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国阵线组织。
1936年7月15日，沈钧儒、章乃器、陶行知、邹韬奋联名发表了《团结御侮的几个基本条件与最低要求》，要求国民党联合红军共同抗日，指出先安内后攘外的方针对敌人有利，表示坚决站在救亡阵线的立场，为中华民族解放运动的胜利而奋斗。他们的主张得到社会的广泛支持。
1936年8月，南京各界救国会成立，简称“南救”。接着，在香港成立救国会华南区总部，简称“南总”。某他各地，包括海外华侨，也纷纷建立救国会。随着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开展和抗日救亡团体的成立，救亡刊物大批涌现。据不完全统计，全国救亡刊物达千余种。邹韬奋主编的《大众生活》，每期发售达15万份以上。
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涨，使国民党当局十分恐惧，遂于11月23日凌晨逮捕了全国救国会领袖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李公朴、沙千里、史良、王造时等7人，史称“七君子事件”。这一事件震动了全国，各方面人士纷纷向国民党政府提出抗议，开展了声势浩大的营救运动。6月下旬，宋庆龄、何香凝以及胡愈之等16人，发起“救国入狱运动”，并发表宣言。提出如爱国有罪，愿与沈钧儒等同受处罚；如爱国无罪，则与他们同享自由。7月5日，宋庆龄等亲往苏州，到关押“七君子”的江苏高等法院看守所请求入狱。
由于沈钧儒等7人的坚决斗争和全国人民的声援，抗日战争爆发后，国民党政府被迫于7月31日释放了“七君子”。
在推动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中，文化界起了特别重要的作用。在中共中央宣传部文化工作委员会（简称“文委”）的领导下，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简称“左联”）、中国左翼文化界总同盟（简称“文总”）等左翼文化团体，积极投入文化战线的抗日救亡运动。
“九·一八”事变后的第3天，“左联”领导人鲁迅在《答文化新闻社问》中，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的反动面目。接着，“左联”发表了《告国际无产阶级及劳动大众的文化组织书》，抗议日本的侵略，呼吁国际社会的支援，号召全国人民奋起抗日。“左联”出版《萌芽》、《前哨》、《北斗》、《文化月报》等刊物，宣传无产阶级的文化思想，从事马克思主义论著和外国进步文艺的翻译介绍。爱国文艺工作者创作了一大批抗日文艺作品，如阳翰笙的小说《义勇军》、肖红的小说《生死场》、萧军的小说《八月的乡村》、文芜的小说《咆哮了的许家屯》、田汉的剧作《乱钟》、蒲风的诗《我迎着风狂和雨暴》、陈鲤庭、崔鬼的活报剧《放下你的鞭子》、夏衍的报告文学《包身工》、聂耳的《大路歌》、孙慎的《救亡进行曲》、麦新的《大刀进行曲》等，都从不同侧面反映了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压迫下的悲惨遭遇，教育人民奋起抵抗，不当亡国奴。尤其是由田汉作词、聂耳作曲的《义勇军进行曲》，曾传遍祖国各地，以其强烈的感染力，激励全中国人民起来抗争：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被迫发出最后的吼声。起来！起来！起来！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前进！前进！前进！
在华北事变后，不同阶层和派别的文艺工作者，纷纷表示要在抗日救国的旗帜下联合起来。为了建立文艺战线的抗日统一战线、1936年初，“左联”自动解散。
10月1日，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等21位文艺界新旧各派领导人，在共同签署的《文艺界同人为团结御侮与言论自由宣言》中，明确提出：“在文学上，我们不强求其相同，但在抗日救国上，我们应团结一致以求行动之更有力”。“为民族利益计，我们又甚盼民族解放的文学或爱国文学在全国各处风起云涌，以鼓励民气”。〖《文学》第7卷第4号，1936年10月1日。〗
《宣言》的发表，促进了文艺战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初步形成，使文化界的团结和战斗力进一步增强。10月19日，鲁迅不幸因病逝世，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发了唁电，高度赞扬鲁迅的丰功伟绩。
22日，宋床龄、蔡元培、沈钧儒等著名人士参加了上海数万群众为悼念鲁迅的送葬。队伍行进中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高唱救亡歌曲。这次送葬实际上成为学习鲁迅的伟大爱国主义精神，动员人们献身抗日斗争的救亡示威大游行。
三、绥远军民抗日和全国援绥运动（参见附图13）
1936年春，日本帝国主义指使伪满军侵占中国察北6县，同时，日本侵略军派遣大量日军军官担任伪军部队的训练和作战指挥，补给伪军大批军需品。令蒙j德穆楚克栋鲁普部驻嘉卜寺，李守信部驻张北及庙滩，王英部驻尚义，伪蒙古军第7师驻百灵庙，并抽调伪满骑兵5000人由热河东部开驻察北多伦、平定堡地区，企图集中兵力侵占绥远。
1936年6月，日本派其关东军参谋长板垣征四郎，“访问”绥远。绥远省政府主席兼第35军军长傅作义，在省政府接见了板垣。板垣征四郎对傅恭维一番后，即要傅“改善”日、华关系，并说大日本帝国将给予全力支持。
傅正告板垣说：华北是中国的领土，绝不许任何人出来搞一个独立局面。内蒙和绥远都是中国的领土，不许任何人来分割独立，也不许任何人来侵占蹂躏。〖《从九一八到七七事变——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中国文支出版社，1987年版，第691页。〗
板垣的离间阴谋未能得逞，第二天扫兴而去。
1936年8月7日，伪蒙军李守信部约两万人进犯绥东陶林。10日，日军由热河开抵张北。8月14日，毛泽东致函傅作义，指出：“迩者李守信卓什海〖卓什海即卓特巴札普，当时任伪蒙古军副司令。〗向绥进迫，德王不啻溥仪，蒙古傀儡国之出演，咄咄逼人。日本帝国主义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先生北方领袖，爱国宁肯后人？保卫绥远，保卫西北，保卫华北，先生之责，亦红军及全国人民之责也。今之大计，退则亡，抗则存；自相煎艾则亡，举国奋战则存。”他还指出，“近日红军渐次集中，力量加厚，先生如能毅然抗战，弟等决为后援。”〖《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43页。〗
毛泽东还希望能互派代表，速定抗日救亡大计。傅作义得此信后，更加坚定抗日救亡的决心。
15日，伪军进犯集宁，遭到傅作义部的坚决反击。
1936年11月5日，日本侵略者在嘉卜寺召开侵绥军事会议。决定集中兵力向绥东进犯，企图侵占红格尔图后，直迫绥远省会归绥。
傅作义侦得上述情况后，决心奋起抗击侵略者。他对各界人士发表谈话，表示伪蒙军在日本帝国主义者的指挥下，妄图进犯绥蒙边疆，我们自应不计任何牺牲，坚决进行反击。同时，傅作义密召骑兵第1师师长彭毓斌、步兵第218旅旅长董其武到绥面授机宜，任彭毓斌为前方总指挥、董其武为副总指挥，秘密快速集结兵力。
1936年11月15日晨，日伪军5000余人，在野炮、装甲车、飞机掩护下，向红格尔图中国守军阵地猛烈攻击，守军英勇抗击，军民戮力同心，战斗情绪高涨。
16～18日，日伪军连续猛攻，均未得逞。
当战斗激烈进行时，傅作义亲往集宁前线指挥，令董其武亲率所部，突袭日伪军。
11月19日晨2时，董指挥3个步兵团、l 个骑兵团及炮兵营等部，围歼日伪军。敌仓卒应战，激战至拂晓，狼狈溃退。红格尔图战役自11月13日开始至19日结束，战斗7昼夜，打退了日伪军的进攻，摧毁了田中隆吉和王英的指挥所，缴获大量军用物资。王英连自己乘坐的马车也未及带走。
红格尔图战役后，日伪深恐华军捣毁其伪政权，除派王英部进占大庙，增强百灵庙外围防御力量外，并令伪蒙军第7师在百灵庙构筑工事，积极备战。决定再增派日本军官200余人，补充各伪军部队任指导官。另外，还拟抽调伪满及日军一部，由赤峰开往多伦、商都、百灵庙等地，待机进犯绥东、绥北。
傅作义得知敌人的企图，决定在敌伪发动进犯前，以远距离奔袭战术，先发制人，出敌不意，将百灵庙收复，以毁其巢岤，破坏其狂妄计划，保卫国土。傅在归绥新城召开的军事会议上决定，集中3个骑兵团、3个步兵团及炮兵、装甲车分队一部，由骑兵第2师师长孙长胜、步兵第211旅旅长孙兰峰，分别任前敌正副总指挥，进行收复百灵庙的战役。会后，各参战部队即向百灵庙以南35公里的二分子镇附近集结。11月23日夜，各部队官兵斗志昂扬，冒着-20c以下的气温和没膝的积雪，开进至敌军阵地前沿，于24日零时开始攻击。由于傅部行动秘密，日伪军事前毫无察觉，听见枪声大作，才慌乱进行抵抗。
正当进攻部队向纵深突击时，日本特务机关长胜岛角芳亲自拔刀督战，并向女儿山阵地增加轻重机枪10余挺，以猛烈火力，阻止突击部队前进。前敌总指挥部为争取拂晓前歼灭该敌，避免天明后敌地面和空中增援赶到，即令山炮营向前推进，集中火力摧毁女儿山敌机枪阵地，装甲车掩护步兵攻击前进。敌阵地不久即被摧毁，装甲车及步兵由东南土山口冲入，骑兵团亦攻占北山，控制了飞机场，并将敌后路切断。此时，伪蒙军官兵20余人，在战场起义，调转枪口向日军指挥官射击。胜岛角芳和伪蒙军师长穆克登室见大势已去，慌忙乘汽车逃窜。攻击部队乘敌混乱，展开分割包围。
激战至24日上午，全歼日伪军，收复了百灵庙，共毙敌300余人，其中日军20余人，伤敌600余人，俘敌400余人，缴获大量武器装备。
12月3日，日伪军集中4000余人反攻百灵庙被击溃，毙伤日伪军500余人，俘敌200余人，并击毙其副司令雷中田。12月9日，收复日伪军进犯百灵庙的根据地大庙，至此，百灵庙战役全部结束。12月17日，匪首王英部所属安华亭、王子修两旅长率部反正。
收复百灵庙的消息传到全国各地，各报纸纷纷刊发号外。人心振奋，万众欢腾，各地人民发起了援绥抗日运动。国内外向绥远前方抗日将士祝贺与慰问的电信，如雪片飞来。北平、上海、天津、西安、武汉等大城市的人民团体代表，携带慰问品和捐款，到前方慰劳军队。南京救国会，推动国民党政府中的上层人士如孙科、张继等发起援绥抗日运动，于是在南京召开了各界人士参加的援绥大会，大会通过成立“首都各界援绥后援会。”这次大会使南京的救国运动出现了新高嘲。
11月21日，红军领袖毛泽东、朱德在发给傅作义将军的贺电中说：“足下孤军抗日，迭获胜利，日伪军不能越雷池一步，消息传来，全国欢腾，足下之英勇抗战，为中华民族争一口气，为中国军人争一口气”。〖《红色中华》1936年11月23日。〗 中国共产党还派包括南汉宸在内的代表团等，赴绥慰问。全国各界给前线部队捐赠的慰问金共200余万元。
第二编 救亡高嘲（～）
第七章 救亡运动高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
第四节 国民党内部的分化
一、国民党内抗日反蒋势力的兴起和英、羡派同亲日派矛盾的激化
由于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侵略日益加强，蒋介石顽固推行对外妥协、对内用兵的错误政策，使中国面临存亡的危机，国民党内部和军队内部分化出一部分爱国人士和要求抗战的爱国将领，他们积极主张抗日，要求蒋介石更改错误政策。
1932年，以蒋光鼐、蔡廷锴为首的第19路军，不顾国民党对日不抵抗的政策，毅然进行了英勇的上海抗战。
1933年5月，冯玉祥、方振武等爱国将领，激于民族义愤和政府的屈辱退让，毅然组织了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奋起抗日。同年11月，第19路军将领蒋光鼐、蔡廷锴反对蒋、汪“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他们与国民党的爱国民主人士陈铭枢、李济深以及第三党黄琪翔等人联合，于11月20日在福建发动反蒋事变，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公开宣布反蒋抗日。上述爱国抗日的行动，虽然都遭到国民党的破坏和镇压，但抗日反蒋的势力在进一步发展。
1935年中国共产党发表“八一宣言”后，冯玉祥首先表示响应，提出联俄联共抗日的主张。1935年9月，国民党召开四届六中全会，冯玉祥公开质问何应钦：“为什么不立即发动对日作战？还要等些什么？”冯玉祥还积极从事抗日救国工作。毛泽东1936年12月5日在写给冯玉祥的信中，高度赞扬了他的抗日精神。信中说：“从报纸从广播从沪宁友人得悉先生一腔抗日救亡之义愤，虽没有和先生见面，等于见了一样。”“在亡国惨祸面前，不分党派信仰将同遭浩劫，因此合作救亡是天经地义。”“目前急务似无急于停止内战。”〖《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91页。〗 冯玉祥在积极从事抗日救国活动中，作出了重大贡献。
1936年6月1日，国民党广东实力派陈济棠和广西实力派李宗仁，在广州召开国民党中央委员会西南执行部和西南政务委员会联席会议，决议呈请国民政府及中央党部，要求国民党政府立即抗日，并以“冬（2日）电”致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称：“日人侵我愈亟，一面作大规模之走私，一面增兵平津，经济侵略，武力侵略，同时迈进。瞻念前途，殷忧曷极。属部属会等，以为今日已届生死关头，惟抵抗足以图存，除全国一致奋起与敌作殊死战外，则民族别无出路。……切冀中枢毅然决然，从事抗战，用以至诚，吁请钧府钧部，领导全国，矢抵抗之决心，争最后之一着。国家不亡，公理不诬，则奋起景从者，必不仅属部属会也。时不我待，惟实利图之，迫切陈词，伫候明教。”〖《李宗仁回忆录》，广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468～469页。〗
6月4日，国民党西南将领数十人，由陈济棠、李宗仁领衔，再度发出“支电”表示拥护”冬电”内容，并成立军事委员会和抗日救国军，表示誓率所部“为国家雪频年屈辱之耻，为民族争一线生存之机”。“两广事变”使全国震动。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负责人，就“两广事变”发表谈话指出：“关于西南出兵北上抗日的行动，是直接对于日本大举进攻华北的一个回答。这一行动说明什么，说明全中国四万万同胞以及广大白军部队是不愿做亡国奴，而决然地发动抗日的民族战争了。”“苏维埃政府对于西南这次出兵抗日的行动，表示热烈欢迎。苏维埃中央政府郑重声明，愿意与西南以及一切愿意抗日的武装部队立即进行紧急谈判，来共同商讨抗日作战大计，成立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正式进行对日作战。”〖《红色中华》1936年6月13日。〗
但是，蒋介石一面派军队准备讨伐，一面派人入粤收买陈济棠的部下，终于以武力威胁和分化利诱手段将其瓦解。
日本在华北的扩张，严重危及英、美帝国主义在华北地区的经济利益，加深了日本与英、美之间的矛盾。
1936年之后，日本不仅在青岛投资远远超过英、美，而且在英、美势力比较集中的天津，其投资额也超过了英、美。因此，日本与英、美之间因争夺华北地区的经济利益而发生的利害冲突，使英、美对日态度逐渐有所改变。
在国民党内，长期存在着以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陈立夫四大家族为代表的英、美派和以汪精卫为代表的亲日派。英、美与日本之间的矛盾日益激化，也就影响国民党政府的对日政策，促使英、美派及亲日派之间的对立分化。
1935年6月，国民党政府颁布“邦交敦睦令”，遭到全国人民反对。国民党内的英、美派分子利用人民群众对媚日外交的愤怒情绪，提出了异议，并乘机组织反对亲日派的活动，迫使汪精卫提出辞职。由于蒋介石的“慰留”，汪虽又复职，但两派之间的斗争仍在继续发展。
1935年11月间，亲日派头子汪精卫被刺伤。同年12月，蒋介石取代汪精卫出任行政院长，各部部长也换上了英、美派的人选，亲日派在国民党政府中的地位大大下降。英、美派的势力和影响在扩大。这一切推动国民党政府不得不开始改变其对日政策。正如毛泽东同志所分析，“中日矛盾变动了国内的阶级关系，使资产阶级甚至军阀都遇到了存亡的问题，在他们及其政党内部逐渐地发生了改变政治态度的过程。”
二、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
在日本帝国主义加紧对华北实行军事扩张和经济侵略，民族资产阶级抗日倾向不断增长，国民党内各派系在对日问题上进一步分化的情况下，中国国民党第五次代表大会，于1935年11月12日至23日在南京举行。到会中委103人，代表405人。阎锡山、冯玉样经蒋介石邀请与会；两广的陈济棠、李宗仁等，经考试院长戴传贤前往商请派代表参加。
会上，由孙科、张继分别代表中央执、监委员会作会务报告，蒋介石先后作政治、外交报告，何应钦作军事报告。蒋介石在关于对外关系的讲演中称：“苟国际演变不斩绝我国生存民族复兴之路，一切枝节问题当为最大之忍耐”，“和平未到完全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亦决不轻言牺牲”。〖《革命文献》第76辑，第250～251页。〗
这表明，国民党当局对于中日妥协仍抱有一定幻想，没有完全放弃这方面的努力。但蒋介石又声称，“和平有和平之限度，牺牲有牺牲之决心”；著到了和平绝望的时期与牺牲的最后关头，则“当听命党国，下最后之决心”，并将“抱定最后牺牲之决心，而为和平最大之努力，期达奠定国家复兴民族之目的”。〖《革命文献》第76辑，第250～251页。〗
这些又反映了国民党同日本帝国主义矛盾的加深以及对日政策的一些变化。
大会接受了蒋介石提出的外交方针，并“授权政府，在不违背方针之下，政府应有进退伸缩之全权，以应此非常时期外交之需要”。〖《革命文献》第76辑，第250～251页。〗
五全大会对中国共产党和红军，仍坚持了敌视态度，宣称坚持“铲绝残余之赤匪”的反共方针。
国民党五全大会后，南京国民政府的人事有了较大的变动。12月12日，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通过改组行政院。改组后行政院所属各部、会、署的主要官员为：内政部长蒋作宾，外交部长张群，财政部长孔祥熙，军政部长何应钦。任命阎锡山、冯玉祥为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程潜为总参谋长。
国民党五全大会后，中日之间长期进行的外交谈判，也发生了新的动向。
日本政府从1935年11月开始，向中国方面提出了“广田三原则”，即：
（一）中国取缔一切抗日运动；
（二）树立中日“满”经济合作；
（三）中日“满”共同防共。
1936年1月，“广田三原则”被作为“帝国政府经过慎重审议”，“确定的对华方针”，在日本议会上提出。对此，国民党政府外交部长张群，先后同日驻中国大使有吉明、有田八郎和川越茂进行了长达一年之久的谈判。
由于中方态度渐趋强硬，遂使谈判僵持而无结果。
1936年7月召开的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对五全大会确定的外交方针，又作了进一步的解释，蒋介石在讲话中表示，“假如有人强迫我们承认伪国等损害领土主权”的协定的时候，“就是我们最后牺牲的时候”。会议宣言中，也明确指出：“遇到领土主权被侵害之事实发生，如用尽政治方法无效，危及国家民族之根本主存时，则必出以最后牺牲之决心，绝无丝毫犹豫之余地”。〖《革命文献》第69辑，台北1976年版，第300页。〗
国民党五全大会的召开及其后的一系列外交活动和人事变动表明：国民党对日妥协的外交政策，已开始发生某些变化；在国民党内部，蒋介石和汪精卫的矛盾进一步发展，以蒋介石为代表的亲英、美势力得到了加强。
第二编 救亡高嘲（～）
第七章 救亡运动高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
第五节 西安事变
一、张学良、杨虎城实行兵谏逼蒋抗日
1936年夏，日本的侵略更加疯狂，中国的抗日救亡怒潮席卷各地。但是，蒋介石不顾华北和全国危亡的局势，仍竭尽全力贯彻其“安内”的反动政策。他花了4个多月处理了两广事件之后，便席不暇暖地于10月22日飞到西安，着手“围剿”红军。
蒋介石调集嫡系精锐部队260个团约30余万大军，以蒋鼎文为西北“剿总”前敌总司令，卫立煌为陕甘绥宁边区总指挥，由军政部次长陈诚驻前方督剿，并扩大西安、兰州机场，增设能容100架轰炸机的地勤设备，准备对中央红军进行第6次“围剿”。在蒋介石看来，以30万国民党军对付3万红军，不要3个月，便可大功告成。至于张学良和杨虎城部，虽说有密谋联合红军发动全国抗战的迹象，也曾发生过张学良派兵围抄国民党陕西省党部的事件，但是，只要自己坐镇西安，逼着张、杨执行“剿共”计划，谅他们是不敢不服从“委座”的。
10月27日，蒋介石以领袖身份到王曲军官训练团去训话，以解决“士气”问题。他在训词中强调：“我们革命军人还要分清敌人的远近，事情的缓急。我们最近的敌人是共产党，为害也最急；日本离我们很远，为害尚缓。如果远近不分，缓急不辨，不积极剿共而轻言抗日，便是是非不明，前后倒置，便不是革命，……是要予以制裁的。”〖申伯纯，《西安事变纪实》，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98页。〗？
蒋介石的训话，不仅未达到他的本愿，反而引起大部分军官的不满。
为给西北大举“剿共”作准备，蒋介石于王曲训话后，又到洛阳、太原、济南等地进行了一系列的部署。同时，蒋介石又命令傅作义军迅速使绥东战争结束，“以免共产党借题发挥，影响中央剿共决策”，〖樊真：《抗日战争中的傅作义》，山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72页。〗 扑灭了绥东抗日烈火。
张学良对蒋介石阻止人民抗日救亡的做法十分愤慨，他曾趁在洛阳向蒋祝寿之机，单独会见蒋，要求释放爱国七君子，领导抗日救亡。蒋大发雷霆，蛮横他说：“我就是革命，我就是政府，只有我可以代表整个国家、整个民族，反对我，就是反对政府，就是j党暴徒。”〖应德田：《张学良与西安事变》，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85页。〗
尽管如此，张还是耐心设法争取蒋抗日。11月27日，张致电蒋介石请缨授绥，力陈“绕室徬徨，至深焦悚！每念家仇国难丛集一身，早想拼此一腔热血，洒向疆场，为个人赎一份之前愆，为国家尽一份之天职”，希望“调派东北军全部或一部，克日北上助战”，“一鼓而挫敌气”。〖张学良：《请缨抗敌书》，西安《解放日报》1936年12月15日。〗 这一肝胆照人的请求，同样遭到拒绝。
12月4日，蒋介石在洛阳等地完成了“剿共”的部署后再度飞往西安，以临渲华清池作为“剿共”的临时行辕。蒋介石在临潼分别召见东北军和西北军的师以上将领谈话，要他们听从命令，彻底“剿共”。蒋介石宣称：“剿共已达最后五分钟成功的阶段”，〖〔日〕古层奎二：《蒋总统秘录》第10册，台北中央日报译印，1977年版，第151页。〗 并威胁说，如果反对“剿共”的命令，就要严加处置。然后向张、杨摊牌，提出两个方案逼迫张、杨抉择。
第一个方案是：服从“剿共”命令，将东北军和17路军全部开到陕甘前线，进攻陕北苏区，对红军作战，“中央军”在后面接应督战；
第二个方案是：如不愿“剿共”，就由“中央军”去“剿共”，把东北军调福建，17路军调安徽，让出陕甘，让“中央军”“剿共”。
显然，这两个方案都是张、杨无法接受的。
第一，内战不能再打，这是张、杨和全体东北军和17路军将领下了决心的。
第二，调离陕甘，即等于拆散东北军、17路军和红军三位一体的联合，无异于自取灭亡。而且，他们已和红军达成了共同抗日的协议，广大官兵也不会与红军作战。
蒋介石这两个方案把张、杨逼上了梁山。正如周恩来指出：“蒋介石对张学良将军曾经说过这样的话：‘你的责任就是剿共，不许到绥远抗战。若要不然，就把你换掉。’以后召集西安会议……准备以蒋鼎文代替张学良的。这样就逼出来一个西安事变。”〖《周恩来选集》上卷，第192～193页。〗
为了争取最后一线希望，张学良仍按照他们商定的对策行事。张、杨的对策是：
（一）除抗日作战外，两军驻地决不分开；
（二）下决心说服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善说”无效，再“逼蒋抗日”。
12月7日，张抱着破釜沉舟的决心再次向蒋哭谏，希望以至诚来感动和谏服蒋介石停“剿”抗日。张学良痛切陈述共产党的政策是从民族抗日利益出发，红军问题可用政治方法解决；当前形势只有对外，才能安内，一旦抗日，即能统一。他还说明现在部队抗日情绪高涨，不可压制，并表示他对蒋一片忠心，所以才敢在是非、全局问题上誓死力争。蒋介石又听到张的抗日议论，并涉及部队情绪，勃然大怒，骂张是年轻无知，受了共产党的迷惑。两人争论长达3小时。
最后，蒋介石拍桌喊道：“你现在就是拿枪把我打死，我的剿共政策也不能变！”〖申伯纯：《西安事变纪实》，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05页。〗
张学良的“善说”一再遭蒋的训斥。当晚，张、杨苦思一番，决心置生死毁誉于度外，不顾一切实行“兵谏”，走“逼蒋抗日”的最后一途。当即进行如下部署：东北军负责捉蒋，西北军负责拘禁西安城内蒋系军政要员，解除蒋系部队武装，封锁机场，扣留飞机。
12月9日，西安1万余名学生，为纪念“一二·九”运动一周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冒着严寒举行示威游行。警察竟开枪射击，打伤学生。被激怒的学生整队前往华清池，向蒋介石请愿停“剿”抗日。游行队伍高呼“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等口号。蒋介石命张学良前往制止，并说：“对于那些青年，除了用枪打是没有办法的。”〖《张学良在市民大会讲演词》，《西安事变资料选辑》，第123页。〗
张驱车赶至坝桥，学生痛哭流涕向他请愿。张学良被学生慷慨激昂的陈词所感动，增强了他逼蒋抗日的勇气，他激动他说：“你们请愿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很好！……我和你们的心是一样的，几天以后，我张学良一定用事实告诉你们。我说的话一定算数，我可以拿我的头作保证！”〖张化东著：《华清池捉蒋回忆》，《西安事变资料》第2辑，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77页。〗
同日晚，张学良向蒋介石反映学生们的要求，并再次陈述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蒋根本不予考虑，就怒斥张学良：“你到底是代表学生还是代表我？你是站在学生的立场还是站在国家大员的立场？”。〖《西安事变简史》，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第38页。〗
12月12日，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爆发了。临晨5时，按照张、杨事先商定的部署，东北军骑兵师师长白凤翔、张学良卫兵营营长孙铭九等，率领部队到临潼捉拿了闻讯潜逃到山腰草丛中躲藏的蒋介石。同时，在西安城内由赵寿山、孔从周等指挥17路军警备2旅和炮兵团、教导团等，解除了中央宪兵第2团、省公安局和西安城内“中央军”各部队的武装，控制了机场、车站、邮局等要点，在西京招待所里逮捕了蒋介石系的军政要员陈诚、朱绍良、卫立煌、蒋鼎文等10多人。
12月13日，张、杨及东北军和西北军高级将领联名通电全国，指出捉蒋的动机在于东北沦亡，国难当头，理应“发动全国之整个抗战”，但蒋介石“弃绝民众，误国咎深”，“因对介公为最后之净谏，保其安全，促其反省”。并提出了8项政治主张：
“（1）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共同负责救国。
（2）停止一切内战。
（3）立即释放上海被捕之爱国领袖。
（4）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
（5）开放民众爱国运动。
（6）保障人民集会结杜一切政治自由。
（7）确实遵行总理遗嘱。
（8）立即召开救国会议。”〖《西安事变档案史料选编》，档案出版社，1938年版，第3、4页。〗
12月14日，张学良、杨虎城宣布撤销“西北剿匪总司令部”，成立“抗日联军临时西北军事委员会”，张、杨分任委员会正、副主任。实行了如下军政措施：组织抗日援绥军，集结待命；调动军队，准备迎击南京政府的“讨伐”；成立以高崇民为首的“设计委员会”，研讨重大政治问题；改组陕西省政府，任杜斌丞为省府秘书长；解散国民党陕西省党部，成立以王炳南为主任的“民众运动指导委员会”；释放西安政治犯；接收《西京日报》，改名《解放日报》，积极宣传抗日。
西安事变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它的发动是由多种因素促成的。
第一，西安事变的发动是中国共产党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成果，是中国共产党联合张、杨逼蒋抗日方针的产物。
第二，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步步逼进，民族危亡的加深，使得张学良同蒋介石内战政策的矛盾尖锐化。在劝蒋抗日失败的情况下，张、杨人民族利益和自身利益出发，迫不得已以极特殊的兵谏形式逼迫蒋介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