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同事至今还清楚地记得：有几次蔡诗东病了，却仍带病出差。有一次蔡诗东发高烧，打了两天针，高烧仍未退，可为了出差，他硬是停了打针，坚持要走，别人劝都劝不住。
他的另一位同事也沉痛地回忆：“与他共事12年，我几乎没有关于他享受休假的印象，他的晚上和节假日都用在工作上，曾有几次他因过度劳累身体不支而晕倒在办公室。他的早逝跟这不能不说没有关系……”
忘我工作、勇于献身可以说是中国科学家们的共同品质。正是他们的忘我与献身才支撑起当今中国科学的擎天大厦。可谁来支撑他们那嬴弱的身体呢？如果……如果不是那么多的如果，蔡诗东或许不会那么早离去的呀。
回想起来，蔡诗东的身体素质下降早已是客观存在的事实，由于长期过度劳累，他已积劳成疾，身体也时常感觉到不适。每当此时，蔡诗东也不是一点没想到要及时去医院译断治疗。只是科学家所具备的医疗条件，使本来就惜时如金的蔡诗东有病时也不愿意去看病，他觉得太麻烦。
与蔡诗东一样从美国归来、现在香港工作的同行张昭庆这样回忆：除非病得不能不看医生时，蔡诗东才硬着头皮去。我记得十年前他就有牙周炎，但因为看牙还得很早去排队挂号，他不肯去，索性一直拖着，直到最后吃东西困难了才“走后门”找牙医。
但对此有着切肤之痛的还是蔡诗东的夫人曹俊喜。尤其是蔡诗东8超检查发现癌症联系住院前后的经历，让曹俊喜刻骨铭心、心酸难抑。以至于丈夫去世之后，她在给丈夫的《一封无法投递的信》中这样倾诉着满腔的痛楚、无奈与哀怨——
“……通过了各种人事及人际关系，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终于在5月30日住进卫生部所属的中国肿瘤医院，该院在国内算是肿瘤方面的权威。你住的是7层的外科病房，3人一间，无卫生设备，也不能陪床，与外界的联络更是困难，同层40多个病人既无外用电话也打不进来，如有急事只有下楼走到大门口排队用公用电话，对一个身患重病的人，这几乎是不可能做到的。5月31日是星期五，办完必要的住院手续，已经是下午，只有护士来建病历、量体温，至于治疗要等下周开始的各种检查完成之后才能确定方案，每种检查仍需排队，这种等待对于你的病情极为不利，但我们又能奈何？
“肿瘤医院地处北京市的东南角，而物理所和我们家正好在西北角，相隔二十多公里，只能靠物理所每天一次派车送点食品（那几天偏偏是医院的锅炉坏了，只有应急伙食，质量很差，但肝病患者极需髙蛋白营养品），当时天气炎热，吃剩的食品也无法保存。
“第二周几天内经过各种检查，每次检查都很费体力，因为要从病房走到另一个楼，还要乘电梯、爬楼、排队。做（：丁及8超前天接到通知，我们一早赶去陪，但有一两次检查是晚间临时通知的，无法与家中联系，你只有咬着牙费力地走到化验的地方。护士竟然还说为什么不找家人来陪？这种经历对你这样从没有住过院的人是痛苦的。
“6月6日医生告诉我医疗方案基本确定，生物治疗和中医治疗，言下之意肝癌后期的病人，无法动手术，只能用这种办法延续生命而已。6月7日物理所领导来看望你，并向院方提出要求能改善住院条件，但院方说16栋花园病房早已住满，有的住了很久难以腾出。他们承认生物治疗需要安静的环境和单间，外科已无能为力，希望我们自己尽快设法解决。主治医师向所领导说你的病已属死缓。寻找单间病房的任务又落在我们的肩上。你虽为全国政协委员及科学院院士，但没有官职又非大款，单凭这两个头衔起不了什么作用。多亏国家人事部、中央统战部、科学院和物理所有关领导的想方设法，总算在附近的北京肿瘤医院挂了高级病房的号，但仍需等待数日。
“住院的第三周，你的体力明显下降，而院方也只是进行保守的治疗，如服用保肝、利尿等药，但腹水涨得很快，已近胸腔，虽抽过一次，作用不大。你的生活已无法自理，一次上厕所蹲下去，不能站起，幸好邻床的病友也在场总算把你扶起来。打点滴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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