启蒙运动给予了在欧洲的犹太人一个做民主梦的机会，但这场运动的结果却是砰然一声断绝了他们的任何非分之想。在19世纪，对这种自由化的大众民主最大的讽刺是，它助长了反犹太主义的复苏。但是这次它表现为一种新的形式。1807年，拿破仑召集犹太最高评议会，这加剧了犹太人想夺取世界霸权的谣言的流传。 在俄国，很多教士声明，这次对拿破仑来说，是一个表现他救世主野心的信号。欧洲人所担心的犹太人密谋夺取世界统治权的种种征兆在19世纪频频浮现出来，且在接近100年后因一篇由沙俄警察鼓动而写成的卑劣伪造文章《锡安山长者草案》的发表而达到高嘲。这篇赝作在欧洲范围内广泛传阅，文中声称犹太人正秘密地控制着欧洲国家政策，而且想把一种新的世界秩序建立在非犹太人奴隶制上。 在19世纪初期，4/5在欧洲的犹太人定居在俄国西部。沙皇政府已经注意到他们人口的快速增长，并认为这对于斯拉夫农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威胁。因此沙俄政府采取了表面上与欧洲同化政策相一致的措施：对50,000个12岁及以上的犹太儿童采取非宗教教育，学习欧洲语言，进入大学学习，直至在俄国军队服完25年义务兵役。虽然沙俄政府舍弃传统的犹太地方政府，但是仍然要求犹太人替沙皇政府征税，犹太式的服装和发型遭到了禁止。持续的流放政策使犹太人相信政府的真正意图是要他们彻底灭绝。迫于压力，俄国不再闭关锁国，革命思想趁机有了立足之地。1881年，因为犹太人被指控参与亚历山大二世的谋杀，第一波对犹太人的大屠杀开始了。紧接着又发生二次大屠杀，这两次中的后一次发生在苏联时期。 1819年，在这个后拿破仑时代，在欧洲——德国、法国、荷兰和丹麦，人们对犹太人的妄想狂性的歧视导致了大规模的暴乱，成群的暴徒鞭打犹太群众，并且捣碎犹太人的教堂，所有的一切又再次发生了。反犹太主义直到19世纪晚些时候还断断续续地爆发。但是这次，犹太人民对历史文化所做的贡献被积极地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维多利亚女王的犹太籍首相，本杰明·迪士累利（1804—1881），在他的小说《康宁丝比》中借赞美“在世的希伯来智者”表达了他作为犹太人的自豪。 随着时间流逝，在对人类学的种族研究方面，一种新的思维方式预示一轮新的基于种族而不是宗教的敌视即将来临。理论学者吸取了德国哲学家以伊曼纽尔·康德（1724—1804）的思想以及查理·达尔文（1809—1882）的科学发现，虽然他们本人都没促进种族分类体系的发展，但条理清楚的理论都从他们那里汲取支持，来证明欧洲的白种人，特别是雅利安人，有一种与生俱来的优越性。一位理论学者争论说黄头发、白皮肤的德国人注定是要征服那些低劣的、次等的斯拉夫人。另一个重大的影响是在优生学方面，这是由一位叫弗朗西斯·高尔顿（1822—1911）的英国人首先发起的。德国科学家在利用高尔顿见解的基础上，大肆宣扬人种选择、种族灭绝，来保护“种族血统”。当这种思想现在已经被当作胡言乱语而遭到丢弃时，在那时却作为纳粹种族计划的一个基础，既支撑着希特勒的想消灭犹太人的企图，还坚定德国人民的信念，也就是俄国必然要屈服于强大的德国。 然而，早在这之前，其他的一些事变就使一部分犹太人相信他们在欧洲的处境不可能有保障，这初次促使他们采取犹太复国主义道路——回到他们的祖居地以色列。两件浓墨重彩的丑闻起到了一些作用：首先是所谓的1840年大马士革丑闻，在叙利亚首都，一位圣方济各会托钵僧的失踪使人们回想起早在中世纪就有所怀疑的发生在宗教仪式上的犹太凶杀事件；第二件是发生在50年后的1894年的法国。一位清白的犹太军官，单凭着他的笔迹，就被宣告犯有叛国罪，然后被流放到恶魔岛（属法属圭亚那）。尽管有清楚的证据显示他是清白的，但是通过伪造的证据，他还是被关进监狱，而他最终的无罪释放在欧洲大陆上反响强烈。    
犹太人的苦难及自由300—1948(5)
最早的犹太复国活动发生在19世纪中叶，一位对社会主义思想有所了解的瑞士籍记者，摩西·赫斯（1812—1875）认为在欧洲，反犹事件是不可避免的，因此犹太人必须有自己独立的国家身份。在1860年，一群年轻的犹太人开始在巴勒斯坦建立聚居点。大约25年后，一位波兰籍的医生和律师，利昂·平斯克（1821—1891）慑于1881年的俄国大屠杀，他基于对犹太人不可被同化的坚定信念，发起了“锡安之爱”运动。第一个犹太复国会议于1897年在西奥多·赫瑟（1860—1904）的领导下召开。在1914年，拜伦·埃德蒙·德·罗斯柴尔德支持这个新建的以农耕为主的定居地，最后这块定居地扩展成为现在的以色列。 在俄国十月革命之后，布尔什维克统治下犹太人的优势地位有助于仇恨犹太人的势力推出一系列新的阴谋理论。需要指出，人们已经怀疑犹太籍的国际金融家，通过微妙的操纵，对推翻沙皇统治起到了关键性作用。十月革命的胜利和对犹太人已存的怀疑使他们受到了普遍的谴责。著名的西方大资本家，比如说美国的亨利·福特（1863—1947），就曾对世界范围内犹太人经济实力的强大提出了质疑。在德国，从19世纪晚期开始盛行的反犹太主义政治趋势在大萧条时期，又再一次活跃起来，并声称犹太人需要对德国正处于其中的困境负责。反犹太政党在哈布斯堡家族统治的奥地利也很活跃，他们把犹太人描绘成经济敌人，说犹太人加速了农村田园生活的消逝。在法国，犹太复国主义者、犹太人和德国人的企业联合与欧洲的布尔什维克的勾结，以及社会主义都是官方和民间舆论重点攻击的对象。在英国，随着20世纪初期爱德华七世的即位，虽然英国比世界其他地方采取的形式要温和，但是反犹太主义又开始了新一轮的活动。 1938年，“水晶之夜” 1938年11月9日至10日，对于茫然无知的大众来说，不仅“水晶之夜”这个德文词可能暗示它和古老的圣诞颂歌有某种联系。而且连它的英语译文也说明了德国纳粹分子在为他们无耻行径制造托辞方面耍尽手段。因为在那天夜里，纳粹分子开始对德籍犹太人实行劫掠、烧杀、焚毁等一系列恐怖行动，并把成千上万的犹太人关进集中营。 11月9日晚。 21：00在纳粹分子举行纪念1923年啤酒馆暴动失败的慕尼黑年度晚宴的同时，希特勒正试图用600名突击队员来颠覆巴伐利亚地方政府。这时从巴黎传来消息说，一个德国大使馆的低阶官员，厄恩斯特·沃姆·赖斯被一名怒火中烧的叫赫思克勒·格林兹潘的犹太青年枪杀，原因是他的父亲金代勒自从被德国驱逐后，在难民营的境况很糟糕。希特勒与他的宣传部长约瑟夫·戈培尔进行了紧急商讨，满脸严峻的神色，没有发表例行演说就匆匆忙忙地出去了。 然后戈培尔走上发言台，宣布沃姆·赖斯被犹太人谋杀了，并间接提到了近来在德国风头正劲的反犹太暴力活动。这位宣传部长解释道，希特勒并不希望这种行为由党来组织，但是如果这种示威是自发的，那么也不应受到制止。底下的群众明白了他的潜台词：纳粹政党已经把矛头对准了犹太人，但是它不想出面，而是希望以后的暴力活动看起来像一个没有预谋的，在因同胞被犹太人杀害而产生怒火的德国人中间爆发。 纳粹的高效通讯网开始极速运转了。这个指示被快速地传送到各地总部及警察局——他们的职责就是当犹太人的财产被抢夺、毁坏，犹太人被袭击时，不予理会。也就是说纳粹分子想利用啤酒和电影，在群众中激起反犹太情绪。人们开始不顾禁令，喝大量的啤酒和杜松子酒。很多留意到这种行为真实意图的人们都用铁锤、凿子和汽油将自己武装起来。 11月10日凌晨。 02：00戈培尔收到了第一个犹太人死亡的消息。刹那间他颤抖了一下，是不是应该采取行动来阻止更进一步的流血冲突呢？但是很快，他让自己相信这是无法阻挡的，这是人民的意志。 02：30对犹太人的大屠杀已经全面展开了。犹太人的商店被袭击，他们的窗户玻璃被砸成碎片，他们的库存在一片混乱中被盗。城镇中的犹太教堂被大批疯狂的群众围攻，圣物被大量丢弃，并被浇上汽油，付之一炬。紧接着教堂被焚毁。犹太公墓被亵渎，墓碑被贴上的纳粹徽章玷污。 在另一所犹太教堂，当地全体犹太人都被赶到一起，狂笑的德国人把汽油泼洒在他们周围，并强迫他们反复唱《霍斯特·威塞尔》这首纳粹歌曲（这首歌的名称来自纳粹最有名的一位“烈士”的名字，此人临死前写了一首颂扬纳粹的赞歌，后来被戈培尔宣传，因此举国闻名）。直到教堂即将成为一片火海，他们才把犹太人推出了门外。德国人随意闯入犹太人家，把他们从屋里拽出，用手边可能有的任何东西——比如说铅制烟斗和砖块，攻击他们或者干脆逮捕他们。有报道说德国妇女带着小孩去观赏正被打得要昏死过去的犹太人。还有一部分德国人惊骇于这种非人行径，但却不敢有所表露，因为群众的状态太癫狂了，而且警察也不予阻止。 当“水晶之夜”（德文为kristallnacht，意指住宅、商店玻璃尽遭打碎的惨状）结束的时候，91名犹太人死亡，另有26,000人在去往布痕瓦尔德、萨克豪森、达豪集中营的路上，而这仅是即将遭受同样命运的上百万犹太人的先声，大约7000家商店被洗劫一空，1500座教堂损毁或损坏。德意志帝国要求犹太人赔偿的10亿马克的保险金和修缮费全部充公。   &
犹太人的苦难及自由300—1948(6)
希特勒是凭借暴政和独裁崛起的，对犹太人来说，这是阴险狡诈的发迹史。纳粹分子的企图很明确，那就是早在20世纪20年代他们就曾明确表明，犹太人不允许加入德国籍，但在当时却没引起犹太人的足够重视，他们在去留之间犹豫不决，希特勒正是通过这种心理战术逐步实现了他的目的，而等到犹太人意识到问题严重性的时候，已经太晚了。1933年4月，拒绝购买犹太商店的货物成了导火索。突击队员们怂恿大众在窗玻璃上贴标语、谩骂顾客和损毁财物。非雅利安人不允许在政府、高校中供职，修改后的《遗产法》剥夺了犹太人对遗产的继承权。然后在1936年颁布的《纽伦堡法》中，又重新定义了德国公民的含义。2年后，即在波兰籍犹太青年因父亲被德国驱逐，一怒之下谋杀了一名德国驻法大使馆官员之后，德国开始行动了。蓄谋已久之后，他们发起一场全国范围的反犹太暴力活动。约有90名犹太人被杀，大量犹太教堂被污损，建筑物遭破坏，书籍及圣物被焚毁，成千上万的犹太人遭到逮捕。 这就是“水晶之夜”。但这才仅仅是开始，从此大量犹太人被流放到德国东部的劳工营，1942年1月的万塞会议又通过了对犹太人实行种族灭绝的最后解决法。单从统计数字上我们就可以看出这场屠杀的惨烈程度。在二战中，大约有300万犹太人，连同为数众多的波兰人、吉卜赛人、同性恋者及共产主义者都被纳粹分子杀害在位于波兰境内的集中营里。100多万人死于奥斯维辛，974,000人到于特列布林卡，600,000死于贝尔泽克，250,000于索比波，225,000死于切姆诺，及60,000人死于马伊达内克，他们大都是先被毒气熏死，然后焚尸灭迹。虽然这些地狱般的地方所发生的惨绝人寰的种族灭绝暴行被以后的文件详尽地证明了，且从那以后在其他地方还有类似的大屠杀，但是人们还是在心理上感到接受吃力，无法置信。 现居住在以色列的阿拉伯人和犹太人目睹了巴勒斯坦的一次又一次的起义、频繁发生的自杀性爆炸事件及以色列军中高涨的复仇情绪。这种紧张局势非一日而就，它可以溯源1917年的《贝尔福宣言》。一战爆发时，阿拉伯人和犹太人都处于奥斯曼土耳其的统治下，那时约有90,000犹太人定居在耶路撒冷，经过60多年的繁衍生息，人口已经增长了9倍。 当1918年以色列被英国解放之后，在犹太人不断强调他们没有意图建立犹太国的基础上，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犹太民族之家的愿望获得英国当局批准。1919年，国际联盟通过了英国对巴勒斯坦的“委任统治训令”。占人口多数的阿拉伯人认为，因为犹太人已经有将近两千年没在那居住，所以巴勒斯坦应属于他们。并且对于因为在英国内阁里有犹太大臣，所以由犹太复国分子替英国政府来管理殖民地，阿拉伯人提出了反对意见，然而，阿拉伯人只是受人统治的民族，在政治上缺少任何发言权。犹太人害怕组成|人民代表机构，因为那将不可避免地由阿拉伯人控制，所以尽管阿拉伯人采取了政治主动，但却收效甚微。 在1939年以后，英国政府开始限制犹太移民，并规定在接下来的5年中，只允许7500名移民，且需要阿拉伯人的同意，因此在1945年，犹太人开始倾向恐怖主义。2年后，当联合国正进行投票来决定以色列是否应该划分为两个国家时，上千人死于城内武装冲突。阿拉伯人集结武装，发动暴乱，并威胁到巴勒斯坦边境之地，在这种形势下，1948年5月14日，当时的总理大卫·本·古理安（1886—1973）在特拉维夫自豪地宣布犹太人独立。不管好坏，现代以色列诞生了，阴影下的横空出世很快使它走上了不平静的道路。对于一些欧洲左翼人士来说，犹太人近期采取的行动可以和纳粹分子相提并论，然而对以色列人来说，这种论调则无疑是一种侮辱，让人不堪忍受。 现在以色列的矛盾可以和爱尔兰做一番比较：它们讲述的都是真实发生的少数民族的故事。犹太人害怕被广阔的阿拉伯世界赶出家园；而巴勒斯坦人则既遭到强大军事力量的毁灭性打击，又被不平等聚居地条款所迫离开故地，所以他们把注意力转向了恐怖主义。一道分开两个聚居地的藩篱已经建起了，它活脱脱就是在北爱尔兰贝尔法斯特臭名昭著的“和平分隔线”的现代翻版。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期间，美国总统乔治·w·布什保证他将致力于推进中东和平进程。但目前，他和英国首相托尼·布莱尔正忙于在伊拉克搜寻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且截止到目前，还没有找到能对伊使用武力的证据，遑论忧心中东的复杂形势了。 面对以色列的将来，50多年前在联合国讨论过的分裂政策又提到了议事日程上。对于消极主义者，或者说已经厌倦的现实主义者来说，这将意味着它又一次模仿了北爱的那种无用的多边政治。然而最近爱尔兰和平进程有了一点很有意义的收获，这也许会使以色列看到一丝希望。如果是这样，我们还需要250年，才能等到以色列的和平。北爱的最晚始于1690年，1972年“血腥星期日”的惨剧说明他们在前进的路上被复仇思想左右而后退。 1948年，一个犹太人的国度诞生 1948年5月14日。 自从美国在1947年年底同意英国放弃对巴勒斯坦的托管，联合国就决定分裂巴勒斯坦，但这又引起新一轮犹太人和阿拉伯人之间的冲突。联合国允许建立一个犹太国，同时在巴勒斯坦剩余的土地上再建立一个阿拉伯国，而耶路撒冷则由另一个单独的政权来管理。现在英国已经提交了他们离开的日期。    
犹太人的苦难及自由300—1948(7)
00∶00耶路撒冷的午夜已经来临，还有24小时英国的委任托管就要结束。但在相差7小时的华盛顿，正是午后时分，美国人正在紧急制定一项过度方案，以防止可能发生的流血冲突，因为他们相信联合国的计划无疑会使巴勒斯坦的犹太人和阿拉伯人陷入战争。现在他们考虑的是如何阻止战争爆发，然而这需要联合国从中周旋，并任命一位仲裁来解决尚未定论的其他问题。这个提案会在明早的议会上首先讨论。 联合国的分裂计划是在参考英国1937年提议的基础上制定的。但在人口统计后，它意识到领土混乱问题的严重性，这意味着会有大约35万阿拉伯人居住在约有60万犹太人的以色列，另一项棘手的则是当地的阿拉伯人，连同临近的阿拉伯国家，都强烈反对分裂。犹太复国主义分子虽然对分给他们的土地面积，三处分开国土的边境防御问题及耶路撒冷的归属还有异议，但是还是很欢迎国际社会所给予的对犹太国的承认。 葛达·梅依，一位犹太临时政府官员，化装成阿拉伯人与约旦国王阿卜杜拉见面后，总结说如果以色列建国，约旦军队就会入侵。国王阿卜杜拉警告说：“我们寻求的任何和平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方法都宣告失败。现在剩下的惟一选择就是战争。我将致力于挽救巴勒斯坦。”在华盛顿，以色列外长兼大使摩西·夏里特遭到反对犹太人建国的美国国务卿乔治·马歇尔的警告：如果犹太人一意孤行，美国将不提供援助。但是此时的犹太人已经没有别的选择，只能继续。 02∶00在希伯伦附近的科法尔地区，被阿拉伯军队长期围攻的防卫兵士抵挡不住，阿拉伯人闯进了以色列人聚居区，并进行了残暴的集体大屠杀。在巴勒斯坦的其他被犹太人占据的地方也爆发了类似的激烈争斗，这些地方犹太人在1927年、1935年和1943年都居住过，他们栽种果园，设立轻工业并修建教堂。对于犹太人来说，这些地方不管是从战略，还是从象征性角度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们保卫着通往耶路撒冷的道路。守卫军已于昨天被击败，127人被杀，使死亡人数上升到240人，这其中包括20名妇女，她们的尸体直到英国军人清理现场时才被找到，其余的幸存者在那天上午大约10点，在红十字会见证下，全部投降，并成为战俘。 16∶00在特拉维夫，即将成为以色列国防部长和总理的大卫·本·古理安，重新修改了《独立宣言》。争论在独立大厅里持续了一整天，主要是针对在宣言中是否要提及上帝这一棘手问题，最后，多方达成妥协认为上帝是以色列的磐石。宣言不提及领土问题。下午4点32分，本·古理安结束了《独立宣言》的宣读。其他成员均在白纸上签名，这张纸后被订到一份誊清的独立宣言上。在华盛顿，当联合国还在进行辩论时，一份寻求正式承认的信函已经呈递到了美国政府面前。信函送得很急切，连“以色列”这个名字都是在路途中写上的。8小时以后，美国总统哈里·杜鲁门承认了这个新建的国家。这个国家的诞生是充满艰难的，并且对于犹太人和阿拉伯人来说，随之而来的流血冲突也是不可避免的。   &
民权运动—1990(1)
从古老的时代起，奴隶制度就存在，直到19世纪，作为西方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一个重要来源，奴隶贸易仍然是世界贸易的一个主要部分。 在成功废除奴隶制度很久以后，一些魅力超凡的黑人活动家，如马丁·路德·金、纳尔逊·曼德拉，在20世纪把他们的一生贡献给同残留的、不公正的奴隶制度及其思想作斗争的事业。 奴隶制有一段很长的悲惨历史。 自从古代以来它就在世界范围内存在，在亚非两洲的某些地区，奴隶制今天仍以债务束缚或契约劳动的形式存在。在最初阶段，奴隶制是一种很简单但是残酷的体系：奴隶按惯例是作为战利品，同战胜者掠夺的其他贵重物品、财产、商品等等一起被带离他们惨遭洗劫的家乡。 战败方的年轻妇女被抓去满足敌人的x欲，或者作为家奴；男人们则被派到田里干重体力活，去做采矿、排污等危险或卑贱的活计或者去胜利一方的部队里参军，为征服新的牺牲品，实现他们的野心服务。 例如，罗马人把战俘当做奴隶，让他们在皮鞭下摇着全副武装的战舰的重桨渡过茫茫大海，但他们并不是惟一这样做的。孩子们也不能幸免：如果他们没有在开始的战斗中被长矛刺死或打得脑浆崩裂，那长大后也逃不了奴隶的命运。获释的奴隶极为稀少，而奴隶起义都会遭到极为残酷的镇压。斯巴达克是一个角斗士，于公元前73年领导奴隶起义反抗罗马并且在战斗中多次取胜，但最终被抓住，跟他的起义伙伴们一起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他的这个著名的故事既表明了逃跑者们绝望中的勇气，也表明了他们的主人的灭绝人性的残暴行为。 更早的例子是古希腊，它的城邦民主在欧洲一直被奉为古典文明的光辉范例之一，为未来的民主树立了典范，但该民主却是以雅典城邦中小农业奴隶制为基础的。奴隶们在坚硬多石的山侧开垦出梯田来种植谷物、葡萄和橄榄，开采矿山，凿通隧道，奠定地基，在许多方面，正是由于他们的劳动才使得他们的古希腊主人们有闲暇从事哲学、艺术和数学研究，让古希腊文明从嫩芽成长为奇葩。 确实，这种奇怪的，有瑕疵的“自由”在2000年后美国成立时仍很有活力，成为其基础。毕竟美国是由那些从英国殖民统治下逃脱出来，寻求个人和政治自由的人们建立的。《独立宣言》慷慨激昂地陈词：“所有的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赋予了每个人某些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以及追求幸福的权利，这是一个不言自明的事实。”然而就在《独立宣言》发表的时候，还有成千上万黑奴在美国南方的种植园里劳作，而且还要继续劳作将近一个世纪。 他们或他们的祖先当初被强行从非洲的土地上带走，然后用船运过大西洋——在拥挤、恶臭的船舱中被像牲畜一样捆在一起，踏上一条通向骇人的暴行、剥削和疾病的道路——去新世界中过那种痛苦的、猪狗不如的生活。他们经常要一天劳动20个小时，砍倒甘蔗并加工成糖，收获烟草并把它们晒干，还要锄草、播种、摘棉花。如果他们有幸不被累死，奴隶主也会随心所欲地鞭打他们，枪杀男奴或对他们处以私刑，对女奴则随意j污而不受处罚。 然而如果认为奴隶制的存在只归咎于白种欧洲人，那就错了。同样的压迫行为在几百年前就存在于当时的一些大帝国中了——比如中国和埃及。在非洲，奴隶制的出现要早于欧洲奴隶贩子的到达，这些人起初都来自葡萄牙和西班牙，后来又扩展到其他国家，其中包括英国。英国人在交通的西向发展中找到了一个新的出口市场和便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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