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股金1018490元。
合作事业的发展，活跃了抗日根据地的经济。
（四）创办银行，巩固敌后抗战金融
敌后抗日根据地在创建初期，货币市场十分混乱，除国民政府发行的法币外，原来的各省和地方也发行各种钞票，此外还有日本侵略者和傀儡政权发行的“军用票”、“蒙疆券”等。日伪军利用伪钞强行收购和掠夺物资，搅乱金融，破坏经济。
1940年国民政府停发八路军的军饱，人民抗日武装生活难以维持。为了支援抗战，自力更生地发展根据地经济，稳定根据地的金融，打击敌人的经济掠夺，并解决抗战财政供给的困难，各根据地在建立和发展过程中，都相继建立了自己的银行，并发行了货币（在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一般称“边币”，在华中敌后抗日根据地统称“抗币”），统一根据地的金融事业。
在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先后成立的银行有晋察冀边区银行、上党银号、冀南银行、晋西北农民银行、北海银行、鲁西银行等。
在华中抗日根据地，从1940年起，先后成立了淮海地方银行、盐阜银行、江淮银行、淮北地方银号、淮南银行、大江银行、豫鄂边区建设银行、江南银行和浙东银行等。
边币和抗币发行之初，受到伪钞和土杂钞的包围。为了开辟自己的货币阵地，占领市场，各根据地采取了“发行和巩固本币，保护法币，打击伪钞，肃清土杂钞”的货币政策，并于1940年前后，澄清了金融市场，初步建立了本币市场。
根据地银行对根据地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各地银行成立时的业务纲要均强调了本身业务是发展经济，为扶助经济而办理贷款和投资业务。各地银行都尽其所能，发放了相当数量的生产和商业贷款，帮助群众解决了生产和生活中的部分困难。
这对提高群众的生产积极性，打击农村高利贷活动，促使本币与生产结合，稳定金融市场，增加生产，促进贸易以及巩固根据地政权等方面，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五）加强财政建设
加强财政建设，以保障抗日军队和民主政府的物质供给，支持长期抗战，是根据地建设的基本任务。
抗日根据地的财政建设，一开始就是在中共中央财政经济工作的方针政策指引下进行的。中共中央《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中，就明确提出：“财政政策以有钱出钱和没收汉j财产作抗日经费为原则”。〖《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356页。〗
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根据地政府结合实际情况，制定了财政工作的方针和任务，主要是：
从一切为了抗战出发，立足于自力更生，整顿财政，开源节流，发展生产，保障抗日部队供给，改善民生，逐步达到收支平衡。为此，根据地政府采取了以下措施：
1、废除摊派制度，实行合理负担
抗日根据地政府建立后，普遍宣布废除不合理的摊派制度，对原定的捐税，除保留较合理的部分外，其余苛捐杂税一律取消。实行以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为原则的合理负担。在开始实施合理负担办法时，是由各县动委会出面，根据抗日部队的军需任务，用政治动员的方式向“有钱者”筹粮筹款。这种“县合理负担”对初期解决抗日部队的军需供给，发挥了很大作用。但这不是通盘的财政措施，负担面往往集中在少数“有钱者”身上，不可能保证长期抗战军政费用开支的需要。合理负担从抗日民主政权建立时开始步入正轨。
1938年3月，晋察冀边区政府公布了《村合理负担实施办法》，规定以村为基础，每年实行合理负担两次。各种负担（后来包括公粮征收）皆按村户“分数”（根据其财产、收入和消费的情况制定）而计算。这种负担办法比过去的办法更趋于合理，负担面由少数人扩大到50％左右。农村中大多数贫农、雇农负担较轻或免于负担，改善了他们的生活，激发了他们生产和支援抗战的积极性。同时也减轻了根据地小商人和自由职业者的负担，促使了根据地小商业的活跃。
晋察冀边区的村合理负担起到了示范作用，各敌后抗日根据地据此都先后制定了适合本地区的合理负担的办法。抗日战争中，由于各根据地认真贯彻了合理负担政策，使抗日经费来源保持了稳定并能逐年增加。合理负担调动了根据地各阶层人民的抗日和生产积极性，巩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
2、建立健全财政制度，全面实行统筹统支。
随着根据地政治、军事和经济斗争形势的发展，财政收支日益浩繁。为了坚持长期抗战，保证军政民的最低需要，根据地政府陆续建立和进一步完善了财政顶决算，审计、会计、金库等财政制度：实行统筹统支，量入为出，一切部队、团体均不准向群众征粮收税，一切税收，均归政府，文金库保存；严格执行预、决算制度，所有军政费用概由政府筹划供给；坚决反对贪污浪费等等。总之，根据地的财政，立足于自力更生，精打细算，保证了抗日部队的需要和政府各项开支，有力地支援了敌后的抗战。
各敌后抗日根据地的经济建设大大加强了中国的抗战力量，为夺取抗战胜利提供了重要物质保证。
三、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文化教育建设
中国共产党在领导各敌后抗日根据地大力进行政治、经济建设的同时，极其重视根据地的文化教育建设。各敌后抗日根据地在中共中央的统一领导下，认真贯彻执行党的文化教育方针政策，在艰苦激烈的战争环境里，积极发展文化教育事业，并取得了巨大成就。
（一）干部教育
为了坚持敌后抗战，迫切需要培养成千上万的抗日干部，去组织和武装群众，开展敌后抗日游击战争，创造与巩固敌后抗日根据地。各敌后抗日根据地遵照中共中央关于“干部教育第一”的方针，首先大力发展干部教育。
干部教育的一条重要途径，是通过开办高、中等学校及各类干部训练班，造就和培养各级各类干部。
在华北各敌后抗日根据地，随着抗日武装迅速壮大，根据地不断扩大，各系统的干部学校和干部训练班，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和发展起来。1938年至1940年3月间，华北各抗日根据地的干部学校，除抗大总校和华北联合大学外，军事学校系统有抗大第一、第二、第六分校，晋察冀军区军事学校，晋察冀边区军政干部学校，冀南军政干部学校，八路军晋南干部学校，晋西北军政干部学校，山东鲁南军政干部学校和胶东抗日军政干部学校等，八路军各部队还办有随营学校或教导队。党校系统除中共北方局党校外，中共晋察冀分局和中共山东分局都办起了党校。各中共区党委，如晋察冀、晋西北、冀南、晋东南（1939年12月分为太北、太南、太岳三个区党委）、鲁南、鲁西、胶东等区党委，先后办起了党校。各中共地委一般都办起了党员干部训练班。此外，抗日民主政府和群众团体也举办了各种干部和专业学校以及干部训练班，如晋察冀边区抗战建国学院、白求恩卫生学校、晋察冀边区群众干部学校、冀中抗战学院、冀中民运干部学校、冀南抗战学院、晋东南民族革命干部学校、晋东南抗战学院、晋东南群众干部学校、山东省财政经济学校、筑先抗战学校等。各干部学校和训练班培训出大量干部，他们绝大多数人经过抗战烽火的锻炼和考验，成为坚持华北敌后抗战和建设根据地的骨干力量。
同时，各地区的中等学校在抗战前期亦以干部教育为主，培养了一批青年军、政、民干部。
在中共中央的领导下，推广了延安在职干部教育的经验，从1940年开始，华北各抗日根据地普遍开始进行在职干部的教育，提高了广大干部的思想觉悟和军政素质。
新四军挺进华中敌后，开辟敌后抗日根据地后，为满足部队和根据地发展和建设的需要，开办了各种干部学校。军队系统有新四军教导队（教导总队），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军政干部学校、苏北指挥部干部学校、皖东干部学校、鄂豫挺进纵队随营学校等。上述学校后分别改建、合建为抗大第四、第五分校等。新四军各支队都办有教导队或随营学校。中共各地委和县委大多办有党校或党员干部训练班，各地区也办有各种干部训练班。
各敌后抗日根据地通过开办各类干部学校和干部训练班，在不长的时间内培养出大批军事、政治和其他各类专业干部，保证了部队和根据地建设的需要。
（二）群众教育
敌后抗日根据地大多处于几省交界的山区或农村，文化教育也极不发达。为提高人民群众的文化水平，加强民族意识，动员群众积极参加抗日，各根据地都把扫除群众中、特别是青壮年中的文盲作为教育工作中的一项重要任务，而开办冬学、民校对广大群众进行政治和文化教育，则成为完成上述任务所采用的主要形式。晋察冀边区，1938年就认真开展了冬学运动。《抗敌报》发表专文论述开展冬学运动的意义及重要性，提出开办冬学的10条具体办法。该年，在阜平就办起冬学190多处，入学人数达7600余人，广大群众积极参加了冬学识字活动。
1939年的冬学是在日军大规模的“扫荡”中进行的，冬学与抗战的政治任务相结合，形成了热烈的群众学习运动。据统计，这一年全边区冬学增至5379处，比1938年增加了1倍，参加入数由1938年的18万人增加到39万余人。各地在冬学运动的基础上建立了午后半日学校、夜校、救亡室等，开展经常性的文化教育。晋冀豫、冀鲁豫边区，抗战前文盲约占人口总数的95～97％，经过几年的冬学运动，文盲人数逐年减少。到1940年，已办起冬学1801处，有73824人入学，占文盲总数的％。晋绥边区的冬学运动，从1940年开始有了较大的发展。山东根据地从1939年开始利用冬学进行群众教育。
1940年，仅泰山区7个县就有14万人参加了冬学，其中有2万人识字300个以上。华中各敌后抗日根据地对成年群众（主要是农民〕教育的主要形式是一年一度的冬学。办学方针是“明理第一，识字第二”。华中——各根据地对办学都很重视。据统计，苏南常州、苏州两县1940年曾动员组织80％左右的农村青壮年参加了冬学。
对儿童进行小学义务教育是群众教育的另一个重要方面。各根据地创建初期，主要进行小学的恢复和小学教育的改革和提高，使小学教育普遍发展，并且出现全新的面貌。晋察冀边区，1938年初，边区政府认真进行小学的恢复和发展工作。规定原有的小学一律恢复，校址被占用的一律迁出，被焚毁的另找民房或寺庙暂用，同时规定小学生一律免费。边区自编了国语课本、国难讲话等新的教材。到1939年，小学增到7000余所，小学生增至40余万人。晋冀豫边区，至1940年7月，全区32县有小学3770所，其中以晋东、太南及太岳最为发达，有些地区已超过战前水平，有近1/3的县恢复到战前水平的81～93％。晋绥边区，1940年起颁布教育政策，编印新教材，优待小学教师，使小学很快得到恢复和发展。当年9月底据19个县的统计，有完小26所，初小1393所，学生61938人。山东根据地，1940年召开省文化教育宣传座谈会、战地国民教育座谈会，提出了加强小学教育的建议，此后山东小学教育开始得到恢复和发展。华中在全国抗战前小学教育比较发达，但屡遭日伪“扫荡”摧残，学校和学生数均显著减少，但各抗日根据地对小学教育十分重视，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不仅恢复而且发展了小学教育。如苏北盐城的小学很快就由200所增至700所。
总之，各敌后抗日根据地通过群众教育，使各根据地的成年人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文盲状态，提高了抗战的觉悟和生产建设的能力，使学龄儿童也能受到应有的政治、文化教育。这些都成为夺取抗战胜利必不可少的条件。
（三）新闻出版
在文化教育建设中，报刊书籍的出版发行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敌后抗日根据地各部队、党政机关和人民团体积极创办了油印、石印和铅印的各类报纸、杂志，印刷出版了多种书籍。通过这些印刷品将国内外战况、党的方针政策及时进行了传播。
据统计，在华北各敌后抗日根据地出版的大小报纸共计150种以上，杂志140种以上。其中较有影响的报刊和杂志主要有：晋察冀边区出版的《抗战报》、《边政导报》、《冀中导报》、《挺进报》、《救国报》等报纸和《战线》、《新长城》月刊、《边区建设》、《边区教育》等各类杂志；晋冀豫、冀鲁豫边区出版的《新华日报》（华北版）、《黄河日报》、《人民报》、《冀南日报》、《鲁西日报》、《中国人民报》、《战友报》等报纸和《抗战生活》、《华北妇女》、《前线》、《战场》等各类杂志；晋绥根据地出版的《抗战日报》、《晋绥大众报》、《战斗报》等报纸和《人民时代》、《中国青年》（晋西版）、《青联》等各类杂志；山东根据地出版的《大众日报》、《胶东大众报》、《群众报》等报纸和《大众》、《战地妇女》、《山东群众》等各类杂志。
在华中各抗日根据地，新四军政治部出版了《抗敌报》、《战士园地》等，新四军各支队还有油印小报30多种。
除报刊杂志外，各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图书出版发行都有一定的规模。这一时期，出版发行了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等许多论著以及大量的抗战读物和文化书籍。
各敌后抗日根据地出版发行的各类报刊、杂志，内容丰富，文字简洁，时效性强，具有鲜明的战斗性。在被敌人分割包围的艰苦环境中，为坚定军民抗战胜利的信心，激励和鼓舞抗战士气，揭露敌人的残暴罪行和分化瓦解日伪军，发挥了重大的作用。
（四）抗战文艺
各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抗战文艺也十分活跃。自1938年起，各根据地先后成立了“文救”、“文协”分会及“文联”等组织，创办了许多刊物。这些组织的主要任务是：动员一切文化力量，推动人民参加抗战和建立中华民族的新文艺，广大文艺工作者面向工农兵群众，在极其艰苦的战斗环境中，克服重重困难，创作出大批反映战争现实，讴歌根据地建设、揭露敌人罪行的诗歌、戏剧、报告文学和小说。抗战文艺对激励军民的抗日斗争，揭露和瓦解敌人，以及传播新思想新文化都有不可磨灭的功绩。
中国共产党领导各敌后抗日根据地进行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各方面的建设，造成了抗日游击战争和敌后抗日根据地得以长期坚持井巩固发展的基础。
第三编 举国奋战（—）
第十九章 中国抗战的政治、经济文化建设和改革
第二节 国民政府对政治、经济、文化的改革
卢沟桥事变爆发后，中华大地出现了举国抗战的形势。如何顺应民意，变革各项制度与政策以适应抗战需要，便提到了国策位置上。在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的推动之下，国民政府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实行了一些有利于抗战的政策和改革措施，一度表现出进步的倾向。
一、国民参政会的设置
早在“九·一八”事变后，全国各界对蒋介石政府的不抵抗政策和独裁统治就表示强烈不满，要求“还政于民”，“实行宪政”。国民党曾被迫作出决议，召集国民参政会。实际上这仅仅是一个许诺，并未付诸实施。直至全国抗战爆发，国共两党实现第二次合作，全国政治才出现新的转机。坚持抗日的各党派、各阶级目睹国势艰厄，痛感国民党一党独裁统治误国害民，强烈要求开放政治，实行民主，集中全民的智慧和力量，共同抗日。中国共产党一贯认为：“政治制度的民主改革和人民的自由权利，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纲领上的重要部分，同时也是建立真正的坚实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必要条件。”〖《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257页。〗
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爱国人士也纷纷呼吁国民政府设立民意机关，使人民有参政议政的机会。
在此形势下，国民政府于1937年8月成立了战时国防军事最高决策机构——国防最高会议，并设国防参议会，邀请包括中国共产党在内的各抗日党派代表人物、社会名流为参议员。这个参议会没有任何职权规定，对任何议案均无决定权。与会的参议员只能坐而论道，解决不了任何实质性问题。但是，国防参议会容纳国内各抗日党派领导人参政议事，毕竟是抗战开始后民主政治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开国民党执政以来邀集各党共商国是之先声。
国防参议会即成为后来“国民参政会的胚胎”。
1938年3月29日，国民党在武汉召开临时全国代表大会。3月31日，大会通过了“组织非常时期国民参政会以统一国民意志增加抗战力量案”。4月1日，大会《宣言》指出：“为适应战时之需要计，应就各机关组织加以调整，使之趋于简单化，有力化，并应设立国民参政机关，俾集中全国贤智之上以参与大计。”〖《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版，第469页。〗
4月7日，国民党五届四中全会通过《国民参政会组织条例》，12日由国民政府公布实施。该条例凡15条，规定国民参政会是“国民政府在抗战期间，为集思广益，团结全国力量”而“特设”的机构。置参政员总额150名（后增至200名），在年满30岁，具有中华民国国籍之男子或女子中，选任曾在各省市公私机关或团体服务3年以上，著有信望之人员88名；选任曾在蒙古、西藏地方公私机关或团体服务著有信望，或熟谙各该地方政治社会情形信望久著之人员6名；选任曾在海外侨民居住地工作3年以上著有信望，或熟谙侨民生活情形信望久著之人员6名；选任曾在各重要文化团体或经济团体服务3年以上著有信望，或努力国事信望久著之人员50名（后增为100名）。
国民参政员的入选，是由国民党各省市政府和党部联席会议、蒙藏委员会、侨务委员会、国防最高会议提出候选人，由国防最高会议汇送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提付国民参政会资格审议会（由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指定人选）审议，最后由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决定的。规定“现任官吏不得为国民参政会参政员”，但参政会的正副议长直接由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选任。《条例》规定，“在抗战期间，政府对内对外之施政方针，于实施前，应提交国民参政会决议”，“国民参政会得提出建议案于政府”，“国民参政会有听取政府施政报告暨向政府提出询问案之权”。《条例》还规定，参政员任期为一年，必要时可延长一年。参政会每3个月开会一次，会期为10天，心要时，召开临时会议或延长其会期。休会期间，设置国民参政会驻会委员会，以听取政府各种报告及决议案之实施经过。〖延安时事问题研究会编：《抗战中的中国政治》，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新1版，弟113～115页。〗
6月17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81次常务会议决议，选任汪兆铭为国民参政会议长，张伯苓为副议长，21日国民政府予以公布。另公布国民参政员名单，共200名。其中国民党员89人，占％；共产党员7人，占％；青年党7人，占％；国社党6人，占3％；社会民主党1人，占％；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1名，占％；无党派89人，占％。共产党及中间党派的名额被列入“文化团体”、“经济团体”之中。共产党参政员有毛泽东、陈绍禹、秦邦宪、林祖涵、吴玉章、董必武、邓颖超。
中间党派及其他知名人士有沈钧儒、陶行知、王造时、史良、张申府、黄炎培、江恒源、梁漱溟、曾琦、左舜生、李璜、张君劢、罗隆基、章伯钧、罗文干、陶孟和、张奚若、莫德惠、杜重远、王卓然、许德珩、张澜、陈嘉庚、邹韬奋、谭平山等。
从国民参政会的组织和参政员的产生，可以看出：
第一，国民党不允许共产党和其他党派参政员以党派代表的资格参政，而只能以地区和经济、文化团体代表的名义出现。毛泽东曾指出：“我们参加国民参政会，按照参政会条例的规定，是以‘文化团体’的资格。我们说，我们不是‘文化团体’，我们有军队，是‘武化团体’。”〖《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1128页。〗
第二，国民党和追随国民党的无党派人士占绝对压倒的优势地位，国民党参政员比其他党派参政员的总和还多几倍。
共产党和中间党派及其他进步民主人士所占比例甚少。周恩来称国民参政会是一个“作客的机关”。〖《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98页。〗
第三，国民参政员不是由民选而来，而是由国民政府选请而来，因此离民众期望的民意机关，还相去甚远。
第四，国民参政会没有决策权力，参政员虽有“听取权”、“询问权”和“建议权”（后来加了“调查权”、“审议权”），但国民参政会的决议案都必须由国防最高会议通过方能有效，实际上还是由国民党最高当局裁决。正如著名民主人士邹韬奋所说，“国民参政会只是一个代表民意发言的机关，执行之权却在政府”。〖邹韬奋：《我对于参政会的希望》（），原载《全民抗战》1938年第1号。〗
因此，国民参政会实际上是受国民党控制的最高咨询机关。
尽管如此、国民参政会的设立，为各党派各界人士提供了一个公开发表政见、反映民意的场所，对于团结各族人民，促进抗日民主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还是有利的，因而得到了全国人民的拥护。在国民参政会首届大会召开前夕，毛泽东等7名中共参政员发表题为《我们对于国民参政会的意见》的声明，指出：“国民参政会之召开，显然表示青我国政治生活向着民主制度的一个进步，显然表示着我国各党派、各民族、各阶层、各地域的团结统一的一个进展。
虽然在其产生的方法上，在其职权的规定上，国民参政会还不是尽如人意的全权的人民代表机关；但是，并不因此而失掉国民参会在今天的作用与意义——进一步团结全国各种力量为抗战救国而努力的作用，企图使全国政治生活走向真正民主化的初步开端的意义。所以，我们——共产党人除继续地努力于促进普选的、全权的人民代表机关在将来能以建立外，将以最积极、最热忱、最诚挚的态度去参加国民参政会的工作。”〖汉口《新华日报》，1938年7月5日。〗
各民主党派及无党派爱国人士纷纷发表谈话，对国民参政会表示了热烈的欢迎，寄予了很高的期望。
1938年7月6日，国民参政会第一届第一次会议在武汉召开。中共参政员陈绍禹、秦邦宪、林祖涵、吴玉章、董必武、邓颖超出席了会议。毛泽东未参加会议，他在致大会的电文中说：“寇深祸亟，神州有陆沉之忧；民众发舒，大难有转旋之望。转旋之术多端，窃谓以三言为最切：一曰、坚持抗战；二曰、坚持统一战线；三曰、坚持持久战。诚能循是猛进，勿馁勿辍，则胜利属我，决然无疑。”〖汉口《新华日报》，1938年7月7日。〗
出席这次参政会的参政员共160多人。国民党及其政府官员，英、美、瑞典、法、意、比等国使节，以及中外记者等1000余人到会。一些国际援华组织、华侨团体纷纷致电祝贺。会议由议长汪兆铭致开幕词。大会宣读了国民政府主席林森自重庆发来的贺电及书面训词。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中正戎装佩剑，登台致词。他说：“此次国民参政会，成立最重大的意义和唯一的目的，就是要集中全民族的力量，对侵略的势力，作殊死的斗争，以求得抗战的胜利和建国的成功。”他表示“要建立一个永久的、真正民主政治的基础”。
会议先后听取了国民政府各部部长的报告。许多参政员听了报告后，慷慨陈词，提出询问。在行政院长兼财政部长孔祥熙作了施政报告后，参政员许德珩“情绪激昂，离开座席，直趋主席台前，手指台上，痛斥豪门贵族，贪官污吏，寡廉鲜耻，误国害民，与会参政员无不为之振奋。”〖《武汉文史资料》，第16辑。〗
这次大会收到的提案共130余件，经过讨论、审查、修正，通过了100余个议决案。由中共参政员陈绍禹领衔提出《拥护国民政府实施抗战建国纲领案》，号召全国军民积极帮助政府，为全部实现抗战建国纲领而努力奋斗。
这一提案充分显示了中国共产党对国共合作团结抗战的诚意，得到全体参政员的拥护，共有68人联署，成为这次大会代表性最广的提案。与此类似的还有郑震字和王家祯的提案。大会将三案合并讨论。中共代表陈绍禹、青年党代表曾琦、蒙古、新疆等代表相继发言，热烈拥护政府抗战建国的政策，全场爱国情绪力近年集会中所罕见，最后，全体起立一致通过《拥护（抗战建国纲领）决议案》，场内掌声雷动，历数分钟不止，此为国民参政会最有意义最有重要性的表示。参政员胡景伊等21人提出的拥护政府长期抗战国策案，也获全体参政员一致起立通过。
此外，中共参政员董必武、陈绍禹、秦邦宪、吴玉章分别提出的保卫武汉、军队建设、改善县区政治机构的提案，参政员邹韬奋、禇辅成、王造时、许德珩、梁漱溟等人提出的动员民众、实行地方自治、设立地方民意机关、救济灾民、乡村工作等提案，亦获通过。
会议期间，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民主派、各抗日党派及爱国民主人士，同汪精卫投降派进行了斗争。会议之前，汪氏即同日本帝国主义者私通款曲，密议“和平”条件；会上，又大造“和平”舆论。汪派参政员李圣五、陶希圣提出《对德意外交采取分化方略案》，要求改善与德意关系。其目的显然是为了请德意出面调停，与日本和谈妥协。这一提案遭到中共参政员的极力反对。由于此时汪氏投降派面目尚不能为许多参政员所识破，而使此案以《对德意外交应积极注意》为题予以通过。
国民参政会一届一次会议于7月15日闭幕。经过各界参政员的共同努力，大会通过了较多符合民意的决议，确立了“抗战到底，争取国家民族之最盾胜利”的国策，宣布了“各党各派各界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
大会《宣言》宣示中外，“中国民族从不敌视日本人民，至今依然。中国抗战之目的，纯为自卫，中国必须恢复其领土主权行政完整，此乃任何国家立国自存之最小限度立场”；“特代表我全体国民庄严宣布：中国民族必以坚强不屈之意志，动员一切物力人力，为自卫，为人道，与此穷凶极恶之侵略者，长期抗战，以达到最后胜利之日为止。”〖《国民参政会纪实》上卷，重庆出版社，1985年版，第182、183页。〗
国民参政会的成立及其一届一次会议的隆重召开，举国上下为之一振。
这次会议表现的团结统一与民主精神，鼓舞了全国人民抗战的胜利信心。但是也必须看到，这次大会所通过的许多有利于推动团结抗战的决议和宣言，只是一些原则条文，要把纸上的东西变为现实，尚须经过长期艰苦的斗争。
第一届国民参政会共召开五次大会。第二次大会于1938年10月28日在重庆召开，时值广州、武汉相继失守，全国抗战和统一战线面临严峻考验。
大会前夕，汪精卫大放“和平烟幕”，制造妥协舆论，并加紧投降活动。一时间，国内形势恶化，人心浮动，有鉴于此，大会开幕之日，毛泽东致电汪精卫，指出，当此全国抗战进入最严重新阶段的时候，最首要的任务就是坚持抗战，坚持持久战，坚持举国上下精减团结之民族统一战线，这是使我民族国家转弱为强之关键，开展胜利局面之枢纽。中共参政员在会上提出《拥护蒋委员长和国民政府，加紧民族团结，坚持持久战，争取最后胜利案》。
该案痛斥汉j亲日派妥协投降的无耻论调，引起广大参政员的强烈反响，参加署名者达67人之多，占出席人数的％，创造了历届参政会提案联署人数的最高纪录。华侨参政员陈嘉庚未能到会，从新加坡发来一份“官吏谈和平者以汉j论罪”的电报提案，矛头直指汪氏之流。汪派参政员极力辩解，广大参政员则痛斥投降派，坚决反对议和。经过斗争，该案被改为“日寇未退出我国土前不得言和案”得以通过。
这次大会闭幕之后一个半月，身为议长的汪精卫就带着几个亲信死党分子公开叛国投敌了。国民参政会议长由蒋介石继任。1939年2月召开的第一届第三次国民参政会，以及尔后的两次大会，通过了一些提案，重申抗战到底的既定国策，声讨汪逆卖国罪行。
在一届三次大会上，蒋介石代表国民政府宣读了《国民精神总动员纲领》，提出“国家至上民族至上”、“军事第一胜利第一”、“意志集中力量集中”的共同目标，以及精神动员的实施计划。许多参政员提出推进民主政治的问题。参政员董必武提出加强民权主义的提案，要求政府应给各党派以法律上的保障。参政员周览、马君武等51人联署提案，要求国家制度进行重要改革，建议“政府行动应法律化”、“政府设施应制度化”、“政府体制应民主比”。这一提案震动了大会，触及了国民党蒋介石的政治统治。
一届三次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