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德林等组织的“吉林国民救国军”；姜荣跃等组织的“吉西抗日军”和田霖的“吉林人民抗日自卫军”等。
1932年1月31日，李杜、丁超、冯占海、王之佑、邢占清、赵毅等在哈尔滨举行会议，决定组成吉林自卫军，联合抗日。推举李杜为自卫军总司令，丁超为中东路护路军总司令，冯占海为自卫军副司令兼右路总指挥，邢占清为中路总指挥，赵毅力左路总指挥，王之佑为前敌总司令。吉林自卫军总兵力约万余。同日，各主要将领联名发表抗日讨逆通电与告民众书，随即投入哈尔滨保卫战。31日，自卫军夺回被日军占领的双城堡车站。日军遭受严重打击后，关东军除调动第2师主力以外，一面命令驻齐齐哈尔的混成第4旅东进，一面命令在长春的混成第8旅北上增援，并有飞机、坦克、装甲车等配合，于2月2日迫近哈尔滨市南郊。日军增援部队到达双城后再次进攻，第22旅与敌激战后被迫撤退。2月3日，日军以优势兵力，多路猛攻哈尔滨；自卫军奋力抵抗，血肉相搏，激战数次，双方伤亡甚巨。自卫军因力量单薄，呼救无援，终难扭转战局，于2月5日晚全部撤离哈尔滨。
哈尔滨失陷后，李杜集中部队于依兰一带进行整顿；冯占海等率部退至松花江下游延寿、方正一带休整。两部积极组织和宣传群众，发动群众参军参战，开展对伪军的政治工作，瓦解敌人，扩大义勇军的实力。
同年6月，冯占海部改名为“吉林省抗日救国军”，编为12个旅和4个支队、3个团、1个营，共5万余人。冯占海任司令兼总指挥，宫长海任副总指挥，活动于阿城、方正、五常一带。两支义勇军机动灵活地作战，不断打击敌人。6月，救国军分兵两路袭击哈尔滨，伪军闻风而逃，救国军进抵香坊。同月下旬，救国军攻克榆树县城。7月连克五常、舒兰县城。此时，活动在舒兰地区的义勇军田霖部加入吉林救国军，壮大了救国军的力量，又新编了若干旅和支队。此时，冯占海部救国军加上所联系的抗日部队，总数已达7万余人。
这时日本侵略者为军事进攻和经济掠夺的需要，正在强修拉（拉法）滨（哈尔滨）铁路拉法段，冯占海闻讯后，急令第16旅田霖、第17旅陈玉清两部前往破坏。田、陈两部官兵携带自制的地雷、手榴弹等进至该地，炸毁敌兵车1辆，炸死日军40余人，并击退日军援兵。救国军连续进行3次爆炸，迫使日军中断了此项工程。
8月27日，冯部救国军在舒兰县境珠琦川召开了团以上干部120多人参加的军事会议，决定进攻吉林。9月12日，攻占吉林，歼敌数百，俘虏约500余人。与此同时，救国军还派出另一支部队佯攻长春，使日伪军受到很大威胁。日本关东军急调重兵解吉、长之围。9月19日，冯占海与宫长海等部队在农安三盛玉、伏龙泉一带会合，经研究决定，吉林抗日救国军分为两部分进行活动：在吉（林）敦（化）线及五常一带活动的部队，仍留在原地相机马蚤扰敌人；在吉长线活动的该军主力和总部人员，由冯占海亲自率领向热河转进，以便同关内联络，补充部队装备，以图再战。会后，冯占海命各部抽出一部分轻重武器和弹药，留给在原地坚持抗日的部队，然后率队向西进军，于11月到达热河，被委以东北义勇军第6军团番号，同时经国民政府北平军分会收编为第63军。
李杜等率自卫军总部退到依兰后，不久即遭到日伪军的猛烈进攻。李杜指挥城内有限部队奋力抵抗，因城内军民伤亡严重，便率部撤出依兰向梨树镇一带转移。丁超心怀异志，拒绝与李杜同行，独向宝清一带撤退。
1932年5月17日，依兰陷落。至此，吉林抗日自卫军失掉了后方基地，所储存的被服、粮食、武器弹药以及兵器修械所、医院等全部落入敌手。吉林自卫军经过整顿，已控制了穆棱、宁安、密山、勃利等8个县的全境，力量虽有很大削弱，但以梨树镇为中心的抗日武装的存在，仍然威胁着日伪对吉林的统治。同年秋后，日伪军集结重兵“讨伐”该地区的抗日军。9月下旬，日军首先攻击驻勃利县的抗日自卫军徐国光旅。
12月下旬，日军第10师师长广懒寿助中将，指挥本师和第6师第14混成旅、第14师炮兵、装甲兵以及关东军飞行队，分3路向下江（指松花江下游）地区的抗日武装发动总攻。抗日自卫军奋力抵抗，但无力长期坚守，李杜遂率部向密山县转移。1933年1月5日，日军攻占梨树镇。6日夜，侵占密山县城。9日，进抵宝清县城，利诱丁超投降。同日，李杜、邢占清、杨耀钧等率部3000余人，在虎林地区渡过乌苏里江，退入苏联境内。稍后，应占斌旅等余部也相继过境退人苏联。自卫军其他余部，如刘化南旅等，则转移到牡丹江西岸，潜伏在苇河、延寿等地林区活动。
战斗在吉东的“吉林国民救国军”，是由王德林领导的一支抗日武装。
王德林的部队，从前是以破产农民为主要成分，被称之为“绿林”的武装队伍，有二三百人。后来被东北军张作相收编为第3旅第7团第3营。“九·一八”事变时，该营属延吉镇守使吉兴旅第63团第3营，王德林任营长。他对日军入侵、吉兴投敌十分愤慨，毅然于1931年11月在汪清率部起义，吸收延边一带义勇军、大刀会、红枪会等组成“国民救国军”，共约五六千人，活动于宁安、海林、汪清、延吉、和龙各县，中共党员李延禄、周保中先后担任救国军的重要职务，很多工人、农民、学生、士兵等前来参加，部队曾扩大到七八万人。从1932年初开始，三打敦化城，与日军争夺长图路的咽喉地带，歼敌400余人；接着又攻打额穆和蚊河，缴获敌轻重机枪28挺、各种枪支1600余支。3月，日军上田支队等部共数千人大军追击救国军，救国军诱敌深入，在镜泊湖地区经连续数次作战，歼敌250多人，缴获三八式步枪140余支。接着，又利用该地草高、路窄、干旱、风大的特点，进行火攻，使残敌无路可逃，大振了抗日义勇军的威风。〖《东北抗日义勇军史》下，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610～617页〗1932年冬，日军又抽调骑兵、炮兵和航空兵部队，加强对李杜、王德林等部的进攻。
为了团结对敌，自卫军和救国军达成了联合抗日的协议，并建立了联合总司令部，丁超任总司令，李杜、王德林任副总司令，周保中任总参谋长，从而稳定了吉东地区的局势。
但是，到1933年初，日军占领中东铁路东线进而向吉东地区大举进攻时，李杜、丁超、王德林等部，由于内部矛盾重重，军事行动不统一，思想认识不一致，侵害群众利益，得不到人民拥护等原因，在日军进攻之下溃散了。随着丁超叛变投敌，李杜退往苏联，王德林等也撤退到苏联境内。吴义成留下来，被推举为代理救国军总司令，周保中仍任总参谋长，胡泽民任副总参谋长，并将溃散在宁安、东宁、敦化、额穆、安图等地的救国军部队编为1个游击军、4个路军。由李延禄任游击军司令，柴世荣、姚振山等人任各路司令，继续坚持抗日斗争。
此外，1931年10月成立的“吉西抗日军”，1932年2月成立的“吉林人民抗日自卫军”，以及“虎林炮手队”、“宁安大刀会”、“红枪会”、“抗日东亚安民队”、“抗日鲜人联合会”、“高丽革命军”等，都在抗日斗争中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三）黑龙江地区的抗日义勇军
黑龙江省爱国官兵的抗日武装斗争，在整个东北的义勇军抗日历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闻名中外的江桥抗战，揭开了东北义勇军大规模武装抗日的序幕。在以后的几个月中，尽管由于马占山一度动摇妥协，使抗日斗争出现了曲折。但是广大爱国官兵和各阶层群众始终反对投降，坚持抗日，所以黑龙江省的抗日武装力量不但没有被消灭，而且又重新集结起来，除马占山、苏炳文等部外，还有相当数量的“大刀会”、“红枪会”等民众组织的义勇军转战于吉、黑两省之间。
“东北民众自卫军”这支义勇军是以李海青部为骨干组织起来的。李海青出身绿林，后被收编，因在三间房战斗和撤离省城战斗中有功而被提升为新编旅旅长。
1932年3月初，马占山在龙江就任伪职不久，李海青和张锡武不愿投敌，各率部冲出省城。张锡武部开往兰西、青冈等地进行抗日游击战。李海青率所部3000余人越过松花江南下，改称“东北民众自卫军”，自任总司令，公开树起抗日讨逆大旗，收复扶余，围攻农安。途中，农民、手工业者等各方人士纷纷前来参加，扶余县大小股“胡匪”也相继来投。旬月之间，李部迅速发展到一两万人（围攻农安时号称4万），并在敌人统治的中心腹地围攻县城，震憾了伪京长春。4月，李海青得知马占山反正重整义师，便率部渡过松花江北上，表示“唯马主席之命是从”。义军连克肇源、肇州等镇，前锋逼近肇东、对青山一带。5月下旬，日军松平支队开往肇东进攻李海青部主力，两军发生激战，李亲临前线指挥，腰部被炸伤。
26日，李率部退出肇东，至丰乐镇一带休整。
马占山反正再举抗日旗帜马占山自1932年2月起，出任伪黑龙江省省长，参加了日本策划的伪建国会议，并被委任为伪满洲国的军政部长。之后，他决定返回黑龙江省，并正式进入齐齐哈尔城。这时，张学良的密使来到他的身边。数日后，马占山要检阅自己的部下与巡视各地人民的生活状况和民心的安定情况。
4月2日凌晨1时，马占山密令卫队团骑兵1营、步兵1营乘车开出省垣。2时，马占山自带副官、卫士20余人乘汽车出城，直奔拜泉方面开去。在拜泉居数日，然后经克山、纳河等地，于4月7日到达黑河。
随即重新组建黑龙江省军政两署的机构。鉴于日本侵略军疯狂地“讨伐”抗日武装，各地兴起的义勇军和各县的保卫团纷纷走上抗日疆场，马占山决定利用各县保卫团丁加以补充，同时以保卫团、义勇军组成一些新的部队，成立了黑龙江省抗日救国义勇军总司令部，马占山自兼总司令，统一指挥，下辖10余路军，共约6万余人。马占山先后扩建和新编的部队有：以卫队团为基础扩建的步兵第1旅，以原步兵第3旅第2团为基础扩建的步兵第3旅，以原炮兵团范崇谷部补充的步兵旅，补充骑兵第1旅，以原骑兵第1旅第2团为基础扩建的骑兵第4旅，新编骑兵第2旅，新编骑兵第3旅，新编独立旅才洪献部，新编独立旅张品三部。此外，还有布西甘南义勇军，克山克东义勇军，德都义勇军，兰西望奎义勇军，绥化庆城义勇军，汤原通河义勇军，嫩江讷河义勇军，巴彦义勇军，绥宾义勇军，龙门义勇军，铁力义勇军，等等。〖《东北抗日义勇军史》下，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720～721页。〗
4月间，马占山与李杜、丁超取得联系，商定了共同收复哈尔滨的作战计划，确定李杜所部负责肃清哈（尔滨）绥（化）路段的日军。马占山一部进攻哈尔滨，骑兵第1旅吴松林部协助李海育部截断南满铁路并向长春进攻。还计划派兵进攻龙江。黑吉两省义勇军的联合行动，以及李海青部的配合行动，使日伪极为恐慌。
4月18、19两日，从日本调来的第10师到达哈尔滨。该师除留一部分兵力担任警备哈市任务外，以其主力集中攻击吉林自卫军的中心区——依兰。
5月16日，日军先头部队攻入依兰，由于吉林自卫军退往梨树镇和富锦、同江一带，因而，黑吉两省义勇军联合攻哈计划未能实现。马占山率部向上集、庆城、巴彦等地移动，占领大青山一带作为长期的抗日根据地，以图对敌作战。日军第14师得知马占山部在庆城一带活动的消息后，于6月30日下令所属部队前往围歼。本庄繁也亲到绥化指挥作战。
马占山率部在庆城一带，与优势之敌周旋。7月28日，马率所部在十七井子地方与敌骑兵遭遇，战至夜晚，伤亡百人，敌弃尸40余具退走。少将参谋韩家麟等20余人被冲散，翌日晨，又被日军发觉包围，全部杀害。日军在尸体中见有一蓄短须身带马占山名章者，便认为马占山被击毙。这时，马率部进至海伦东山的罗圈甸子时，又遭数千敌兵阻击并陷入重围。经各部奋力突围，伤亡惨重。马占山等一行100余人脱险后，进入山林，继续北行。9月9日，到达龙门县城。马占山再整旗鼓，率众向讷河前进，周势孤力单，不能扭转大局，便带领五六百人经甘南，往海拉尔投奔苏炳文；其余大部分人则绕道内蒙退入关内。
马占山所部溃败之后，活跃在黑龙江省的义勇军，还有李海青、邓文和朴炳珊等部。在呼伦贝尔的苏炳文，也正积极准备举起抗日旗帜。
苏炳文的实力仅有自己亲自带领的步兵第2旅、张殿九步兵第1旅的1个团，并联合朴炳珊旅和张竞渡、李振华（徐宝珍团旧部），约计万余人。
1932年10月1日，苏炳文率部宣布成立“东北民众救国军”，推举苏炳文为总司令，张殿九为副总司令，谢可为参谋长。主要活动于海拉尔、扎兰屯、呼兰等地，多次同日伪军作战，从而使黑龙江省的抗日武装斗争又出现了高涨的形势。
苏炳文举起抗日义旗，引起了敌人的重视，日军第14师首先组成了中山支队，于10月3日拂晓由龙江以北渡过嫩江，向位于富拉尔基的民众救国军进攻。苏炳文部万余人沿雅绿河上游向碾子山、朱家岗、腰库勒等处推进，包围富拉尔基，在朱家岗、腰库勒与敌中山支队2000余名激战亘日，敌死伤甚重，向磨姑溪退却。〖国民党政府参谋本部：《九一八以来东北情报》“东北情况周报表”第4号，1932年11月11日。〗
11月间，各路抗日部队定于12月初分兵6路对敌作战，因计划暴露，日军首先发起攻击，对抗日部队进行各个击破。敌人不断增兵，并有飞机、火炮配合，多路向民众救国军发起猛攻。救国军依托3道防线节节抵抗，双方都有较大伤亡。11月28日，救国军刚进入碾子山第3道防线，日军步、骑兵即猛扑而来。日军平贺旅于12月1日，占领碾子山。 2日，进入札兰屯。3日，服部支队从札兰屯出发，向兴安岭快速追击救国军。
民众救国军在前方的部队被隔断，海拉尔只有步兵第9团、卫队营和学生连，共2000余人，已不能阻止敌人大举进攻，遂破坏了博克图以南的铁桥和博克图山涧隧道及盘山路轨，以阻止敌人追赶。
12月4日，苏炳文、马占山等率4000余人退入苏联，其在前方的部队，由张玉挺、邰斌山等率领，穿越兴安岭经内蒙古草原进入热河。
东北抗日义勇军，是为保卫民族独立而战的民众抗日武装。它发扬了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激发了全国人民的爱国热情，有力地打击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气焰，大量歼灭了敌人的有生力量。据日伪官方报告记载，自“九·一八”事变到1933年2月，日伪军战死人数为6541名，平均每月“讨伐”抗日力量出动1500次，阵亡官兵73人，日军尸体从中国东北经神户运回日本，每月平均50具。
东北抗日义勇军的失败，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难以完全避免的。其主要原因是，在强敌进攻的复杂环境下，缺乏坚强的政治领导，没有统一的军事指挥，未充分依靠广大人民群众。东北抗日义勇军虽然遭受了严重的挫折和失败，但它所建树的历史功绩和造成的积极影响是不可低估的。东北人民的抗日斗争，在中国共产党不屈不挠的推动和领导下，一个新的斗争高嘲很快又到来了。
三、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东北抗日游击战争（参见附图4）
“九·一八”事变不久，中共中央多次发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中国东北的声明，提出“组织东北游击战争，直接给日本帝国主义以打击”的战斗任务，并号召全国人民支持东北人民的抗日斗争，坚决同入侵之敌血战到底。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和号召，中共满洲省委对组织领导和发动抗日武装斗争作了部署。除了派出许多党员和爱国青年到抗日义勇军、各大城市和伪军中领导或推动反日斗争外，还以部分力量深入农村，组织抗日游击队。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到1933年夏初，当东北义勇军的抗日武装斗争从一度高涨转向低潮时，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却在斗争中不断壮大。自1932年起，中共满洲省委先后建立了磐石、东满、珠河、密山、宁安、汤原、饶河、巴彦等10余支抗日游击队，进行了极为艰苦的斗争。到1933年初，根据中共中央给满洲各级党部及全体党员的信中提出的坚持抗日统一战线，坚持广泛的游击战争的指示精神，这些抗日武装又进一步发展，逐渐成为东北人民抗日武装斗争的核心力量。
（一）磐石游击队（南满游击队）
“九·一八”事变前后，中共磐石中心县委即在西玻璃河套一带，广泛建立了“反日会”等抗日群众组织。
1932年春，在县委领导下，“反日会”组织了中朝农民联合反日示威暴动，扒铁路、割电线、烧枕木，并组织起一支专打汉j狗腿子的7人“打狗队”。中共满洲省委派搞兵运工作的杨佐青（原名杨君武）参加领导，县委抓住日伪统治势力尚未完全控制磐石的大好时机，在大力发动群众抗日的基础上，积极扩大抗日武装，不到半个月，“打狗队”扩大到20多人。他们消灭汉j特务，缴了地主武装“大排队”20多支枪，队伍发展到30多人，正式成立了“工农反日游击队”。接着，争取了一连伪军起义，进一步壮大了力量。同年9月，磐石工农游击队协同另一支起义部队攻克磐石县城。
11月，中共满洲省委派军委代理书记杨靖字到南满一带指导工作。杨原名马尚德，河南确山县人，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组织秋收暴动，建立确山农民革命军，任总指挥。
1929年奉命到东北后，领导过工人运动。杨指导磐石游击队经过整顿和改编，发展到800多人，改名为中国工农红军第32军南满游击队，由杨靖宇等担任领导。
1933年1～5月，这支游击队与敌人作战30余次，先后取得了大坑、砖庙子、玻璃河套、萝卜地等战斗的胜利，粉碎了敌人4次“讨伐”。在胜利形势推动下，驻烟筒山伪军第14团迫击炮连在共产党员曹国安等人的策动下起义，携带武器加入南满游击队序列，编为迫击炮大队。同年，与海龙游击队汇合，人数迅速增加到2000余人。这支队伍活动于磐石、永吉、桦甸、辉南、通化、柳河、海龙、东丰、西丰、伊通、双阳等县，成为南满地区抗日武装的骨干。
（二）东满游击队
东满主要指吉林省东部的延边地区，是朝鲜族聚居的地区，也是抗日武装斗争开展较早的地区。
1930年8月，中共满洲省委成立了东满特委。“九·一八”事变前后，中国共产党在东满地区的延吉北部、汪清西部、和龙南部一些山林农村中，建立起工农民主政权和红色游击队，开展了1931年秋收斗争和1932年的春荒斗争。1932年2月，满洲省委指示东满特委把建立抗日游击队，开展游击战争作为主要任务，到同年秋，全区各县已相继创建了延吉游击队，汪清游击队，和龙游击队，以及珲春游击队等。在此基础上，1933年1月，东满特委书记、老共产党员和领导骨干童长荣，将上述几支游击队合编为200多人80多支枪的东满游击队。王德泰任大队长，把各县游击队编为中队，每中队又编为2～3个小队，每队20人左右，采取“人歇枪不歇”的办法，轮流袭击敌人。这支队伍在图们江和雅河一带有很大影响，并建立了东满抗日游击根据地。随着斗争的开展，游击队很快发展到1000余人，游击区也扩大到图（们）佳（木斯）、敦（化）图（们）等铁路沿线，后来绥（芬河）宁（安）地区抗日武装100余人，也加入了东满游击队，力量进一步增强。
从1933年初开始，日伪军对东满游击队进行了多次“讨伐”。东满游击队紧紧依靠群众，同敌人进行了大小数百次战斗，粉碎敌人的进攻，使自己不断发展壮大。
1934年初，东满游击队已增至900余人，武器装备也有较大改善。
（三）珠河游击队（哈东游击队）
1933年初，中共满洲省委派赵尚志到哈东地区义勇军孙朝阳部工作。赵系热河省朝阳县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11月入黄埔军校五期学习，因不满蒋介石提出的“整理党务”案，于翌年毅然退校返回东北。
1931年曾任中共满洲省委军委书记。在孙朝阳部遭日军四面包围的危急情况下，身为马夫的赵尚志提议主动出击宾县并亲自带领队伍攻克了宾县县城，从而被提拔为参谋长。同年秋，孙部溃散后，赵尚志等7人携带机枪1挺、长短枪11支到了珠河。
10月，在珠河县委领导下，于珠河县（今尚志县）三股流成立了珠河东北反日游击队，全队共13人，赵尚志任队长。游击队与当地的山林队、大排队、红枪会等群众武装联合共同抗日，活动于哈尔滨东部一带山地，常常出奇制胜，队伍到年底扩大到70多人，赵尚志任队长，李福林任政委兼支书，下辖5个中队，还有1个少年队、1个机枪队、1个骑兵队。
1934年春，珠河游击队曾经攻克珠河5区珠河镇，大破3区黑龙宫，3次围攻宾州城，争取了部分伪军的反正。到6月下旬，队伍发展到400多人，改编为东北反日游击队哈东支队，赵尚志任支队司令，张寿骸剑g钫作耄┤握挝保孪?个总队、1个骑兵队、1个教导队、1个少年队；在滨江（哈尔滨）、宾县、方正、延寿、珠河、苇河、五常、榆树、阿城、双城一带开展抗日斗争，并在珠河地区建立了抗日根据地，成为一支坚强的抗日力量。
（四）密山游击队
1932年，在中共密山县委领导下，富振声等将勃利、林口、密山等群众武装，合并组成密山游击队。
1933年初，王德林领导的抗日救国军溃散时，该军参谋长、共产党员李延禄，根据中共绥宁中心县委决定，以党秘密掌握的补充团为基础，改编为抗日救国游击军，李延禄为总司令，孟泾清为政治委员，下辖3个团、1个步兵营、1个骑兵营、1个游击支队和1个政治保安连，共约800人，这支部队政治基础好，发展比较迅速。
1933年上半年与日伪进行了磨刀石、团山子、八道河子、东京城等多次战斗，毙伤敌人甚多，迫使1000多名伪军反正。6月，游击队夜袭日军驻地杨木林子，敌惊慌失措，四处逃散，死伤百余。随后，李延禄奉命开辟新的游击区，率部向密山转移。
（五）宁安游击队
1932年4月，中共满洲省委派军委书记周保中，到绥宁地区的中心宁安县组织领导抗日武装斗争。周原名奚李元，云南大理白族人，在北伐军中曾任团长、副师长。
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九·一八”事变后由苏联学习回国。周到宁安地区后，即对自卫军、救国军开展工作。1933年5月，宁安党组织把李荆璞率领的“平南洋总队”改编为“宁安工农义务队”，李荆璞为大队长，于洪仁为大队副，下辖6个分队。
1934年2月，抗日义勇军大部溃散后，周保中领导王德林所属义勇军残部，汇同柴世荣等人所属各部，与宁安工农义务队一起，组成绥宁反日同盟军。为加强反日同盟军中的骨干力量，1934年5月20日，宁安县委又决定组织宁安游击队，队长为白殿贞，主要活动于宁安县内。
（六）汤原游击队
“九·一八”事变后，中共满洲省委派出一批干部到松花江下游开展工作。1932年夏，省委秘书长冯仲云赴汤原，指导创建游击队。冯系江苏武进县人，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清华大学党支部书记，1930年受组织派遣到哈尔滨市工作，曾任中共江北区委宣传部长。10月上旬，中共汤原中心县委在反日同盟会的基础上，建立了汤原游击队。由于缺乏斗争经验，被土匪“荣好”缴了械。同年冬，汤原县委又在组织农民抗租斗争的基础上，第二次建立了汤原游击队。因警惕性不高，发生了兵变。汤原县委总结了两次建立武装失败的教训，1933年冬在县委书记夏云杰的领导下，第三次建立起了“汤原反日游击队”，戴洪宾任队长，夏云杰任政委。游击队不断向萝北的鸭蛋河、葛金河一带进攻，并收缴了汤原县内几处地方的武装，队伍由原来80多人很快发展到600余人。在党的工作和抗日斗争影响下，张传福率伪自卫团，冯治刚率矿警队都加入了汤原游击队，队伍扩大到2000多人，主要活动在汤原、萝北、通河、依兰、桦川、富锦等地区。
（七）饶河游击队
“九·一八”事变后，中共饶河中心县委即领导人民群众开展各种形式的抗日救国活动。首先组织了救国会，1932年6月，又在此基础上，由崔石泉、金文亨建立了饶河反日游击队。同年冬，发展到40多人。到1933年初，进一步扩大到130多人。该队一方面配合陈东山、高玉山等救国自卫军的统一行动，另一方面积极独立地在乌苏里江沿岸开展活动。
1933年6月，陈东山、高玉山部救国军瓦解后，饶河游击队正式独立出来，在李学福（李葆满）、崔石泉、张文偕等人领导下，队伍越战越强，打退了敌人的多次“讨伐”，创建了饶河、虎林一带广大的游击区。为了粉碎日伪军的冬季“围剿”，饶河游击队经过刻苦训练，成了一支快速行动的滑雪队，活跃在完达山脉东麓的雪原上，成为该地区唯一的一支抗日的中坚力量。
（八）巴彦游击队1932年初，张平洋（张甲洲）、张文藻等在巴彦组织起一支抗日武装，称为巴彦反日游击队，张平洋任队长，中共满洲省委派军委书记赵尚志到该部任参谋长。巴彦游击队建立不久，人数即达到700多人，主要活动于巴彦、呼兰、绥化、庆城（今庆安）、铁力、东兴一带，曾在呼兰附近切断滨北铁路，收复过巴彦、东兴等县城。同年底，因在东兴之战中受挫，游击队随即溃散。
除此之外，还有1932年秋建立的海伦游击队，同年冬建立的海龙游击队等，当时都积极开展了抗日游击活动，有力地打击了日本侵略者。
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下的东北抗日游击队，在开始时人数都不多，武器装备也都很差，物质条件极端困难。但是，这些游击队有明确的政治纲领，有集中统一的领导，有良好的群众关系；战士大多数出身好，政治觉悟高，组织纪律性强，英勇善战。所以，他们能不断地发动袭击，给日寇以沉重打击，据伪满铁道机关统计，仅1933年3月至10月，抗日游击队就袭击伪铁路659次，破坏铁道101次，击毙日伪护路军546名。又据伪奉天省警察署统计：辽宁省内的抗日游击队，1934年6月份袭击敌人709次，7月份为759次，8月份为1716次，12月份为1706次。〖胡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参考资料》，商务印书馆，1951年版，第303页。〗
在斗争中，各游击队不断发展壮大、游击区也不断扩大。不久，东北的抗日游击战争即进入了一个新时期。
第一编 东北沦陷（～）
第三章 中国军民的抗日斗争
第三节 全国各界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
“九·一八”事变以后，中日民族矛盾日渐上升，国内阶级关系开始发生了新的变化。抗日救国已成为全国各阶层人民的迫切要求。中国共产党毅然站在抗日救亡运动的最前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和蒋介石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极大愤慨。广大人民群众，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和影响下，迅速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的热潮。
一、学生、工人和各界团体的抗日救亡活动
在抗日救亡运动中，爱国青年学生起了先锋作用；广大工人群众表现出工人阶级高度的爱国热情和坚定的斗争性；其他各界人民纷纷组织各种抗日团体，开展斗争，都给予日本侵略者以有力的打击。
（一）各地学生的爱国行动
日本帝国主义武装侵略东北一开始，全国各地大中城市的学生，立即行动起来，站在抗日救亡运动的前列。“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上海、北平、南京、天津、杭州、太原、长沙、西安、开封、广卅、福州、武汉、南昌等地的大中学生，即纷纷走上街头，举行集会游行，发表通电，进行抗日宣传，建立抗日团体；要求国民党政府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武装民众，出兵抗日。
9月20日，北京大学学生会向南京国民党政府发出代电说：“日本帝国主义，屡向我国挑衅，愿欲藉故出兵，强占满蒙，今果悍然不顾，大肆武力侵略……事机迫切，国亡无日，是而可忍，孰不可忍，为今之计，唯有速息内战一致抗日，并望我国民众实行武装，誓做政府后盾。”〖陈觉：《九一八后国难痛史资料》第3卷，东北问题研究会，1932年版，第8章。第3页。〗
9月21日，在北平各校学习的东北籍学生3500余人：举行“东北学生抗日会”成立大会，组织了敢死队，决心与敌人拼争。
9月25日，北京师大学生和教职员召开大会，通过决议，致电谴责南京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国家养兵，原为抵御外侮，我国兵额之多，冠于全球，而一遏外敌，辄取不抵抗政策，洵属奇耻。此次日本入寇东省，如入无人之境，辽吉既已沦陷，平津又受威胁，似此情势，尚能持不抵抗主义乎。”〖陈觉：《九一八后国难痛史资料》第3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