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解放。”“估计着群众的仇恨和热忱，提出武装群众的口号；使这些武装群众团体变为游击队与工人自卫队。……使武装群众的口号很密切地与武装暴动口号的宣传密切的联系起来。”决议最后指出：“特别在满洲更应该加紧的组织群众的反帝运动，发动群众斗争（北宁路、中东路、哈尔滨等），来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加紧在北满军队中的工作，组织它的兵变与游击战争，直接给日本帝国主义以严重打击。”〖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7，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年版，第442～448页。〗
9月30日，中共中央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为日本帝国主义强占东三省第二次宣言》。宣言指出：“日本帝国主义用暴力强占东三省以来，……积极巩固着它们的军事地位。在奉天、长春、吉林等主要城市内它们已经组织了它们自己的行政机关，实行对于这些占领区域统治权。同时它们公开宣布了要把东三省成为独立国家的企图。”宣言同时指出：“对于日本帝国主义这种侵掠，全中国的工农兵学生以及一切劳苦的民众都表示了无限的愤激与反抗。……反帝的斗争现在正象风起云涌般升长起来”。宣言相信：“这一斗争必然能给日本帝国主义，以至一切帝国主义以致命的打击。”宣言再次号召：“全中国的民众，……只有充分准备民众自己的力量，自动的组织起来，实行罢工、罢课、罢市，示威游行，群众大会，武装工农学生，以扩大与巩固我们自己的力量。只有依靠工农兵、学生，以及一切劳苦群众自己的力量，才能打倒帝国主义”。〖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7，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l983年版，第449～453页。〗
10月12日，中共中央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为反对帝国主义、国民党一致压迫与屠杀中国革命民众宣言》，再次强调：“在帝国主义国民党一致向我们进攻的条件下，我们的唯一出路，就是扩大与继续罢工、罢课与罢操，组织我们自己的力量，武装我们自己，……驱逐一切帝国主义的海陆空军滚出中国，……我们才有生路！”〖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7，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年版，第454～456页。〗
1932年4月15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发布《对日战争宣言》，指出：“日本帝国主义，自去年‘九·一八’以武力强占中国东三省后，继续用海陆空军占领上海嘉定各地，侵扰沿海沿长江各埠，用飞机大炮屠杀中国人民，焚烧中国房屋，在东北及淞沪各地，被害的不可数计，这种屠杀与摧残，现在仍在继续发展。”宣言表示：“现在中国苏维埃区域早已脱离帝国主义的羁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特正式宣布对日战争，领导全中国工农红军和广大被压迫民众，以民族革命战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以求中华民族彻底的解放和独立。”最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号召全国工农兵及一切劳苦群众，在苏维埃的红旗之下，一致起来积极的参加和进行革命战争，……来实现以民族革命战争驱逐日帝国主义出中国，反对帝国主义瓜分中国，彻底争得中华民族真正的独立与解放。”〖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8，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5年版，第177～179页。〗
同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副主席项英、张国焘签署《关于动员对日宣战的训令》，称：“自从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中国东三省进攻上海以来，苏维埃中央政府迭次宣言都指出日本帝国主义的目的，在将东三省完全殖民地化，……满洲傀儡政府已在东三省建立起来了，这是日本帝国主义最忠顺的走狗。上海的和平谈判，国际联盟的调查团，完全是帝国主义强盗进行瓜分中国的分赃会议和组织。”训令指出：“只有全中国工农劳苦群众，才是真正反帝国主义的力量，只有苏维埃与红军，才真能对日本帝国主义进行民族革命战争。”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号召“全国工农兵及一切劳苦群众在苏维埃的旗帜之下，一致起来积极参加和进行革命战争，在白色统治各地要自动武装起来，组织民众抗日义勇军，……根本实现以民族革命战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反对帝国主义瓜分中国，彻底争得中华民族的独立与解放。”另外，训令还指示：“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各苏区军事委员会、各地军区指挥部、各县赤卫队部（即军事部）应对于全体红色战士实行宣战的动员”；“工农红军总政治部与红军各级政治部应在红军和地方武装中实行政治的动员，要在红色战士中做对日宣战的广大宣传”； “各苏区各级苏维埃政府应立即实行对日宣战的群众动员，……动员工农劳动群众自愿到红军中去”，“准备与日帝国主义直接作战”，“动员拿体劳动群众都能自愿的担任参加革命战争的后方工作”。〖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8，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5年版，第182～186页。〗
同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还发布了《为对日宣战告全世界无产阶级及被压迫民族通电》，希望苏联和全世界无产阶级及一切被压迫民族，“为反对我们的共同敌人——资本家帝国主义统治而战”。希望“援助我们这一艰难的战争，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要一切帝国主义滚出中国去，尤其是希望日本的工人、农民、士兵兄弟们和我们一致起来，推翻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和日本的统治”。〖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8，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5年版，第180～181页。〗
“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受反革命军事“围剿”重压下的非执政党，从全民族的利益出发，对中国人民抗日的号召和领导是有力的。它深刻地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变中国为独占殖民地的野心，反复地批判了国民党政府对日不抵抗政策的卖国投降实质，号召全国人民起来武装反抗，救亡图存，并且直接领导了救亡运动和东北人民的抗日游击战争。当时中共中央处在王明“左”倾错误路线的统治下，忽视“九·一八”以后中日民族矛盾的上升和中间阶级的抗日民主要求。
因此，在党的宣言、决议和实际工作中，存在着“左”的观点和“关门主义”的倾向，但在反对向帝国主义妥协、主张坚决实行武装反抗等基本方面，都是正确的。中国共产党的抗日宣言、抗日号召，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临时政府的《对日战争宣言》等，忠实地反映了中华民族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决不屈服的坚定意志，庄严地宣告了中国人民与日本帝国主义战斗到底的坚强决心。因此，它得到全国人民的衷心拥护和热烈响应，推动了全国抗日运动的迅速发展。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影响之下，在东北，在全国，逐渐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抗日爱国浪潮。
二、中共中央和中共满洲省委派出于部并领导东北人民的抗日斗争
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后，中共中央和中共满洲省委在及时地发表宣言，作出决议，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指出国民党政府“不抵抗”政策的实质，号召人民拿起武器，用民族自卫战争驱逐日本侵略者出中国的同时，进行了大量的艰苦细致的工作，组织和领导人民的抗日斗争。
在中国东北大地上，首先兴起的力量是东北抗日义勇军。参加义勇军的成分，不仅有共产党人，有工人、农民、学生和知识分子，而且有东北军的爱国官兵、地方官吏和绅士。遍布东北各地的绿林队伍和民间团体“红枪会”、“大刀会”等也纷纷举起了抗日义旗。“义勇军”、“救国军”、“自卫军”等各种名称的抗日队伍发展之迅猛，参加阶层之广泛，是前所未有的。从义勇军兴起，到1932年夏季，仅半年多就发展到30余万人。
中共中央和中共满洲省委对抗日义勇军的兴起和发展，给予了领导和援助。
1931年12月，在东北巡视工作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著名工人运动领袖罗登贤就任满洲省委书记。从此以后，中共满洲省委一面创立党直接领导下的抗日游击队，一面采取切实步骤领导与援助各地抗日义勇军的斗争，促进其发展。东北各地党组织不仅发动群众支援和参加义勇军，而且派了许多共产党员和进步群众到义勇军中工作。辽西、辽东、吉林、龙江各地各部义勇军中，大部分都派进去了党团员和进步青年知识分子。著名的抗日将领、共产党员李延禄、周保中曾分别担任“国民救国军”王德林部的参谋长、总参议，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工作。
从1932年初开始，中共满洲省委陆续派省委军委书记杨林、杨靖字到南满，中共大连市委书记童长荣到东满，省委军委书记赵尚志到巴彦、珠河，省委秘书长冯仲云到汤原，进行创建抗日武装的工作。
1932年7月底，中共北平市委还派党员冯基平、进步青年李兆麟到辽西抗日救国军中开展工作。各党员负责干部赴各地区后，指导当地党组织，并同当地党的领导人一起深入农村，发动群众，建立武装，从无到有，先后创立了磐石、海龙、延吉、和龙、珲春、汪清、安图、巴彦、汤原、饶河、珠河（今尚志县）、密山、宁安等十几支反日游击队。
这些有共产党人和进步群众参加的抗日义勇军与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的反日游击队，在“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精神鼓舞下，抗日热忱高昂，转战在自山黑水间，在斗争中不断发展壮大，有力地打击了日本侵略军。
第一编 东北沦陷（～）
第三章 中国军民的抗日斗争
第二节 东北军民的抗日斗争
“九·一八”事变后，处于国破家亡境地的东北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号召与影响之下，对日本帝国主义的野蛮侵略展开了不屈不挠的斗争。白山黑水之间燃遍了民族自卫的抗日烽火，从城镇到农村到处发出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怒吼。
在日军铁蹄践踏下的东北大地，义勇军、游击队、红枪会、大刀会、山林队等各种抗日武装犹如雨后春笋纷纷出现，从此开始了长达14年之久的抗日战争。正如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一文中所指出的：“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日本侵略者占领沈阳，几个月内，就把东三省占领了。国民党政府采取了不抵抗政策，但是东三省的人民，东三省的一部分爱国军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或协助之下，违反国民党政府的意志，组织了东三省的抗日义勇军和抗日联军，从事英勇的游击战争。”〖《毛泽东选集》（合订一卷本），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983页。〗
一、东北军部分官兵奋起抗日（参见附图2）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一部分东北军爱国官兵，出于民族义愤，拒绝执行当时国民党政府绝对不抵抗的命令，首先奋起抗战。
（一）马占山领导江桥抗战
日本帝国主义在侵略辽宁、吉林得手之后即进逼黑龙江省，形势非常危急，马占山受命代理省主席兼军事总指挥，奋起领导江桥抗战。
10月16日，日本侵略者首先利用汉j张海鹏为前驱，向嫩江桥发起进攻。黑龙江省守军广大官兵出于义愤，不待上级命令，自动反击，阻止伪军北上，张部3个团也纷纷反正。日军见伪军进攻失败，就一面与汉j合谋诱逼马占山投降，一面增调兵力亲自出战。
10月19日，马占山率李青山团经由哈尔滨到达省城齐齐哈尔任职，并领导江桥抗战。参加江桥抗战的部队，除马占山直属步兵第3旅等部队外，还有吴松林的骑兵第1旅，程志远的骑兵第2旅，苑崇谷的暂编旅，涂宝珍的卫队团，朴炳珊的炮兵第9团，以及辎重营、工兵营、保安第1大队、保安第2大队、东北宪兵第3大队，等等。其中，除卫队团和工兵营担负江桥第一线阵地防守外，其余各部均部署于纵深各阵地及待机位置。
江桥抗战从11月4日开始到19日结束，历时16天，分为江桥第一线战斗和三间房战斗两个阶段。
11月3日11时，日军铁甲车2列、士兵30余名开到江桥，并有5架飞机掩护修桥，守军为避免与日军冲突，便将少数守桥部队撤退到基本阵地。
敌机向守军阵地投弹，守军有部分伤亡。黄昏，日军在飞机和火炮的掩护下渡过江桥，对守军阵地发起攻击。守军力避冲突，未予还击，日军始行退去。
4日中午，日军1个连在飞机支援下向守军阵地左翼猛攻，并将大兴车站炸毁。至此，守军忍无可忍，奋勇自卫，将敌击退。18时，日军1个营的兵力在飞机7架、铁甲车4列和数门火炮的掩护下，向守军卫队团阵地正面发起猛攻，双方展开激烈战斗。5日，日军调整部署，把张海鹏伪军调到第一线。
守军以步兵正面迎击，骑兵两翼包抄，激战至晚，将敌击退。6日凌晨，敌增援部队到达，又大举进犯，上面飞机，下面大炮，晚间有探照灯指示炮兵射击。江桥守军浴血奋战，日军的滨本第16步兵团几乎被全歼，高波骑兵第2旅也伤亡惨重，江桥阵地被炸毁，守军也付出了相当大的代价。6日晚，马占山下令，守桥部队主力后撤至三间房阵地阻击敌人。
三间房南距江桥25公里，北距齐齐哈尔约35公里，是保卫齐齐哈尔的第二道防线。
10月下旬，马占山已命令暂编步兵第1旅和骑兵第1旅布防，左翼由大兴以西起，沿三间房、大小新庄一带的村落构筑了防御阵地。江桥守军撤退后，马占山派步兵第2旅、第3旅各1个团在大兴接替骑兵旅的防地，并将该旅东调，掩护守军阵地左翼，以防江桥方面敌军从侧翼攻击。
11月7日，七八架敌机来袭，守军因无高射炮，即以步枪齐射火力击落敌机1架。马占山亲临阵地视察，激励将士，进行部署，自此江桥抗战即进入第二阶段。
日军经过补充和休整后，12日以7000余人在飞机和火炮的掩护下，向三间房阵地发起猛攻。守军各部官兵奋勇还击，敌我双方伤亡均重。日本政府急令增派援军。
16日，日军以步、骑、炮兵4000余人在飞机和坦克的掩护下发起全线攻击，守军勇猛抵抗，两军陷于混战状态。日军增援部队陆续到达，18日晨，日军骑、步、炮兵约3个团的兵力向三间房主阵地实施猛攻，并有飞机、坦克、重炮配合作战，对三间房一带形成包围态势。为了保存实力，马占山决定放弃全线阵地，当晚退到齐齐哈尔。19日，又率全军2万余人退到海伦。
马占山领导的江桥抗战，是“九·一八”事变以来第一次大规模的和最激烈的战斗，得到全国各地的有力声援。它使日本侵略军遭到入侵东北以来第一次沉重打击，表现了中国人民不屈不挠的战斗意志。
（二）黄显声等指挥军警阻敌侵锦
日本侵略军占领沈阳后，继续向辽、吉、黑三省发展进攻。9月下旬张学良下令在锦州建立的代行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公署和辽宁省政府职能的临时省行署，也成为日军的攻击目标之一。因此，日军在侵占吉、黑两省之后，便回师辽宁攻取锦州。
辽宁省警务处长黄显声和沈阳市警察局督察长熊飞，指挥新编的公安骑兵总队，并策动伪军旅长项青山、张海天等反正，10月消灭了汉j凌印清和日本特务仓冈繁太郎等组织的“东北民众自卫军”，11月又消灭了张学成在日本关东军扶植下组织起来的“东三省自治军”。接着，又与张树森的骑兵第3旅、常经武的步兵第20旅及张廷枢的步兵第12旅，一起沿大凌河布防。
12月22日，日军出动3个旅的精锐部队，向辽西和锦州进犯。中国守军和公安骑兵总队曾在营（口）沟（帮子）线田庄台、北宁线白旗堡、大（虎山）通（辽）线白山等处，多次与敌人展开激战，在一定程度上迟滞了日军的进攻，延缓了锦州沦陷的时间。
（三）李杜、丁超等部在哈尔滨外围袭击日军
哈尔滨是东三省特区。1932年1月27日，日本侵略者令于琛澄部伪军，对哈尔滨上号、南岗、三棵树发起进攻，东北军李杜的第24旅，丁超的第20旅和冯占海的吉林卫队团等部队进行猛烈反击，打退了敌人的进攻。1月30日，东北军第22旋旅长赵毅率部在哈尔滨附近的双城，阻击日伪军，在十里铺附近，一举击溃伪军于琛澄部，俘敌700余名；当晚又在双城车站设伏，正值日军第3旅的先头部队乘火车2列，先后开进双城车站，下车集结准备部署对哈尔滨的进攻。设伏的第22旅，乘敌架枪、吃饭毫无戒备的有利时机，突然从三面发起攻击，以猛烈炮火和机枪火力，将敌压迫于站台上下，并以刺刀、手榴弹与敌展开近战，日军措手不及，死伤惨重。
东北军爱国官兵的上述自发的抗战行动，打击了日军的侵略气焰，捍卫了中华民族的尊严，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日斗志。
二、东北义勇军的兴起及抗日斗争（参见附图3）
东北义勇军，是“九·一八”事变以后，东北各民族各阶层人民、一部分东北军爱国官兵、山林队等为基础自发组织起来的名目繁多的各种抗日武装力量的总称。其人员成分极为复杂，爱国农民约占50％；曾充当东北军警官兵的约占25％；曾当过胡匪的约占20％；知识分子和工人、商人约占5％。
此外，愤于日军入侵的一些绿林豪杰、地主武装也参加了这支抗日队伍。据不完全统计，参加武装抗日的人数达50余万，如果包括各阶层利用各种方式进行抗日的可达百万余。东北义勇军活动遍及东北全境，有力地打击了日本侵略者，在国内外引起了巨大反响，得到了全国人民和国际正义力量的重视和声援。
东北义勇军的兴起和抗日斗争，发展很不平衡，没有统一的组织和指挥系统，番号不一而且不断变换。按地区分，可分为辽宁地区抗日义勇军，吉林地区抗日义勇军，黑龙江地区抗日义勇军等。
（一）辽宁地区的抗日义勇军
抗日义勇军，在辽宁地区兴起最早，发展很快，斗争也相当活跃。
在辽西1931年12月下旬，黄显声和熊飞组织了“辽宁抗日义勇军”，后改称为“东北民众自卫义勇军”。这支抗日武装，是在他们带领由沈阳撤出的部分警察和公安队，向锦州且战且退途中，黄以原辽宁省警务处长名义发布命令，组织各县民团、警察队，收编胡匪，消灭张学成、凌印清汉j武装，统一改编而成。总指挥部设于北票。下辖22路义勇军，每路人数不等，多者万余，少者一二千，共6万余人。在此期间，黄即和东北民众救国会联合行动，以后郑桂林、赵大中、于百恩、耿继周、赵殿良各部在绥中、北镇、黑山、新民、沈阳沿北宁路左右各树一帜，纷纷抗敌，四处主动出击，使日本侵略军昼夜不安，终日疲于奔命。
1932年1月3日锦州沦陷，中国正规军已陆续经山海关撤退到关内，通辽一带的骑兵第3旅也已退向热河方面。因而在1月3日13时，关东军司令部即下达了如下命令，把主要攻击目标转向了义勇军方面：
“（1）第20师今晨已占领锦州……
（2）军要迅速恢复南满地区的治安。
（3）第20师要对关内及热河方面进行警戒，并迅速恢复辽西地区的治安。
（4）第2师要返回铁路沿线，负责维持奉天以南的治安。
（5）独立守备队除仍然负责南满铁路及巨流河（含）以东北宁线的守备外，还要负责维持铁岭以北的治安。
（7）混成第4旅和吉长警备队仍然继续执行原任务。
（8）关东军飞行队，派遣1个侦察中队去长春，主力在奉天（但第6飞行团第1中队在周水子），要随时协助各部队执行讨伐任务。
（9）军直辖部队位于奉天。……”〖〔日〕《现代史资料11·满洲事变（续）》，美铃书房，1987年版，第469～470页。〗
日军第20师受领任务后，即命令混成第38旅骑兵第27团团长古贺传太郎中校，于1月6日率骑兵百余名侵占锦西县城所在地江家屯。7日又有后续部队50余名到达。古贺被日本关东军吹嘘为战无不胜的“名将”，气焰十分嚣张，扬言要将这一带的义勇军一举荡平。9日晨，古贺命令给养队30人回锦州师部领取弹药给养，令一个排留守县城，古贺则亲率日军70多名向城西一带“扫荡”。东北义勇军刘存起（亮山）等部获得确切情报，遂在日军必经之路设伏。10时许，当日军骑兵洋洋自得地到达上坡子、龙王庙附近时，突然遭到袭击，被打得人仰马翻，古贺中弹而死，仅10余人逃入县城。下午，由锦州返回的给养队，行至钱塔子屯岭下时，亦受到义勇军及民众的阻击和围歼，这两次战斗，共毙敌60余名。
据日本资料记载：“9日在锦西，骑兵第27团（欠第2连）与2000‘兵匪’交战，团长古贺传太郎中校以下12名战死，军官以下19名负伤；同日在红螺岘附近，第1运输监视队主力，辎重兵少尉松尾秀治以下26名（包括翻译1名）被全歼。”〖〔日〕《现代史资料11·满洲事变（续）》，美铃书房，1987年版，第474页。〗古贺之死，引起了日本侵略者的极大震惊，哀叹：“这实在是满洲事变以来最大的悲惨事件。”〖〔日〕《协和》1932年第2期。〗
自1月上旬以来，日军出动步兵营、炮兵营、骑兵团、装甲车及飞行队，对新民、新立屯、大虎山、北镇、医巫闾山、锦州、锦西、兴城、绥中以及辽热边义县、凌原一带的抗日义勇军，进行了连续不断的“讨伐”；仅1月份里，在新民、大虎山、新立屯一带就进行了约20余次。在此期间，黄显声到北平与东北爱国人士组成的救国会领导人商讨抗日义勇军的整理问题（黄时任救国会常委），并以义勇军总指挥的身分报告了斗争情况。
1月9日，救国会常委会通过了救国会的组织大纲及对义勇军工作方针。随后，救国会又派出大批政工和军事人员到东北各地组织义勇军。从此，义勇军的抗日斗争更加活跃。数月之间，只辽宁一省，义勇军就发展到近20万人。
4月以后，经过整顿，将辽宁义勇军划分为5个军区：
辽西为第1军区，包括沈阳、新民、法库、北镇、黑山、锦县、义县、锦西、兴城、绥中、彰武；
辽南为第2军区，包括辽阳、海城、盖平、复县、营口、盘山、台安、辽中；
辽东为第3军区，包括本溪、凤城、庄河、岫岩、安东、宽甸、桓仁、通化、清原、新宾、安图、柳河、临江、长白、辑安、辉南、海龙、抚顺、抚松、金川；
辽北为第4军区，包括铁岭、开原、昌图、梨树、东丰、怀德、西丰、双山；
热边为第5军区，包括康平、通辽、辽源（今双辽）、瞻榆、开通、镇东、安广、洮南、突泉。
每军区设总指挥一名，并委任了52路司令和27个大队。
编制均按三三制，路辖3团，团辖3营，营辖3连，编制与独立旅同。其人数不足一路者，则为支队。为加强联络，置备无线电台，分发各军区使用。
辽西地区距北平较近，得到各方接济和政工人员协助也较方便。他们之中以郑桂林的第48路战绩较好，支持较久，但到1933年5月日军侵占热河和长城各口以后，各部相继溃散。
在辽南有义勇军李纯华、邓铁梅、苗可秀等部活动。李纯华原在北平张学良行营供职，“九·一八”事变后，回家乡海城县成立辽南义勇军。1932年2月，救国会派高鹏等10余人到李部工作。6月初，李纯华被任命为第2军区司令，下辖17路。
11月下旬，又改为“东北义勇军第2军团”，王化一为军团长，李纯华为代理军团长，人数发展到3万余人。这支抗日武装，以海城为中心，东到岫岩、凤城，南到营口、大石桥，西到台安、磐江，控制了这一带的交通要道和广大农村，并不断袭击敌人火车、兵站、机场，使日军惶惶不可终日。
邓铁梅，原名邓古儒，曾任凤城县公安局长、牡丹江警察分署署长等职。
“九·一八”事变后，邓抱定“不能俯首甘当亡国奴”的决心，拜会省警务处长黄显声，在黄的赞同与支持下，从锦州回凤城县，联络近200名抗日志士，于1931年10月，成立东北民众自卫军，被推举为司令。由于邓铁梅在凤城、帕岩一带素著声望，响应者络绎不绝，不到1个月，即达一千七八百人，编成3个团、1个武术队（即大刀队）。同年11月22日（一说12月26日），邓铁梅指挥自卫军攻打凤城县城，捣毁了伪县公署、警察局，砸开监狱，放出100余名爱国志士，并全歼守城日伪军，缴获迫击炮2门、机枪3挺、步枪400余支。凤城大捷后，自卫军乘胜远征庄河县城，守城伪军闻风而逃。
1932年春，苗可秀与邓铁梅联系，后任东北民众自卫军总参议。同年8月，自卫军又打败伪军李寿山部。自卫军成立不到10个月，共进行大小战斗近100次，队伍发展到万余人。辽南这个三角地带抗日武装的壮大，引起了日军的注意。12月中旬，日军以第2师主力和守备队及伪军组成岫岩、庄河两个讨伐队，疯狂进攻辽南各地。李纯华、邓铁梅、苗可秀等率部与敌人周旋战斗。
12月30日，“义勇军邓铁梅、刘景文两部在凤凰城黄花向土城子一带与敌激战，岫岩现未落敌手。日方近以义军活动甚力，多门第2师大部已调岫岩作战。南满路交通中断”。〖国民党政府参谋本部：《九一八以来东北情报》“东北情况周报表”第11号，1931年9月20日至1933年底。〗在敌人步步紧逼，形势极端严重的情况下，李纯华率骑兵突围，寻隙越辽西，1933年2月进入热河。邓铁梅所部，在敌人军事打击和政治诱逼下，除苗可秀率一部继续坚持斗争外，其余逐步瓦解。以后，邓铁梅不幸被敌人捕去杀害，苗可秀也被俘壮烈牺牲。
在辽东1932年4月21日，原驻桓仁县于芒山部第3团团长唐聚五、第 2团参谋长邓秀岩、桓仁县公安局长张宗周、大队长郭景山和华北大学学生黄宇宙等人，在桓仁县誓师组成“辽宁民众自卫军”。
在誓师大会上，唐聚五表示：“誓与日寇血战到底，不达到目的决不罢休！”说罢，唐用刀划破中指，血书“杀敌讨逆，救国爱民”八个大字。〖《中国抗日阵亡将士传》，河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47页。〗
会后推举唐聚五为总司令，黄宇宙等为副总司令。下分18路军，以14个县的公安大队、警察队、民团、保甲兵和民众自发组织起来的大刀会为骨干，约计10余万人。活动区域遍及辽东十数县。
8月下旬，部队扩编到27路，活动区域扩大到21县，成为当时东北地区人数最多，活动区域最大的一支抗日武装。唐率部与日伪军进行多次战斗，攻击敌据点数十个，毙伤日伪军100余名。
另外，李春润在新宾、王凤阁在辉南和柳河、唐玉振在宽甸、郭景珊在辑安和临江等地，分别与日伪军对抗，前后达8个月之久，各城市多次得而复失。
日军于10月由吉林、黑龙江抽调兵力，分4路向辽东地区发动进攻。西路由千金寨向新宾；南路由凤城攻宽甸、太平哨；北路由海龙向辉南、柳河；另一路沿鸭绿江溯江而上攻辑安、临江，并以大批飞机配合轰炸。到10月20日，日军主力已进入义勇军活动的腹地。
民众自卫军在日军大举进攻下，遭受严重损失，大部溃散，一部投敌。
11月末，自卫军总部决定将残余部队化整为零，采取游击战术，逐步退入热河。12月底，唐聚五率部队1000余人，退至热河凌源。其他将领除王凤阁外均先后进关，部队伤亡溃散，所余无几。1933年，李春润偕弟李子荣再返辽东，战死于新宾。
在辽北、辽热边等地蒙古族、汉族人民也纷纷组织武装参加抗日。
1931年10月，高文彬等30余人出关赴通辽，正式成立了辽北蒙边专员行署，改编包善一、韩色旺部，组成辽北蒙边义勇骑兵队，开展抗日斗争。
此外，还有第9路军于德林部，第14路军张士林部，第15路军贾秉彝部，第21路军张殿良部，以及刘海泉、修子良、金山好、不服劲、长江好、杜红魁等绿林抗日武装。他们属于救国会第4、第5两军区范围。
1932年6月，熊飞被委任为第4军区司令，同时高文彬被委任为东北义勇军第5军区司令，统一了康平、通辽、瞻榆、开通、镇东、安广、洮南、突泉等10余县义勇军的编制，后来，又改为第5军团，由高文彬任军团长，下设6个梯队，由包善一、韩色旺、李胜、刘振玉、解国忱、刘海泉等分任各梯队司令。这支数万人的义勇军，活动于辽西、辽北的通辽、辽源、开鲁、彰武、康平一带，曾给予日军以沉重打击。如1932年春，在开鲁县的一次伏击战中，基本歼灭了一支500余人的日伪军，活捉日军上校松井清助，在归途中，松井犹图反抗，被义勇军战士击毙。同年6月，高文彬率部袭击通辽，7月收复康平，引起敌人的重视。8月，赵殿良等率部再次袭击沈阳，2500多名义勇军与5000多名日伪军激战一夜，毙伤日伪军多人，破坏了航空处，烧毁了飞机库。11月19日，日军步兵第16旅从新民、彰武一线经秀水河子进攻康平。高率部阻击敌人达5昼夜，而后转移至开鲁。在这次战斗中，高文彬被俘。部队一部分散失，一部分坚持斗争。1933年3月，日军侵占热河。
辽北蒙边的义勇军，在日伪军大力压迫下逐渐溃散。刘振玉、李胜等转移到张家口，接受冯玉祥指挥，继续从事抗日活动。
（二）吉林地区的抗日义勇军
吉林地区抗日义勇军的兴起比辽宁晚，但兵力集中，较有战斗力。主要有李杜、丁超等人组织的“吉林自卫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