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所说，辛勤培植的后方工业，“宛如昙花一现，瞬息逝去。”〖朱斯煌主编：《民国经济史》，银行学会编印，1948年版，第246页。〗
三、战区部分高校内迁
全国抗战之前，在国民党统治区，国立、私立及外国教会办的各种高等学校共108所，其绝大部分分布在东部沿海、沿江地区，尤其集中在北平、上海、天津、南京等大都市。战争爆发后的一年内，108所高校即有91所遭敌破坏，其中25所因被破坏严重而停办。在高等教育面临危急的情况下，国民政府匆忙下令沿海各高校内迁。教育部指示平、津、沪、京等地的一些重要高校西迁西南与西北建立抗战教育基地。1938年国民政府成立了全国战时教育协会，负责全国各地高校的迁建工作。为了扶持高校内迁和建立战时教育基地，国民政府制定与颁布了一些教育改革政策，采取了一些变通措施。如对内迁学生实施生活救济，以解决生活困难和稳定战时高校的教学秩序；对夫学学生进行登记并分发到战区服务或到各高校借读；对在校生，酌量减免学杂费用，并发放贷款（后实行公费教育制度）。
据统计，自1938年3月至1939年止，教育部津贴各校贷金者达10至14万人。又如高校招生实行变革，以扩大招生面。1938年教育部颁布统一国立与省立高校的招生命令，在大后方与战区、游击区甚至敌后分设招生点，统一招生考试；对因战争而失学的学生，只要持有“同等学历”证明，可以免试入大学，或到其他大学借读；对文化程度尚不够升入大学的考生，由各大学开办“先修班”予以容纳；允许各文法科大学改变战前行政院的限制进行招生。此外，对失业教师进行登记与分配工作，并且增加师范教育，以解决高校师资力量。为适应抗战需要，还下力培养职业建设人才，并鼓励科学研究。国民政府在全国抗战后开始施行的一些进步的教育政策、措施，对于支持和扶植高校内迁和发展战时高等教育，具有积极的意义。
沿海、沿江各战区的高校内迁，是在战争爆发后或战火迫近的情况下进行的，而且随着战争的变化，内迁的高校又一迁再迁，使这场中国教育史上教育中心自东向西的大迁徙运动，持续了8年之久。自1937年到1939年，中国东部战区各高校，除燕京、辅仁等教会学校保持中立未动，上海交大等校迁入租界外，其余都迁往西南、西北，或就近迁入山区。如国立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与私立南开大学，在卢沟桥事变后迁往长沙，联合成立长沙临时大学，1938年又迁至昆明，正式改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简称西南联大）；北洋大学、北平大学与北平师范大学，迁至陕西台组西安临时大学，后改名为西北联合大学（简称西北联大）；国立中央大学、国立山东大学、私立复旦大学、私立金陵大学、国立武汉大学、国立东北大学等31所高校迁至四川，国立浙江大学先迁浙西天目山，再迁江西、广西，后迁至贵州遵义；国立中山大学迁往滇南澄江，等等。
从1940年开始，英美与日本关系日趋恶化；上海租界形势紧张，后日军侵占东南亚和南亚，华南亦岌岌可危，于是原迁上海租界与原迁云南、广西等地的高校又相继内迁，如上海的国立交通大学、私立沪江大学等从上海租界迁往重庆；滞留北平的私立燕京大学迁到成都；原迁滇南的国立中山大学迁往粤北；迁到昆明的国立上海医学院、国立艺专、国立同济大学等迁至四川。
内迁高校最后多集中于四川，其中重庆25所，成都7所，共计48所。
迁川各高校，除中央、武汉、中央政治学校等少数儿所以外，一般规模不大。
各校因辗转播迁，原有师生人数大为减少，一般减少50％。据不完全统计，1938年上期16所迁川高校共有学生4647人（尚包括在川招收的一部分学生），教职员仅1063人。1940年，26所迁川高校共有学生10772人，教职员2782人。1942年，30所迁川高校共有学生13510人，教职员2686人。在全国抗战的前5年，学生人数约增加2倍，教职员人数约增加倍。据国民政府教育部不完全统计，1940年26所学校毕业生共有1826人，1942年30所学校毕业生共3000人左右。〖《四川文史资料》，第13辑，第78页。〗
在整个高校内迁过程中，广大知识分子充分表现出高昂的爱国热情和艰苦奋斗精神。内迁高校的众多师生背井离乡，辗转奔波，历尽艰难险阻，饱经“流亡大学”的艰苦岁月。各高校内迁之后，困难日益增多，内迁之初，大都校舍简陋，又常遭受敌机轰炸，教学设备与图书十不存一。战争旷日持久，物资奇缺，米珠薪桂，政府救济近乎杯水车薪。教师薪金锐减，七折八扣，入不敷出，生活难以为继；学生生活更是清贫不堪。然而，师生们的爱国热情并未因困难而动摇，高等教育也未因战火而中断。广大师生含辛茹苦，自强不息，为中华民族创造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为适应抗战人才的需要，内迁高校增设了一些系科与研究所，一些高校还增设国防教育课程，开办各种形式的短期训练班与专修科，并与工厂结合进行战时科研与战时生产，有效地支持了抗日战争。内迁高校还充分发挥自己的优势，克服重重困难，利用战时后方相对稳定的条件，提高教学与科研水平。如西南联大，融三校精华为一体，名师三集，阵容强大，文、理、法各系所开课目均比战前充实、完备，许多课程达到了较高的水平，许多科研项目取得较好的成绩。文科如闻一多的多种文学史专著、王力的语法理论、吴晗的《历史的镜子》等；理科如华罗庚的《堆垒章数论》、王竹溪的《热学问题之研究》等，都在中国教育史与科技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再如浙江大学，在竺可桢领导下，学术研究活动十分活跃。苏步青教授写成《射线曲线概论》一书，被法国著名数学家布拉须凯称之“东方第一几何学家”，工淦昌教授提出用k 电子浮获办法寻找中微子，他的重要发现，成为世界物理学的重要成就之一，他的名字因此写进了世界性原子核理论教科书；贝时璋教授的《半年鱼之细胞学研究》、谈家侦教授的《中国西南果蝇之调查及研究》、卢鹤绂教授的《原子能与原子弹》、罗宗洛教授的《微量元素及生长素对植物生长的影响》等等，都引起了国际科学界的震惊与重视。其他许多内迁学校也涌现出教学和科研的优秀成果。
规模空前、意义深远的高校内迁运动，在中国抗日战争史上留下可歌可泣的一笔。通过内迁运动，保存了高等教育的基本力量和科技精华，促进并推动了大后方教育事业的发展，尤其西南地区高校云集，人才荟萃，文化教育呈现空前繁荣的景象。以内迁高校为主的高等教育，培养了大批抗战与建设所需要的经济、政治、文教、外交筹各方面的人才。
据统计，除中等学校、职业学校培育出数以百万计各种抗战与建设人才外，后方高等院校在抗战中即培育出毕业生达77600人。但是由于国民政府战前准备不足，直到战争爆发才仓促动员，内迁过程中又缺乏通盘计划，各校自行其事，仓惶搬迁，颠沛流离，在播迁过程中遭到严重损失；在教育方针与内容上，国民政府反对变更教育制度和彻底的民主改革以适应抗战需要，仍以维持正常教育为主旨，并在高校中推行“训育制度”，加强对师生的思想控制与特务监视，使高校难以为抗战报国发挥更大的作用。
尽管如此，抗战期间高校内迁运动的成绩，广大高校师生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
第三编 举国奋战（—）
第三编 小结
1937年7月7日至1938年10月底，是日本帝国主义实施全面战略进攻，中国进行全国抗战的战略防御阶段。在这一阶段中，侵略者动员了几乎全部的军事力量，企图以“速战速决”的战略，几个月灭亡中国。中国则力求抗住日军的战略进攻，最大限度地消耗其力量，使战争趋向不利于敌的持久局面。平津失陷、淞沪告急的形势，加速了中华民族团结的进程。国家面临空前的危难，全民加强了新的凝聚。中国共产党倡导和促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式形成，奠定了中国不败的重要基础。国共两党合作抗日，在战略问题上相互协商。中国共产党根据中日双方的情况特点及其战争规律，提出了以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为中心的全面全民族的抗战路线和持久战的战略总方针，为中国人民争取抗日胜利指明了具体道路。国民党部分地接受全国人民的意见，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表现了一定的进步，召集了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发表了《抗战建国纲领》，召开了国民参政会，承认了各党派的合法存在，实行了某种程度的民主权利，进行政治机构、经济体制和文化活动等方面的某些改革，从而使全国出现了空前的团结救亡的高嘲，形成举国上下全民族抗战的新局面。国共两党的军队作了合理的分工，国民党军队担负正面战场的作战任务，八路军、新四军等人民抗日武装担负挺进敌后，发动、组织与武装群众，开展敌后游击战争，收复被占领土地，创建抗日根据地，开辟广大的敌后战场，从敌后钳制、消耗和消灭敌人，配合正面战场的作战任务。
正面战场是战略防御阶段的主战场，担负了抗击日军战略进攻的主要任务。虽由于战略指导的某些失误，进行单纯的阵地防御，未充分发动民众参战，使得多数作战未能给敌人以更大的消耗，并丧失了过多的国土和城市。
但广大爱国官兵出于民族义愤，不惜流血牺牲，进行顽强的作战，仍给敌人以相当的打击。每次会战都能持续一月至数月之久，并能在会战后期跳出日军的大合围圈，保存了军队的主力。
在敌后战场，按照毛泽东的战略部署，展开了中外战争史上绝无仅有的战略行动。日军主力气势汹汹地向中国腹地进攻，八路军、新四军迎敌而上，向敌占区挺进；日军在正面不断占领新的地区，而在后方却不断丢失已占领的地区。八路军、新四军自挺进华北、华中敌占区以来，在地方武装和群众的支援下，对日军作战1600余次，歼敌万余人，收复了大片国上，创建了晋察冀、晋绥、晋冀豫、晋西南、冀鲁边、冀鲁豫、山东、苏南、皖中、豫东等10余块抗日根据地，从而极大地钳制了日军的作战，有力地配合了正面战场的作战，加快了战略相持阶段的到来。就这样，在前后两条战线的突击下，终于粉碎了日军狂妄的战略企图。
中国抗战的战略防御阶段，所以能打破敌人“速战速决”的战略进攻，根本的原因在于：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极大地影响和推动了全民族的团结抗战，中国实行了最不利于敌人的持久战的战略方针，开展了最大限度发挥自己优势的敌后游击战争。
日本侵略者错误地判断了形势，过高地估计了自己，过低地估计了中国。
侵华战争出现如此不利的局面，是它完全没有预料到的。从1937年7月到1938年10月底，日本侵略军将正面战线推进到包头沿黄河至风陵渡及开封、合肥、安庆、信阳、武汉、九江至杭州之线，并占领了广州附近地区。表面上看，似乎取得了重大的胜利，然而，日军虽在中国领土上前进了1800余公里，但并没有击溃或围歼中国军队的主力；日军虽到处制造惨绝人衰的大惨案、大屠杀，但中国人民的战斗意志更加坚强；日军虽占领了中国包括首都南京在内的北平、天津、杭州、广州、武汉等一批大中城市和大片的国土，但并未能迫使中国政府屈服；日军在正面战线取得某些胜利，但后方占领区则遭到根本性的失败，敌占区的广大地域又被八路军、新四军等人民武装夺回。总之，由于日本侵略者错误的估计形势，在脱离实际和一厢情愿的战略指导下，倾巢而出对中国15个月的全面战略进攻，并未达到预定的任何目标，相反兵力、财力和资源的消耗已到困难的程度，战略进攻不得不被迫停止。
1937年，日本法西斯首先制造“七·七”事变，开始发动全面侵华战争。
战火迅速扩大到华北、华中和华南的冀、察、绥、晋、鲁、苏、浙、豫、皖、赣、鄂、粤等10余省区，战区面积约160万平方公里，中日双方投入兵力400余万人。“七·七”事变实际上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由局部战争向全面战争的转折点，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在亚洲全面爆发的起点。
从表面上看，似乎只是中国奋起抵抗日本的全面侵略战争，实质上这是世界基本矛盾在亚洲地区的全面激化，是世界各大国在亚洲剧烈争夺的初期形式。中日全面战争把30年代初期欧亚两洲的局部危机，扩大成了牵动全局的世界性危机，日本法西斯的刀锋开始直接触动英、法、美、苏在亚大地区的战略利益。尽管欧美各大国受世界经济危机的困扰或从本身利益出发，企图让中国打头阵，拖住日本的手脚，自己避免正面与日本对撞，不愿过早陷入战争。但是，现实存在的尖锐矛盾却将有切身利害关系的各大国以不同方式卷了进来。苏联从反对法西斯侵略和保卫其远东安全出发，在中日全面战争爆发后的一个月，即与中国签订互不侵犯条约，并迅速以贷款形式向中国提供军事物资援助。英法美等国虽对日本侵略采取妥协政策，但也不得不表示一定的抗争。国际联盟多次召开会议，虽未作出制裁日本侵略的具体措施，但谴责日本违反“九国公约”和非战公约，鼓励援助中国。世界各国共产党和各国人民及正义人士，都把中国全民抗战看成是世界反法西斯侵略战争的第一线，纷纷给以道义的、物质的和人员的支援，一时间在中国汇集了国际反法西斯的一支可观的力量。
不畏强犦的中国人民，没有辜负世界人民的期望，以空前的民族团结和战斗，粉碎了日军的战略进攻，打乱了日本的侵略计划，初步稳定了东方的战局，为各民主国家争得了加强国防迎击侵略准备的宝贵时间，并为自己坚持长期抗战，积蓄反攻力量，进一步转变战略态势，奠定了有利基础。
第四编 转入相持（～）
第二十章 中国抗战相持阶段的到来
第一节 相持阶段到来前后的国际环境
中国抗战相持阶段到来前后，正是国际局势急剧恶化的时期。在欧洲，德意法西斯疯狂扩张，英法美等国却一味地妥协让步，终于导致欧洲战争的爆发。在远东，英法美为了应付欧洲危机，奉行一条对日本的绥靖政策。苏联有与西方各国携手遏止法西斯侵略扩张的强烈愿望，但是在西方一些国家一再拒绝集体安全政策的情况下，也以避免战争，维护自身安全力首要任务。
这种状况使世界反法西斯斗争处于一种极端不利的地位，也给中国人民的抗战带来不利影响。
一、慕尼黑协定与欧洲战争爆发
1937年秋，资本主义世界爆发新的经济危机，日本法西斯发动全面的侵华战争，以及英美等国对此所抱的“中立”态度，刺激了德意在欧洲的新冒险。
1937年11月5日，德国召开了有三军总司令参加的秘密会议——霍斯巴霍会议。会上希特勒提出了今后新的扩张目标是“在欧洲大陆的心脏地带取得成就”，“第一个目标必须是同时推翻捷克斯洛伐克和奥地利。”〖特尔福德·泰勒：《慕尼黑——和平的代价》，新华出版社，1984年版，第471～472页。〗
1938年2月，德国开始着手实现这一计划，向奥地利提出了一系列无理的要求。3月11日，德军越境进入奥地利。13日，德国宣布奥地利并入德国。
英国的默许态度早在1937年11月就已明确，英国枢密大臣哈利法克斯向希特勒表示：欧洲秩序的改变，“也许是注定要发生的。在这些问题中有但泽问题、奥地利问题和捷克斯洛伐克问题。英国希望看到，任何改变都必须通过和平演变进行。”〖特尔福德·泰勒：《慕尼黑——和平的代价》，新华出版社，1984年版，第486页。〗
1938年4月2日，英国正式承认奥地利并入德国。法国与美国也相继宣布承认。
紧接着，德国又将千头转向捷克斯洛伐克。1938年3月28日，希特勒宣布，要在不久之后解决苏台德问题。5月30日，他又规定，必须在10月1日前实施武力解决捷克问题的“绿色方案”。9月3日，希特勒命令公开进行对捷克的战争准备。
面对捷克危机，英国首相张伯伦早有定见：“我们无法帮助捷克斯洛代克——它可能成为同德国开战的一个借口。……因此我放弃了对捷克斯洛伐克提供保证的想法，也不想在法国履行它对捷克斯洛伐克的义务方面向法国人提供保证。”〖特尔福德·泰勒：《慕尼黑——和平的代价》，新华出版社，1984年版，第974页。〗
法国虽然与捷克斯洛伐克有同盟关系，但并无履行义务的决心，尤其在英国一再要其谨慎从事，不要指望英国支持的情况下更是如此。
为了摆脱捷克斯洛伐克这个“烫手的土豆”，英法两国一面不断向捷克斯洛伐克政府施加压力，迫其向德国让步，一面频繁示意德国，请求举行首脑会晤，探求和平解决的办法。9月15日、22日、28日，张伯伦不惜屈尊三次飞往德国，并向希特勒许诺：“你完全可以不战而立即得到一切主要的东西。”〖特尔福德·泰勒：《慕尼黑——和平的代价》，新华出版社，1984年版，第974页。〗
1938年9月29日至30日，德、意、英、法四国首脑在排除当事者捷克斯洛伐克和与捷克问题有切身利害关系的苏联的情况下，在慕尼黑召开会议，达成了出卖捷克斯洛伐克领土的《慕尼黑协定》。其中规定：捷克斯洛伐克将苏台德地区及其一切附属设施和物资无偿移交给德国。协定的附件规定：英、法、德、意共同保证捷克斯洛伐克的剩余领土不受侵犯。
英法在慕尼黑的妥协不但没有带来欧洲的稳定和“一代人的和平”，相反，却使欧洲分崩离析，战争提前到来。慕尼黑会议引起了欧洲国际关系的大混乱。各个中小国家在心理上受到极大震撼，它们深深感到英、法不足恃，原有的欧洲秩序已经摇摇欲坠，因此，纷纷修订自己的外交政策。
1939年2月24日，匈牙利参加了《反共协定》。罗马尼亚则表示，“既不偏向轴心国，也不偏向西方”。另有一些国家则借机强行解决与邻国的领土纠纷。
慕尼黑会议及其结局从根本上动摇了苏联对英、法等国长期抱有的期望。自30年代初东西方战争策源地形成以来，苏联一直奉行联合英、法，共同对付德、日、意法西斯侵略扩张的集体安全政策，然而，捷克斯洛伐克危机期间，苏联发现自己虽为欧洲大国之一，却被排除干事关欧洲前途的国际会议之外。严酷的现实迫使苏联不得不考虑调整自己的政策。
1939年3月10日，斯大林在苏共第18次党代表大会上发表讲话，申明苏联的对外政策为：“执行维护和平和加强同所有国家的事务联系”，“保持谨慎态度，不让那些惯于从中渔利的战争挑拨者把我国卷入冲突中去。”〖军事科学院编：《斯大林军事文集》，战士出版社，1981年版，第215页。〗
按照这一中立自保的政策，1939年8月，苏联与德国签订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
慕尼黑的又一后果是进一步鼓励了法西斯国家的侵略冒险。1938年10月21日，刚刚获得苏台德地区的希特勒又为德国指定了新的扩张目标，他命令部队准备占领捷克斯洛伐克的剩余地区，并对立陶宛的默默尔地区提出领土要求。10月20日，德国外长向波兰大使提出，把但泽归还德国，并在波兰领土上建立一个走廊，使但泽与东普鲁士连结起来。
1939年3月16日，德军开进捷克斯洛伐克，宣布将《慕尼黑协定》中并不包括的捷克斯洛伐克领土并入德国。3月23日，希特勒亲乘“德意志号”战舰占领了默默尔地区。4月3日，希特勒批准了入侵波兰的《白色方案》。
4月7日，意大利入侵阿尔巴尼亚。
德、意新一轮的扩张把英、法逼进了死胡同，迫使它们不得不在三四月间先后对波兰、罗马尼亚、希腊、比利时、荷兰、土耳其等国提供安全保证，形成了事实上的军事联盟。与此相对应，希特勒于4月28日宣布废除1935年的英德海军协定和1934年的德波互不侵犯条约，又于5月22日与意大利签订了军事同盟条约，结成了所谓“钢铁同盟”。至此，欧洲形成了两大对立的政治、军事集团。
1939年8月23日，德国在完成了德苏互不侵犯条约，避免东西两线作战的部署后，于1939年9月1日发动了侵略波兰的战争。9月3日，英法两国对德宣战，欧洲战争正式爆发。
二、英美策划远东慕尼黑
自1938年起，急剧恶化的欧洲局势对远东的影响是巨大的。英美等西方国家虽然不甘心丧失自己在中国的既得权益，屡有抗议日本乃至有限援助中国抗战的表示。但是实现对日妥协，却是这一时期英美远东政策的主流。
1938年9月的欧洲慕尼黑协定，鼓励了日本在远东的扩张。1938年11月3日，日本公然发表“东亚新秩序”的声明，明确宣布要以日本的“新秩序”取代英美为主的东亚旧秩序。
11月8日，外相有田八郎向美国大使表示，“今当东亚天地正展开新的形势之际，仍以事变前适用的观念乃至原则来衡量现在及将来的事态，不仅不能给解决当前问题带来任何办法，而且不能有助于确立东亚的持久和平。”
12月29日，有田又对外国记者团声称：“将来第三国在中国的经济活动，应在三国（指“日满华同盟”——著者）新体制的国际和经济自主所能允许的必要限度内，且必须不享有政治特权。”〖〔日〕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3〉，朝云新闻社，1975年版，第131页。〗
面对日本的新挑战，英美等国面临三种选择：
其一，大力援助中国，积极介入中日战争，以实力对抗日本，保全自己的在华利益。但是，英美等国不愿承担与日本全面交恶的风险，尤其在欧洲危机的情况下，更担心因此而削弱它们在欧洲的地位，促使日本加速靠拢德、意。
其二，与日本全面妥协，承认其扩张要求，以稳定远东，集中力量于欧洲。
但是，这不仅意味着英美等国在华利益丧失殆尽，而且会危及其在整个亚太地区的根本利益和战略地位，因此很难为英美所接受。既不愿对抗，又不甘心放弃既得利益，于是就只能选择第三种折衷的政策，即利用中国的抗战来挫折日本的扩张锋芒，使其知难而止，在合适的时机，以中国的利益为代价，换取日本让步，实现双方有条件的妥协，从而保全西方国家在华的基本利益。“东亚新秩序”出笼后，英美的反应强烈。1938年12月30日，美国对日本提交了措辞强硬的抗议，申明“门户开放”原则不容某一方面片面取消，反对“新秩序的内容和条件。”〖《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集（1938～1939）》，波士顿，1939年版，第246～251页。〗
英国继美国之后，也于1939年1月14日照会日本，表示“既不接受，也不承认日本用武力在中国造成的局势”。〖《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集（1938～1939）》，波士顿，1939年版，第253页。〗
在频繁交涉、抗议的同时，英美感到有必要对中国抗战给予适当援助，以免因中国的崩溃而丧失制约日本的筹码，才首次决定对华贷款。这些贷款不仅迟迟难产，而且附加了许多限制条件，如借款对象不能是中国政府，必须由民间机构出面，借款不能用于购买军火，借款必须是商业信贷的方式等等。英美在援华问题上的这种态度，无非是要维护其“中立”立场和正常的对日关系。
英美对日本的侵华行动，虽有抗议表示，但举措相当谨慎。日本工业对外依赖性最大，美英是其主要的贸易对象。
1939年1月，美国驻日大使格鲁指出：日本对美英法三国的出口贸易占其总出口的70％，其收入全部用于购买工业原料。尽管各国都了解日本这一弱点，中国也屡屡提请英美各国实施对日本禁运，以削弱日本的战争力量。
但英美等国却不敢触动这一敏感的神经。它们不顾中国及世界舆论的反对，竭力维持与日本的贸易关系。
1937年至1939年，美国对日本出口了价值亿美元的各类物资，为同期对华出口值亿美元的5倍多！1938年，日本从美国获得的各类战略物资竟占其总进口量的45～91％。由此可见，英美等国所维护的与日本的经济关系对中国抗战造成的危害远甚于它们对华的有限援助。至于英美等国在中日战争问题上所奉行的双重性政策的目的，其外交官员有过明确地表白。武汉失守之际，英国驻日大使克莱琪给外交大臣的报告中声称，英国要“对交战双方维持友好关系……以便在和平谈判及以后时期我们能尽到适当的作用”。“我们的政策应该是拖延时间，期待双方终至完全精疲力尽，允许我们帮助实现这个悲惨冲突的合理解决”。〖吴东之：《中国外交史，中华民国时期，1911—1949》，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455页。〗
1938年10月后，日本被迫停止了对中国的战略进攻，开始改变侵华方针，着重从政治上诱降中国。英美等国视此为与日本达成妥协的良机。
1938年11月1日，英国向日本表示，愿意就中日和平问题进行斡旋。［日］《现代史资料（9）日中战争（2）》，美铃书房，1964年版，第547页。〗
1939年1月10日，法国新任驻华大使高思默在赴任前与中国驻法大使顾维钧进行了一次谈话，透露了他的使命。他说：鉴于欧洲和远东局势，通过对远东特别关心的国家之间的合作，使目前的中日冲突得以有效而公正解决的紧迫性正在加剧，其时机似乎就要到来。〖《顾维钧回忆录》（3），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337页。〗
法国外交部秘书长菜热指出：欧美列强对结束中日冲突终于发挥作用的时刻就要到来，特别是英国此刻要正式表态，日本也在探索同样的道路，“我们将在远东与英国采取同样的行动。”〖《顾维钧回忆录》（3），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页。〗
英美两国也分别向日本表示，如果日本建议修改九国公约，他们愿意参加为此而召开的国际会议。为了促成中日停战，英国外交官员分别在中、日两国进行游说。驻日大使克莱琪向日本首相表示：如果日本同意缔结和平协定，英国政府愿意承担使中国方面停止一切排日活动的责任。［日］《现代史资料（9）日中战争（2）》，美铃书房，1964年版，第547页。〗
1939年5月，英国驻华大使卡尔向蒋介石提出具体建议：放弃满洲，中日实行合作，取缔反日活动，恢复“七·七”事变前的状态等。西方各国酝酿的“远东国际会议”虽然未能实现，但是在它们谋求缓和与日本关系的行动中，确实存在牺牲中国利益的内容。针对国际投降主义者的阴谋，毛泽东曾尖锐地指出：“我们坚决地斥责那些认为太平洋会议并非东方慕尼黑的无稽之谈。所谓太平洋会议，就是东方慕尼黑，就是准备把中国变成捷克。”国际投降主义者“纵容日本侵略中国，自己‘坐山观虎斗’，以待时机一到，就策动所谓太平洋调停会议，借收渔人之利。”〖《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572页。〗
1939年7月15日，英日在东京开始谈判。
24日，双方签署了《有田——克莱琪协定》，规定：英国“完全承认”日本造成的“中国之实际局势”；承认日本在其占领区内享有“特殊之要求”；允诺“凡有阻止日军或有利于日军之敌人之行动与因素”，英国“均无意加以赞助”。〖《中国近代对外关系史资料选辑》下卷，第2分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143页。〗
《有田——克莱琪协定》实际上是英国在东方放任侵略，纵容掠夺战争的又一丑行，是“东方慕尼黑”阴谋活动的严重步骤。
欧战爆发后，英美等国更加急于对日妥协。1940年4月12日夜，德国即将席卷北欧前夕，英、美、法三国大使一齐会见蒋介石，再次劝告中国“及时对日媾和”。英国大使说：“目前英、法要全力对付德国，无暇顾及中国。英、法不愿使中国灭亡，所以再三劝告采取对日和平方针。日本方面在英、法、美的监视下，也决不会提出过苛的要求。……对中国方面来说，也会使巨大的损失减到最低限度，如加紧建设，不难恢复到战前状态。”法国大使说：“上次本人奉本国政府之命，会同英国大使劝告应与日本媾和，但未见成效，……现在法国面临着欧洲危急，在不得已时为了维持法属印支的安宁，停止滇越铁路的运输也未可知。若走其他路线则代价太大。因此中国要想避免巨大的损失，只能与日本和解。”否则，“将来万一元人支持而继续抗战的话，将不可避免地蒙受更大的打击。”美国大使说：“我代表本国政府向贵国进行忠诚的劝告，即日停止战争，在英、美、法三国援助下和日本进行谈判。”［日］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3〉，朝云新闻社，1975年版，第185～186页。〗
1940年6月，德国入侵法国之后，日本在德、意支持下要求英、法封锁滇缅、滇越运输，实行对华禁运。6月19日，法国封闭了滇越铁路；7月15日，英国屈服于日本压力，同意封锁滇缅公路三个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