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格在地球上生存，而更具种族主义色彩的一些中国知识分子则无情地认为他们自己的民族在人种上就过于卑劣，不值得允许其在地球上生存。
这种中国的“逆向种族主义”在80年代笼罩了整个中国的思想界、学术界、文艺界、新闻界，乃至略有文化的中国一般公众，并受到了官方的鼓励。西方人很少注意到或很少提到中国官方曾在80年代鼓励过“逆向种族主义”，他们却对于90年代所谓的中国官方利用民族主义“填补意识形态空白”十分敏感并大力渲染。这也并不奇怪，首先，官方鼓励“逆向种族主义”是一种中国80年代独特而绝无仅有的现象，因而超出一般西方人的想象力；其次，中国的“逆向种族主义”宣传意味着赞颂西方人，西方人很难想象与西方敌对了几十年的中国政府会鼓励这样做，他们认为这是中国知识分子，特别是持不同政见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倾向。但实际上，中国官方支持了大量这类观点的出版物的发行，组织或赞助了许多所谓“文化战略”研讨会，将许多持有这类观点的知识分子破格提拔到了各种各样控制舆论的重要岗位上而不是像西方人想象的那样迫害他们。河殇的例子就是一个很好的说明。虽然河殇的制作者们在该电视系列片放映时曾谈及所谓制作该片的政治风险，但这更多的是一种宣传手段每个中国人都知道，当时说什么东西有政治风险是对其最好的广告，而不是事实。首先，若无官方自始至终的支持，该片是不可能拍摄成功的；其次，在该片放映后，中央电视台以及以人民日报为首的中国大报等官方舆论工具花费了大量篇幅，并组织多次讨论会。河殇的支持者们不无得意地说“中国的报刊界从来没有对一部电视系列片像河殇一样，如此报以青睐，刊登解说词、连续地报导、发表评论、组织座谈”。当然，由于河殇的一些作者后来采取了反政府的立场，中国政府遂改变了对于河殇的态度。即使如此，河殇所表达的“逆向种族主义”观点在掌握中国舆论工具的意识形态官员中仍有着众多的支持者。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官方鼓励、整个知识界为之倾倒狂热中国的知识界自己称之为“文化热”的“逆向种族主义”呢这里有几个原因。一个原因是，完全否定自身传统、自身文化的民族文化虚无主义是自五四运动以来的中国知识界传统，这个传统有时与中国共产党的爱国主义召唤相悖，但从历史哲学角度上却与共产党“反封建”的意识形态相符合。我们都不应忘记，“文化大革命”就是以“破四旧、立四新”，摧毁中国传统文化的一切残迹开始的。在“文革”之后，人们对于“文革”之中的一切政策都进行了声讨，然而却完全继承了其历史哲学观。我曾不只一次地指出中国许多对“文革”深恶痛绝的知识分子，其思想方法却完全是“文革”式的。因此，在摧毁中国传统文化姑且不论中国传统文化该不该摧毁，我们只是叙述这样一个事实的“文革”过去之后，人们立即把一切过失，包括“文革”的所有过失都归到了中国传统文化头上，并再次掀起了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声讨浪潮，却从无人想一想这里的荒谬之处。很显然，这次走得比五四和“文革”还远。五四思潮有“民族文化虚无主义”的色彩却没有如此强烈的“民族虚无主义”或“逆向种族主义”，它的主流恰恰相反，是民族主义的。但是，从“民族文化虚无主义”到“民族虚无主义”或“逆向种族主义”的发展还是符合逻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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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0节章节标题40
80年代官方鼓励“逆向种族主义”的另一个原因是当时的政策需要。80年代的中国要求迅速地打开国门，接纳来自西方的从投资、技术到思想、娱乐形式的一切东西。从整体上看，“逆向种族主义”的风向是符合总的政策需要的。
然而，无论在当时“逆向种族主义”是否必要，无论怎么评价“逆向种族主义”的“历史作用”，它都不可能是中国人意识的常态。这道理是再简单不过的，很难让任何一个民族永远保持认为自己是卑劣的、理应屈从于其他更优秀的民族这种思想，遑论中国这个有着相当灿烂辉煌的过去这个过去离今天并不十分遥远，有着12亿人口，在近代史上虽屡遭挫折却远未显示衰亡迹象的大民族。这是一个用不着什么高深的理论来“证明”的道理。任何生命都有自我肯定的机制，舍此就不能生存。于是，从80年代末开始，在中国的知识界出现了对“逆向种族主义”的反思，直至90年代汇成了强有力的“民族主义”潮流。但值得指出的是，“逆向种族主义”在中国的知识界，特别是掌握学术及教育权力的高层知识分子当中，仍占有主导地位。
我们必须强调指出上述“逆向种族主义”的自虐狂热在80年代也主要存在于知识分子和大学生的圈子中，在今天则丧失了许多阵地，仅限于上层权贵和“自由派”知识分子之中了。一般公众虽然也受到“逆向种族主义”思潮的影响，但在总体上并无这种自虐狂热。实际上，“沉默的大多数”，即一般公众，对于“逆向种族主义”一直是反感的。这一点，中国的“自由派”知识分子们是十分清楚的，因此，他们总是把“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联系在一起，放在一起进行批判。我在前文已经表达过类似的观点在中国，“民族主义”是属于中下阶层的，“逆向种族主义”、亲美、亲西方则往往属于上层权贵阶层。而在亲美、亲西方的上层权贵阶层中，不乏为中国公众所痛恨的腐败官员。
除了理论和思想之外，在实际生活中，这些腐败官员往往与外商勾结在一起，出卖国家的利益、出卖中国一般公众的利益。举例说来，中国一些外商投资的血汗工厂多次发生火灾烧死大量女工有时是数十人，有时则达百人以上的惨剧，其原因是这些血汗工厂往往把女工们像奴隶一样禁锢在厂房或宿舍里，以至发生火灾时无法逃脱。还有其他一些与外商的劳资纠纷、外商与中国厂商的商业纠纷。在这些纠纷中，中国的这些腐败官员往往是站在外商一边，以谋取自己的好处。中国的中下阶层公众往往感觉到，西方人是和中国那些腐败的官员站在一起的，西方人谈论人权和民主政治是虚伪的，西方人推销给中国的社会政治、经济理论是为中国腐败的暴富阶层的利益服务的，因此，民族主义在中国得到中下层的响应也就一点也不奇怪了。
从某种角度说，中国的民族主义是对上层“知识精英”蔑视、辱骂和歧视中国普通人的“逆向种族主义”的一种反应，也是对和外国人勾结在一起，出卖中国普通人的利益的腐败行为的一种反应。
四、自由、民主与美国的霸权
我在自由主义与霸权一文中谈论过自由、民主与美国的霸权的关系。我在这里想为英文读者们重复一下我在这个问题上的主要观点。
自由如何才能获得保障著名自由主义思想家哈耶克早在1944年就在他名噪一时的通往奴役之路中指出“在一个竞争性的社会中，我们选择的自由是基于这样一个事实，如果某一个人拒绝满足我们的希望，我们可以转向另一个人。但如果我们面对的是一个垄断者，我们就只能对他惟命是从了。”哈耶克在这里所说的是一个垄断了我们经济命脉的权威，一旦出现了这样一个垄断者，我们就再无自由可言了。他当然不可能论及50年后在国际关系中出现的一个极有可能垄断我们的全部生存命脉的超级霸权，因为他当时根本不可能看到这一点。如果说，哈耶克的上述论断是一条普适的自由主义原则我认为显然是，而且非常赞同，那么，它显然适用于当今的国际秩序。在当今的国际秩序中，显然就已经出现了或至少是即将出现这样一个垄断者，这就是美国的霸权。目前，世界上还没有任何一股其他力量可以挑战这个霸权，也就是说，我们无法转向另一股足以平衡它的力量。在这样一个霸权面前，我们还有什么自由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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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1节章节标题41
应该说，苏联的垮台是这个世界在很大的程度上丧失自由的日子。有人说，苏联是一个邪恶的国家，它同样有着称霸世界的野心。更有人说，苏联对于中国的威胁比美国还大。他们的说法也许都对，但没有说到点子上。问题不在于苏联比美国更好或更坏，问题在于，与两极或多极世界相比，世界在单极之下，自由是多了还是少了自由主义的原理告诉我们，我们丧失自由，是基于出现了一个垄断了我们生存命脉的权威这样一个事实，与这个垄断者是否“仁慈”、是否“大公无私”无关。因此，在美国的单极霸权之下，这个世界显然是丧失了自由。具体事实也已证明如此苏联垮台之后没有几年，美国已经开始非常轻易地在世界各地大打出手，不受任何制约，今后的发展前景是相当令人恐怖的。
有人会说，美国的几次大打出手，如海湾战争和科索沃，都是发生了极为残酷的暴行，美国出钱、出枪、出人，制止这种暴行，乃是一种为世界其他人们造福的无私行为。如果没有美国去制止那些极为残酷的暴行，那些受暴行残害的人们岂不是完全无望了吗美国自己也往往摆出一副“我根本不想当世界警察，可当世界需要警察时，你们不找我又能去找谁呢”的架势。我在这里不想陷入诸如“米洛舍维奇究竟搞了种族清洗没有”这样的争论，我在这里只讨论如何以自由主义的原则看待这件事。哈耶克在自由秩序原理一书中说“强制不能完全避免，因为防止强制的方法只有依凭威胁使用强制之一途。自由社会处理此一问题的方法，是将行使强制之垄断权赋予国家，并全力把国家对这项权力的使用限制在下述场合，即它被要求制止私人采取强制行为的场合。”如美国对于南斯拉夫动武，以传统的国际法观点来看，是不折不扣的侵略。然而，为什么一些“自由主义者”会在正义的名义下支持这种行为呢我想，他们是自觉不自觉地情愿把行使强制之垄断权赋予美国。问题是，在国际关系中而不是在美国自己的国内政治中如何限制美国这个强制垄断者的行为要知道，美国的民主政治在这里并不起作用，我们没有权利投票选举美国总统，也没有权利投票选举美国国会议员。如果我们不能限制而不是靠它自我约束美国的行为，那么，这样一种国际秩序，恰恰相当于一种极权主义的国内政治制度。现在的问题只不过是美国还没有完全达到垄断武力的地步，例如，还有俄罗斯、中国和印度这样的国家存在。我想再次强调，除了少数属于垄断武力的国家的人口，在地球上出现一个单极霸权的国际秩序，绝不可能增进世界上大多数人的个人自由。我在这里丝毫没有贬低美国的文明和美国的理想的意思，然而，自由主义的原则告诉我们，自由的保障不能来自于统治者的道德高尚，它必须来自制度的制约。美国自己的建国理想再高尚、再自由，都不能消除在地球上出现一个单极霸权，因而有可能造成极权主义的国际秩序的恐怖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对于南斯拉夫的狂轰滥炸已经充分显示了这种国际秩序是多么令人恐怖。美国的文明和美国的理想，再加上美国的政治制度，最多是意味着这个统治者比较明智，它不是一个虐待狂，以肆虐为乐趣；它只有在要达到某种实际目的时才施虐，它甚至会像哈耶克所说的那样，“威权政府依据自由原则行事”哈耶克，自由秩序原理，1960年。但一个自由主义者应该明白，这种统治者的明智是没有保障的，它改变不了其制度本身的性质，这就使我们无法“转向另一个人”。自由不能依赖于统治者的明智，而必须依赖于我们可以转向另一个人。因此，一个首尾一贯的、真诚的自由主义者，在当今这个世界上必须考虑如何制约美国的霸权，这同时就意味着他应当支持世界上其他国家对于美国霸权的抗衡。
自由主义并不仅仅是抽象的原则，如果不能根据具体的情况运用这些抽象的原则，那么，自由主义就毫无价值，“自由主义者”就毫无价值。我不知道那些已经去世的伟大的自由主义思想家如果活到今天会怎么看这个问题。但我今天在这个世界上却没有听到有多少“自由主义者”站出来反对美国的霸权。究竟是我对自由主义理解错了、对美国理解错了，还是他们违背了自由主义的原则、没有坚持一个自由主义者应有的正派我认为是后者。当然，西方国家的自由主义者不站出来并不是完全没有人站出来，有站出来的还是有其一定的理由的他们身属世界统治者的俱乐部，或者体会不到身处俱乐部之外的世界其他人的处境，或者出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