穆拉维约夫站起来，打了一个响亮的榧子，领着卫队走了。
次日，黑龙江上开来了十几条俄国兵舰，一阵排炮下来，浑身哆嗦的奕山，一下答应了签字，这便是被恩格斯称作“从中国夺取了大小等于法、德两国面积的领土和一条同多瑙河一样长的河流”的《中俄瑷珲条约》。
俄国，不过是屁颠屁颠跑在欧洲工业化势头后的一名小伙计。它的将军，居然也把中国军队的武装拿回家，给自己的儿子玩游戏。我想，其他西方国家在令清朝的使臣们鸡啄米似地在一个个丧权辱国的条约上签字时（前面提到的雍正皇帝的五千万两纹银的政绩，不过在《辛丑条约》的赔款本息九亿八千二百多万白银中，只能充个零头），他们的感动，多半盖过了他们的趾高气扬。他们在为自己的慈悲为怀感动：
在当今日新月异的世界上，面对膝下这么一个六百年来没有任何进步、暴殄了一份巨大天物的国家，如果不瓜分她，不蹂躏她，不但对不起自己，对不起上帝，恐怕还对不起这国家的子民……
也正是在十九世纪，随着清王朝和郡县制的日趋衰落，西方对东方这块有着悠久灿烂文明的国度的看法，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不再以为中国只是像鲸鱼一样暂时蛰伏在水面下休整；西方一边吃着烤牛排、红烧牡蛎又呷朗姆酒，一边愉悦地注视着中国——这条千疮百孔的破船无言地沉没……
马可·波罗、利马窦的同行，但生活在十九世纪、亦深入过中国内地的美国传教士威尔斯·威廉，写了一本名为《中国》的书，其中的大量评述将会让马、利两氏感到，当年自己在中国，一定是被个什么法力无边的魔魅给摄去了灵魂——
“比肉体的罪恶更为根深蒂固的是中国人的不诚实，以及可耻的忘恩负义的相关恶行；他们对真理的蔑视，也许比任何其他过失更为降低了他们的品行”；
“……卑鄙和污浊达到令人震惊的程度；他们的谈话充满下流的表达，他们的生活充满不道德的行为”；
“盗窃非常普遍，统治者的非法的敲诈勒索成为最大的负担……杀害女婴……吸食鸦片程度惊人”；
“普遍地说谎，不诚实的交易……对待犯人的严厉残酷”……
郡县制下历代王朝所有的阔大架子，所有的良好心态，都粉碎在一首七言绝句上——
九州生气恃风雷
万马齐喑究可哀
我劝天公重抖擞
不拘一格降人才
作者是死于《南京条约》签订前一年的浙江杭州人龚自珍，他已经预见到神州大地山雨欲来：“山中之民，有大音声起，天地为之钟鼓，神人为之波涛矣。”（《尊隐》）
康梁吐有“大音”。孙中山似为“神人”。中国却如苦雨浇淋的一窝雏鸟，在昏冥寒冷与无比nfda2惶中，收尽了十九世纪的最后一缕光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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