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讨苦吃——这是我提笔写这篇后记时脑子里首先冒出来的一句话。是的，为了完成这部书稿，我在繁忙的工作中仍不得不四处奔波采访、查阗资料，在百忙中伏案写作。无论是暖春凉秋还是严冬酷暑，无论窗外是笑声飞扬还是霓虹闪烁，甚至是在世界杯热火朝天的时候，我都得强行封杀自己外出放松或看球的欲望，苦行僧式地强迫自己挤出时间，埋下头来一点一点地进行这部书的写作。偏巧的是这段时间我又分上了新房子，需要装修准备搬家，单位的工作也一件接一件接踵而至，所有的忙碌几乎都凑到了一起，这使我更是在这个盛夏中疲于奔命。
是的，如果不写这本书，我可以相对放松，可以携妻带女外出踏青旅游，可以与朋友一块无拘无束地聊天、听音乐、喝咖啡，可以去游泳、打球或随便玩点别的什么……但这段时间我却不能，放松与享受都与我无关。
我原本钟情于纯文学，极希望专职从事纯文学创作，那样可以心静如水地流泻自己心灵的感受，潜心营造属于自己的艺术空间。可由于工作的关系，我一走出大学校门便面对纷繁复杂的社会世相和错综复杂的社会问题，变革时代热风骇浪不断扑面而来，我又长时间地负责所在的《中国青年》杂志社会问题方面的釆访、编辑工作，这使我身不由己，也几乎是宿命般地不断关注着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也一篇接一篇地写着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报道。这使我身心疲念，艺术感觉也几乎在我的身上渐渐远离。多少次，尤其是在我完成前一本书、那本长达30万字的长篇报告文学《中国魂告急一拜金潮袭击共和国》的时候，同样疲惫的我曾一再发誓不再写这种庞大复杂的社会问题纪实，转而回归纯文学的本体和艺术的理想家园，但这一次，我又身不由己——这或许是宿命？可我从不相信宿命，我相信自己最终会放弃这种题材的写作。
我知道我之所以不能放弃这本书的写作，源于我内心那至今仍无法割舍的社会责任感和忧患意识（这样的字眼如今在许多人看来已显得很可笑）。最初，我面对一份来自国家某部门的关于中国自然科学界知识分子现状调查的时候，我产生了走进他们的生活和心灵的沖动。而当我面对蔡诗东等英年早逝的悲伤，王龙等因为学生不断离去的无奈，郭卫、成泽们归来的抢尴甘子釗、何作庥们对中国科技前途忧心如焚……，当我面对这一切的时候，我已经身不由己地发誓要用自己的笔去为科学家们奔走呼号。尽管我知道这样做有些不自量力，最终也许会无济于事，但我必须面对自己良心的一次次驱动与呼喊。我不知道自己何时会放弃这种冲动，但这一次，我仍不后悔。
应该特别感谢百花文艺出版社王俊石、董兆林先生对这部书写作的驱动。他们在读到我发表在《北京文学》1998年第2期《中国科技忧思录》这部中篇报告文学之后，迅即同我取得了联系，并不辞劳苦两次驱车，特地从天津赶到北京同我协商这部书稿写作和出版的有关事宜。他们的敏感、热情、真诚和认真的精神，尤其是对祖国科技事业的挚爱与关注，令我感动。他们俩是纯文学作品的编辑，而且是著名的《小说月报》的骨干编辑。由编辑纯文学作品转而开始关注社会问题纪实作品，他们所表现出来的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忧患意识让我备觉意外与欣喜。我的纪实作品能受到他们的关注与青睐，这对我是最大的奖赏与鼓励。由此看来，“文学要回避现实”的说法，至少在当今的中国尚未真正打开市场。我没有必要为自己所做的一切而自惭形秽。
由于本书出版时间紧迫，我对科技现状尤其是科技知识的了解还很有限，书中的错误及纰漏在所难免。我真诚地期待着广大读者、尤其是广大科技工作者的指正与批评。衷心感谢阅读过我这本书的广大读者！
杨晓升
1998年8月14日上午匆草于北京三里屯陋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