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性，为了促进蒋介石进一步转向抗战，实现全民族的抗战，决定将“抗日反蒋”的口号改为“逼蒋抗日”。
1936年1月29日，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和人民外交委员王稼祥与红色中华社记者谈话时宣布：“中国苏维埃政府当然可以在抗日战线上和他携手。”〖《救国时报》1936年1月29日。〗
这是中共中央领导人明确表示与蒋介石合作抗日的态度。
1936年5月5日，中国共产党向国民党政府发出《停战议和一致抗日》的通电。指出：“国难当头，双方决战，不论胜负属谁，都是中国国防力量的损失，而为日本帝国主义所称快。”“为了促进蒋介石氏及其部下爱国军人们的最后觉悟……将人民抗日先锋军撤回黄河西岸，以此行动向南京政府、全国海陆空军、全国人民表示诚意，我们愿意在一个月内与所有一切进攻抗日红军的武装队伍，实行停战议和，以达到停战抗日的目的。”〖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0，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5年版，第23～24页。〗
这是中国共产党放弃反蒋口号，直接公开地向国民党提出建立抗日联合战线的建议，在全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1936年8月25日，中共中央在致中国国民党书中提出：“本党不得不向贵党再一次大声疾呼，立即停止内战，组织全国的抗日统一战线，发动神圣的民族自卫战争，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进攻，保卫及恢复中国的领土主权，拯救全国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中国共产党向一切中国国民党人宣言：假如你们真正这样干的时候，我们坚决的赞助你们，我们愿意同你们结成一个坚固的革命的统一战线，如象一九二五至一九二七年第一次中国大革命时两党结成反对民族压迫与封建压迫的伟大的统一战线一样，因为这是今日救亡图存的唯一正确的道路。”〖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0，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5年版，第74、81页。〗
1936年9月1日，中共中央向党内发出《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指出：“在日本帝国主义继续进攻，全国民族革命运动继续发展的条件下，国民党中央军全部或其大部有参加抗日的可能。我们的总方针应是逼蒋抗日。一方面继续揭破他们的每一退让、妥协，丧权辱国的言论与行动，另一方面要向他们提议与要求建立抗日的统一战线，订立抗日的协定。我们正在通知他们，共产党中央立刻准备派代表出去，或接受国民党和蒋介石的代表到苏区来，以便进行谈判。〖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0，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5年版，第84页。〗
9月17日，中共中央决定将“人民共和国”改为“民主共和国”。至此，中国共产党基本上完成了对国民党政策的转变，即由“反蒋抗日”改变为“逼蒋抗日”和“联蒋抗日。”
为了实现“逼蒋抗日”的方针，逼迫蒋介石和国民党政府走上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道路，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中共中央加速中国工农红军向实现抗日民族战争的转变，巩固和扩大抗日的基地，积极准备直接对日作战；进一步领导全国抗日救亡运动，动员和组织广大群众，进入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行列；进一步加强对爱国民主人士和各地方实力派的统一战线工作；在与国民党初步接触的基础上，进一步就两党合作进行谈判。
继中共中央代表潘汉年，在莫斯科与国民党中央代表邓文仪进行初步会谈后，在国内，国共双方也开始了接触。
1936年1月，国民党政府方面由宋子文主持，指示曾养甫、湛小岑等与中共中央北方局代表周小舟、吕振羽在南京进行谈判。在此后数次谈判中，双方就所提条件展开激烈的争论，没有结果。
国共之间的接触，还通过上海方面的国共两党代表同时进行。1936年1月，陈立夫的代表曾养甫与上海中共组织代表张子华等接触，转达了南京政府希望与共产党中央谈判的要求。2月间，张子华等回到中共中央所在地瓦窑堡向中央报告了上述情况。8月31日，周恩来给曾养甫的复信表示：“亟愿与贵方负责代表进行具体谈判。”〖中共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形成》，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年版，第120页。〗
9月1日，又给陈立夫、陈果夫复信：“现养甫先生函邀面叙，极所欢迎，但甚望两先生能直接与会。”〖中共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形成》，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年版，第121页。〗
以后，中共中央派周小舟多次去南京同曾养甫会谈合作问题。
1936年2月，国民党政府派特使董健吾进入陕北苏区，直接和中共中央取得联系。3月4日，毛泽东、张闻天集中各方意见，提出“与南京谈判之意见”，表示“愿与南京当局开始具体实际之谈判”。〖张闻天、毛浮东、彭德怀致博古电，1936年3月4日。〗
董健吾于3月5日带着中共中央向南京方面提出的条件离开瓦窑堡回上海。
国共之间长达一年的初步接触，虽然没有取得具体成果，但对以后国共两党之间的正式谈判，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第二编 救亡高嘲（～）
第七章 救亡运动高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
第二节 中国工农红军由国内革命战争向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历史转变
在日本帝国主义加快吞并整个中国的步伐，中国处在亡国灭种的紧急关头，中国工农红军为巩固和扩大陕甘革命根据地，壮大抗日武装力量，争取早日对日作战，开始加速实现由国内革命战争向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转变。
一、红一方面军的东征
1935年10月，红1方面军主力在中共中央的直接领导下胜利完成长征，使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革命的大本营在接近抗日前线的大西北建立起来。这是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事件。日本帝国主义加紧扩大对中国的侵略，严重威胁着中华民族生存。中日民族矛盾已成为主要矛盾。在这种情况下，国内各阶级、各政治集团的政治态度都发生了新的重要变化。中国已处在政治形势大变动的前夜。如何巩固和扩大陕甘革命根据地，迅速壮大抗日武装力量，推动各种抗日和革命的力量汇合起来，组成为一个统一的民族革命战线，已成为开展全国抗日局面的关键。
当时中共中央、红一方面军及其所在的陕甘苏区，还面临着一些实际困难，红一方面军的实力只有万余人。苏区的面积狭小，人口稀少，物资缺乏，红军给养困难，扩军不易。苏区周围都有国民党军的包围：在南面、西面，有国民党的东北军、西北军和宁夏军阀的步、骑兵共10多个师，蒋介石的一部分“中央军”也正在向西（安）兰（州）公路两侧集中；在北面，有原驻守在陕北的国民党军2个师和新从山西调来的阎锡山部5个旅。这些国民党军，正在加紧对苏区实行经济封锁和政治破坏，并积极准备新的军事围攻。
因此，红军向南、向西或向北发展都比较困难。东面的山西省最接近抗日前线，国民党军兵力虽多，但较分散，有利于革命力量的发展。
为了适应国内外形势的变化，发展革命力量，中共中央政治局瓦窑堡会议，接受了毛泽东的关于军事战略的主张，即红军应利用当前蓬勃发展的抗日形势，积极向山西发展，在发展中求得苏区的巩固，会议通过了《中央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决议明确提出，党在目前形势下的战略方针是：在以坚决的民族战争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进攻中国的总任务之下，必须“把国内战争同民族战争结合起来”；1936年应“准备直接对日作战的力量”，“猛烈扩大红军”。
在此方针下，红一方面军的行动部署，应放在打通抗日路线和巩固扩大现有苏区这两个任务的基础上，并以前者为中心任务。据此，红军行动和苏区发展应以山西和绥远为主要方向。决议还提出了红一方面军渡黄河东征的任务。
1936年2月18日，红一方面军司令员彭德怀、政治委员毛泽东下达了东征作战的命令，规定第一步作战任务为：东渡黄河，占领吕梁山脉各县，在东岸造成临时作战根据地。红一方面军东征部队是：第1军团第2师、第4师、第1师，第15军团第81师、第75师、第78师。
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为实现抗日，渡河东征。但是山西阎锡山竟动员其全部武装力量拦阻红军的抗日去路，于是红军在汾河河谷地区击败阎锡山所部，占领同蒲铁路，准备开向冀察对日直接作战。2月23日，蒋介石下令调洛阳、徐州、浦口等地重兵约10个师，协助阎锡山堵截红军东征抗日，又下令东北军、西北军及陕、甘其他国民党部队进扰红军陕甘革命根据地，企图重演1933年围歼积极抗日的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的故技。在大规模内战迫在眉睫的形势下，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和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为了保存力量，以利于迅速进行抗日战争，虽在山西取得了许多胜利，仍决定将人民抗日先锋军撤回黄河西岸。
在红一方面军东征期间，中共中央政治局于3月20～27日在晋西地区召开了扩大会议，会议传达了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分析了当前的形势，讨论了战略方针等问题。毛泽东在会上作了报告。他指出，中国共产党在目前战争中，要把革命战争与民族战争联系起来，争取迅速对日作战。
当前华北形势变化急剧，是最大的世界喷火口之一，日、美、英、苏联、国民党、共产党六个势力的矛盾集中于华北。华北5省有占中国1/4的1亿人口，它已名存实亡，对全国危险比其他地方更甚。华北是全国对日作战的首要战场，争取对日作战，政治上是必要的，军事上是可能的。我们到山西来，因有了清醒的估计，民众会全力帮助我们，这是证明了的。华北广大群众具有极高的革命热情，与日军首先在华北作战，这是为着组织群众，为着组织友军，扩大红军，争取迅速对日直接作战。我们要在山西、河北建立根据地，开展抗日游击战争，越打，红军就越大。要准备在山西、河北、绥远3省作战，这是战役的跳跃，应当估计是必要的。以发展求巩固。现在只有发展才能求得巩固。会议经过讨论决定“争取迅速对日作战为党与红军的重要任务”，“以发展求巩固”为全党全军的战略方针，党和红军当前的方针是经营山西，“在此种方针下，向河北、河南、绥远三省境内作战役的跳跃是许可的。”还决定要在“陕甘及华北5省发展游击战争”，以及提高红军干部的政治、军事水平，加强政治工作等。
晋西会议发展了瓦窑堡会议的精神，进一步明确了红军对日作战的战略方向、战略方针和战略任务，它对加速红军对日作战的思想、组织和物质准备，以及尔后实施战略展开和对日军的胜利作战，都具有重要意义。
红一方面军的东征，迫使“进剿”陕北的晋绥军撤回山西，使陕北苏区得以恢复和发展。在此期间，红军扩充新兵约8000人，筹款30余万元，并在山西20多个县开展了群众工作，宣传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扩大了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政治影响推动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
二、红一方面军的西征
1136年5月5日，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和中国人民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发表了《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放弃“反蒋”口号，并向国民党政府提出：“在全国范围、首先在陕甘晋停止内战，双方互派代表磋商抗日救亡具体办法。”但是，蒋介石却无视这一倡仪，不顾日寇侵略造成的严重民族危机，仍企图以武力消灭中国工农红军，并着手成立晋陕绥宁4省边区“剿共”总指挥部，以陈诚任总指挥，调集16个师另3个旅，准备对陕甘苏区发动新的“进剿”。
中共中央根据当时的政治、军事形势，确定党在今后的政治任务是：保卫西北，扩大和巩固西北抗日根据地，扩大红军，努力争取西北抗日力量大联合，进而推动全国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的建立，实现全国性的对日抗战。
为了实现上述任务，中共中央军委于5月18日决定：以红1方面军第1、第15军团和第81师、骑兵团等组成西方野战军，由彭德怀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进行西征，打击坚持反共的马鸿逵、马鸿宾部，在陕甘宁3省边境地区创造新根据地；以红29军主力、红30军和陕北地方部队，在东线坚持游击战争，钳制西渡的蒋、阎军以及陕北和渭北国民党军的进攻，保卫陕甘苏区老根据地；红28军准备出陕南，会同在当地的红74师，在鄂豫陕3省边区开展斗争，策应野战军西征。
1936年5月20日前后，西方野战军分两路相继从延长、延川地区西进，至6月中旬占领陕甘宁3省边境的广大地区。随后，继续西征，经过定边、盐池、豫旺等地区的作战，到7月底，在两个多月作战中，给反共军以沉重打击，并开辟了纵横200余公里的新根据地，新组建了两个骑兵团，发展了地方武装，征集了大量资材，为随后3大主力红军会师，开展新局面，创造了有利条件。
在西方野战军西征的同时，东线红军在中共中央军委的直接领导下，经过两个多月的作战，疲惫和消耗了进攻之国民党军，使其先肃清东线红军，再向西寻红军主力作战的企图归于破灭。与此同时，对东北军、西北军等国民党军队的统战工作也有了新的开展。这些对推动全国抗日统一战线的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
三、三大主力红军会师准备对日作战（参见附图12）
1936年秋，红一方面军已经胜利结束西征，主力在豫旺堡、豫旺县城及其附近地区休整，新开辟的陕甘宁边革命根据地与原陕甘苏区联成了一片；
红二、红四方面军先头已进抵甘肃南部的哈达铺地区，形成了三个方面军逐渐靠拢的有利局面。
中共中央政治局于8月10日举行扩大会议，讨论了国内外形势，并根据毛泽东的提议，确定把开展统一战线工作放在党和红军三大战略任务的首位，确定以蒋介石政府为统战谈判的主要对手，继续进行谈判，同时对国民党各地实力派分别进行统战谈判，并大力开展群众抗日运动，以推动国民党政府走向抗日道路。
为贯彻逼蒋抗日的方针，中共中央决心乘蒋介石处理“两广事变”暂时无力北顾之际，联合东北军发展西北抗日局面，经同张学良等协商后，于8月12日提出了夺取宁夏的战略计划。其要点是：红军3个方面军在甘肃北部会师，尔后以1个方面军保卫陕甘宁苏区，以两个方面军过黄河，占领宁夏后，红军和东北军各出一部，组成抗日联军先锋军，向绥远挺进，直接抵抗日军和伪蒙军的进攻，以此将全国抗日运动推向更高的阶段。
然而，蒋介石此时仍处心积虑于消灭红军。为了阻止红军3个方面军会合，调第1、第37、第3、第41军等部，准备协同青海马步芳部和东北军1部进攻红四方面军；令第25、第49、第51、第140师以及第3军、东北军、西北军和川军各1部，向陕甘边境南部地区推进，围堵红二方面军；令宁夏马鸿逢部向中宁以南推进，何柱国部、马鸿宾部向北推进，以夹击清水河以西的红一方面军主力。
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为了贯彻已定的夺取宁夏的战略计划，于9月14日决定相机打击反共军。红一方面军主力于9月16日在固原以北的七营地区歼灭进犯之敌骑兵第6师两个团的大部，红1军团特别支队于18日派1个团占领了界石铺；红二方面军于进占徽县、两当后，即向宝鸡方向前进。与此同时，红四方面军北上，同红一方面军会合。从9月30日起，分5个纵队，相继由岷县、漳县等地向通渭、庄浪、会宁前进。同时，红一方面军相继接应红四方面军北进。
10月9日，红军总部及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到达会宁，同红一方面军部队会师。红二方面军于10月4日由两当、徽县、成县、康县地区开始北移，至22日，红二方面军总指挥部到达静宁以北的将台堡，同红一方面军之第2师会师。至此，3大主力红军终于胜利会师，结束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长征。3大主力红军会师，对于开展新局面，促进全国抗日战争的实现，有着十分重大的意义。
为了争取红军早日实现对日作战，中共中央根据变化的情况，于11月8日提出了新的战略计划，其主要内容是：3个方面军继续在现地作战，引诱国民党军北进宁夏。12月上旬后，红一、红二方面军组成南路军，逐次南下，占领镇原、正宁、洛川，继续向濒临黄河的韩城、宜川、延长地区发展。红四方面军的两个军组成北路军，在宁夏省灵武、盐池地区待机，在绥东抗战爆发后，即沿安边、横山进至黄河沿岸的神木、府谷地区。南北两路到达黄河沿岸，即迅速筹集船只，准备再渡黄河进入山西，寻求直接对日作战。
11月中旬，3个方面军均按预定计划，开始行动。
此时，国民党军第37军正准备西渡黄河，参加“追剿”红四方面军河西部队；同红军有统战关系的东北军王以哲部，经过劝阻，前进缓馒；第3军进占同心城后，也停止前进；唯有胡宗南之第1军行动积极，分3路向豫旺县进攻。
中共中央军委根据敌憎及前敌总指挥部的建议，于11月14日至16日接连下达指示，着重指出：“敌既继续向我进攻，目前中心是打破敌之进攻，然后才能开展局面，才有利统一战线。否则敌以我为可欺，不但局面不能开展，与南京之统一战线也是不可能的。”〖中共中央军委致来朱德、张国焘、彭德怀，贺龙、任弼时电，1936年11月15日。〗
因此，红军主力“应即在豫旺县城以东，向山城堡速上靠近，集结全力，准备打第一仗”。19日，红军前敌总指挥部根据中共中央军委的指示，决定求歼胡宗南之第1军第78师。21日，红军对进占山城堡之第78师发起攻击。当日黄昏，该师一部开始向北撤退。
红军乘机一举攻入山城堡，接着转入追击，将溃乱之敌大部压迫于山城堡西北谷中，至22日，将其大部歼灭。这一仗，红军歼来犯之敌1个多旅，给蒋介石嫡系主力胡宗南部以沉重的打击，迫使该部全线退至大水坑、萌城及其以西地区，从而停止了国民党军的进攻。山城堡战役的胜利，是中共中央军委正确决策和3大主力红军团结战斗的成果。它大振了红军的声威，对促进逼蒋抗日方针的实现起了积极的作用。
1936年夏秋，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为贯彻逼蒋抗日的方针和夺取宁夏的战略计划，领导全军战胜了国民党军30多个师的围追堵截，实现了3大主力红军会师和取得山城堡战役的胜利。这对挫败蒋介石的进攻，稳定陕甘宁根据地的局面，增强红军团结，发展革命力量，促进国内和平的实现，都具有重要意义。
正如中共中央、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联合发出“为庆祝一、二、四方面军大会合通电”所指出的：“全国主力红军的会合与进入抗日前进阵地，在中国与日本抗争的国际火线上，在全国国内政治关系上，将要起一个决定的作用了。”“我们即刻就要进入一个新阶段了，这就是抗日民族革命战争的新阶段，就是创造全国国防政府、抗日联军与民主共和国的阶段。我们要在这个新阶段中，树立全国人民的模范，树立抗日战线的模范，争取一切国民党军队加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开通抗日前进道路，扩大抗日根据地，巩固抗日根据地，为保卫西北而战，为保卫华北而战，为保卫全国而战，为收复失地而战，为联合工农商学兵，为联合各党各派各界各军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而战。”〖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0，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5年版，第92～93页。〗
第二编 救亡高嘲（～）
第七章 救亡运动高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
第三节 抗日救亡运动的新高涨
一、“一二·九”运动
1935年，以华北事变开始的日本帝国主义对华侵略的深入，使中国的民族危机日益加深。中国面临着沦为日本帝国主义殖民地的严重危险。
在这民族危亡的时刻，北平的爱国学生深感“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了！”他们满腔怒火，首先发出抗日救亡的怒吼。中共中央北方局积极支持和领导了学生的爱国运动。1935年夏，外患猖獗，黄河又泛滥成灾，难民流离失所。中共北平市工作委员会根据北方局和河北省委发动群众救灾的指示，通过北平民族武装自卫会，于9月间发动成立了北平大中学校水灾救济会，带领学生开展救济募捐和宣传活动，团结广大学生，以合法活动开展抗日救亡斗争。此时，河北省委将中共北平市工委改为中共北平临时市委，并派省委特派员李常青兼任书记，他与彭涛、周小舟等人，积极领导发动北平学生的抗日救亡运动，在水灾救济会的基础上，于11月18日成立了领导学生爱国运动的统一组织北平大中学生联合会，彭涛任党团书记。
12月3日，北平学联召开代表大会，决定联合北平各大中学校进行请愿示威，反对“华北自治”和冀察政务委员会的成立，12月6日，在学联的发动下，平津15个大中学校联合发出通电，反对“防共自治”，呼吁政府动员抵抗日本的侵略。经过深入发动，北平学联决定于12月9日发动全市学生进行反对“华北自治”、反对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反对日本侵略的大请愿。
12月9日，被长期压抑的抗日怒火，像火山一样爆发了。北平各大中学校的爱国学生6000余人涌上街头，奔向新华门，向国民党政府军政部长何应钦请愿。愤怒的学生振膏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反对华北5省自治！”“打倒汉好卖国贼！”“立即停止内战！”这呼声划破了笼罩在古城上空的乌云，喊出了全国各族人民的心声，请愿群众代表向国民党政府提出6项要求：
（1）反对华北自治及其类似组织；
（2）反对一切中日间的秘密交涉，立即公布应付目前危机的外交政策；
（3）保障人民言论、集会、出版自由；
（4）停止内战，立刻准备对外的自卫战争；
（5）不得任意逮捕人民；
（6）立即释放被捕学生。
当天，学生的游行队伍经西单时，遇到国民党军警的阻拦和野蛮镇压，100余人受伤，30余人被捕，但爱国学生并没有因此而被吓倒，国民党当局的镇压反而激发了学生们的坚强斗志。第2天，北平学联决定各校学生举行总罢课，积极酝酿和准备更大规模的示威游行，抗日救亡怒潮，席卷了整个北平城。
12月14日报载，国民党政府在日本的压力下，打算于16日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中共北平党组织决定在这一天举行更大规模的游行示威，反对“冀察政务委员会”的成立。
12月16日清晨，北平各校学生从四面八方涌向天桥，在天桥举行了3万多人的市民大会。大会通过了组织民众，共同抗敌，誓死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等决议案。会后举行数万人的示威游行，国民党政府再次调动军警镇压，被大刀砍伤、刺伤及被棍棒打伤的有400多人，被捕30余人。
北平爱国学生“一二·九”、“一二·一六”示威游行，立即得到全国各地的广泛响应，掀起了全国抗日救亡的热潮。天津爱国学生12月18日举行示威游行，19日起实行罢课。上海爱国学生和文化、教育各界以及广大工人、群众，于12月24日举行全市示威游行。南京、杭州、武汉、广州、开封、济南、太原等城市，爱国学生纷纷举行示威游行、请愿和罢课，支持北平学生的爱国斗争。
“一二·九”运动的消息，传到世界各地，海外侨胞深感振奋，立即向国内各校学生组织发出电函，赞扬学生的革命精神，誓为学生的后盾。
“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号召下发生的，共产党给学生运动指明了正确的方向。毛泽东于1939年12月9日在延安纪念一二·九运动4周年大会上的讲演中指出：“毫无疑义。一二·九运动中共产党起了骨干的作用。没有共产党作骨干，一二·九运动是不可能发生的。
首先是共产党的八一宣言给了青年学生一个明确的政治方针；
其次是红军到了陕北，配合了北方的救亡运动；
再次是共产党北方局和上海等地党组织的直接领导。
这样，才使一二·九运动发生，并使之在全国各阶层开展起来，形成了全民族救亡运动的巨大政治力量。青年学生好比是一二·九运动的柴火，一切都准备好了，只差用火一点。点火的人是谁呢？就是共产党。”〖毛泽东：《一二·九运动的伟大意义》，1039年12月9日。〗
毛泽东还指出：一二·九运动，“轰动了全国。它配合着红军的北上抗日行动，促进了国内和平和对日抗战，使抗日运动成为全国的运动，所以，一二·九运动是动员全民族抗战的运动，它准备了抗战的思想，准备了抗战的人心，准备了抗战的干部。”〖毛泽东：《一二·九运动的伟大意义》，1939年12月9日。〗
二、全国抗日救亡运动进一步高涨
在“一二·九”、“一二·一六”示威游行后，学生运动面临“向何处去”这个急待解决的问题。
12月20日，中国共产党通过共青团中央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国各校学生和各界同胞宣言》，号召青年学生“把反日救国运动扩大起来！到工人中去，到农民中去，到商民中去，到军队中去！唤起他们救国的觉悟，推动他们建立救国的组织。进一步建立各地各界救亡大会和全国救亡大会，实行全民抗日救国大联合，和实行全国各界同胞武装扩日的共同战斗！”〖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9，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6年版，第597页。〗
《宣言》给学生运动指出了正确的发展方向；1935年12月26日，在北平成立了平津学生联合会。随后，平津学联组织了南下扩大宣传团，并组成以彭涛为党团书记的扩大宣传团党团，领导全团的工作。扩大宣传团下设4个团，共约500人。1936年1月初，4个团的学生出发，他们冒着刺骨的严寒，沿途每到一处，都召开大会进行演讲，张贴和散发传单，唱救亡歌曲，演出《打回老家去》等抗日救亡戏剧，对当地农民和中小学师生进行抗日救亡宣传，并帮助他们组织抗日救国会等叉国团体。
宣传团员们在斗争中深感团结起来的必要，要求建立一个永久性的战斗团体，并提出组织“民族解放先锋队”。
1936年2月1日，民族解放先锋队在北平师范大学举行成立大会，通过了“成立宣言”。民先队在救亡运动中迅速发展，到当年暑假，北平民先队员已发展到1200多人。后来，全国各地有30多个城市建立了民先队；在法国巴黎、日本东京以及缅甸等地也有了民先队组织。1937年2月6日，在中共中央北方局领导下，召开了民先队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成立了全国总队部，由李昌任总队长。
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是抗日救国的先进青年的群众性组织，它在抗日救亡运动中产生，肩负着民族解放的使命，在抗日救国的旗帜下，团结了广大的爱国青年，有深厚的群众基础和思想基础。它实际上已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抗日爱国青年的纽带。从此以后，大批革命学生不断地深入农村，参加各种抗日斗争，团结、影响和教育广大爱国青年参加抗日救亡，走上知识分子与广大工农相结合的正确道路。
在平津学生组织南下扩大宣传团深入农村进行抗日救亡宣传的前后，上海、济南、杭州、武汉等地的学生也组织了宣传团，深入农村扩大宣传。抗日救亡运动的蓬勃发展，引起了反动当局的惊恐，国民党政府于1936年2月20日颁布了《维持治安紧急办法》，竭力镇压爱国学生的救亡运动。随之，各地爱国学生遭到了残酷打击和迫害，救亡运动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之下进入低潮。
在学生运动处于严重困难的时刻，中共中央北方局加强了对救亡运动的领导，于4月间派林枫任中共天津市委书记、李葆华任中共北平市委书记。
北平市委先后建立了工委、农委、文委、学委和5个区委。1936年五六月间，对党员和民先队骨干分子进行了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教育，加强了对区委和各党支部的领导，多数大学和部分中学建立了党支部，学生党员发展到4百多人。
在“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的推动下，参加抗日救亡的各界各派的联合，迅速向全国规模发展。继1936年1月华北学生联合会、上海各界救国会成立后，各地先后成立了各界救国会。l月29日，西北工农商学兵抗日救国代表大会在瓦窑堡召开，到会苏区和白区代表共140余人，决定在西北各省开展广大的抗日数国运动，普遍组织各界抗日救国联合会。5月31日至6月1日，在上海召开了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成立大会，主要领导人有：宋庆龄、何香凝、马相伯、沈钧儒、沙千里等全国知名人士。大会通过《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成立大会宣言》、《抗日救国初步政治纲领》等文件，作为各党各派共同抗日的基本纲领草案。大会选举宋庆龄、何香凝、马相伯、邹韬奋、胡愈之等40人为执行委员，沈钧儒、章乃器等14人为常务委员。救国会是以爱国知识分子和共产党员力骨干，接受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张的、具有广泛社会基础的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