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风雨飘摇一小舟
我经过审问被判了三年劳动教养，几天后就被送往安徽的劳教农场服刑。在服刑初期我没有通讯的自由，所以没法给家里写信。半年以后我被允许写信了，马上给妈妈和露露分别写了一封信，但一直得不到她们的回信。
到了第二年秋天，因为写了几次信都得不到她们的回信，我已预感到家里发生了什么大变故。我左思右想，在无可奈何之中只好给张师母写了一封信，向她打听我家里的情况。过了一段日子，张师母的回信倒是来了。她的信写得十分简短，只是告诉了我家里发生的情况。
我妈妈已经亡故。露露曾一度割腕自杀，幸而被邻居发现后抢救了过来，后来就住在张师母家。露露几次到公安部门去打听我的去向都得不到确切的回答，已到了精神崩溃的边缘。在这样的情况下，张师母征得了露露的同意，试着给露露在香港的亲妈妈写了一封信。没想到她妈妈和第二个丈夫也已离婚，孤身一人，正思念着留在上海的骨肉亲人，便想尽一切办法，托了不少熟人，花了不少钱，好不容易把露露弄到香港去了。如今露露就和她妈妈一起生活在香港。但张师母的信里没有提起露露分娩的事。
这封信并没有给我带来多大的哀伤。妈妈年纪大了，本来就有严重的心脏病，唯一使我难过的是由于我的缘故使她减少了几年寿命。露露能到香港去定居，这对我可说是一个天大的喜讯。只要露露生活得好，能过上好日子，我对她还能有什么别的要求呢。不过我还忘不了我托付给她的那么多小说稿，可不知道怎么样了？
我立即给张师母写了一封表示感谢的信。
劳动教养的生活虽然艰苦，我的精神状态却并不太坏。我对家庭再没有什么后顾之忧了，对露露的负罪感也减轻了不少。我很希望她能在香港找到一位好丈夫。只要她提出离婚，我一定义无反顾地一口答应。我不能为了我一己的私情害她丧失原该得到的一生幸福。
说出来读者也许不会相信，我又开始专心于文学创作了。无法执笔写作，我可以为未来的作品构思故事。我们那里是一个农场，做的大都是庄稼活，不论锄地、挑土、施肥、收割……都是我暗中构思小说梗概的好时光。人家都以为我在埋头苦干，实际上我却在那里手脑并用。和我生活在一起的大都是和我一样在男女问题上犯罪的坏分子，晚上没事，熄灯以后常常会私下谈论一些这方面的往事。这给我提供了很多的爱情小说的题材，不仅扩大了我的生活面，还使我对男女爱情问题和与此有关的社会问题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和感悟。三年的劳动教养，倒是为我今后的创作打下了比原先扎实得多的基础。
我是在1962年年底服刑期满的。一般的劳教人员服刑期满后都得留在农场里继续当农业工人。不知道什么原因，我却例外地被调回了原单位。这当然使我喜出望外。回出版社报到的第一天，找我谈话的还是原来抓政治思想工作的副社长，他直截了当地对我说，他们在给右派分子摘帽的同时，复查了我的问题，认为对我的处理过重了，“这完全迫于当时的政治形势”；再考虑到我在政治上和工作中的一贯表现和业务能力，经过再三研究并请示了上级单位，才决定让我回来继续工作。“但是，你可不能因此翘尾巴，对组织上产生什么不满情绪。你在男女关系问题上的确犯有相当严重的错误，头脑里的资产阶级腐朽思想十分浓厚，必须永远引为教训，在实际工作中将功赎罪，不断改造自己的灵魂。”
我诺诺连声，唯一能说的就是感谢组织上对我的宽大和爱护，表示要痛改前非，重作新人。
如今已上了点年纪的人大概都知道，从1961年到1963年这短短的两年间，我们国家的政治社会生活又曾一度出现了相对宽松的气氛，虽然总体上仍然以阶级斗争为纲，但受制于当时临近崩溃的经济形势，不得不特别强调“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积极因素”了。我所以能回出版社恢复工作，应该说，正是当时的经济形势帮了我的大忙。
随着编辑工作岗位的恢复，我的作家协会会员身份也被恢复了，又有资格可以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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