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隶总督府内惺惺惜惺惺
四天以后，崇厚在刘玉祥的陪同下抵达马赛港，顺利地登上了一艘客货兼运的轮船“破拿巴”号，驶往中国上海。在归途中，他踌躇满志，满脑子想的是富贵前程。
这次出使俄国是他在宦海浮游中最值得炫耀的一次。往来跋涉数万里，中外瞩目，劳苦功高，必定能得到朝廷的嘉赏，再次升官加爵，封侯拜相、加赏花翎顶戴也未可知。若能封侯拜相，当上个总督，便可与李鸿章、左宗棠、沈葆桢这些汉人封疆大吏平起平坐，也给满人争光露脸。自打长毛造反，湘军崛起，曾国藩戡平洪杨，朝廷封赏湘系有功的文臣武将，把各地的总督、巡抚位置几乎全占了，崇厚内心早就替满员愤愤不平。一提起曾国藩，他便联想起曾纪泽，想起在巴黎那天两人不愉快的谈话。尽管他认为曾纪泽对他赴俄交涉成功是出于小肚鸡肠，纯粹是嫉妒和偏见，他并不放在心上。但曾纪泽的那番话老像一块阴影罩在他心上。万一如曾纪泽所言，朝廷怪他割让土地太多，那些言官谏臣好事之徒背地上疏弹劾，事情就复杂了。就这样，航程中崇厚时而踌躇满志、充满希望，时而又满腹忧虑、前途未卜。海路遥远，航程漫漫，内心不免烦躁起来。
好不容易到了上海，但他没歇脚，着急忙慌地又换乘小火轮到了地熟人熟的天津，这才找了一家豪华旅馆住下。崇厚原先担任“三口通商大臣”时的一些老部下和地方衙门里的老朋友闻讯纷纷赶到下榻处看望他，崇厚兴冲冲应酬了一整天。晚上还跟他的老相好、津春园的头牌名媛张玉娇度过了相聚后销魂散魄的一夜，路途上引起的庸人自扰式的不快也随之离去。他觉得一切都很正常，心里时隐时现的阴影才算彻底驱散了。他决定不在天津多耽搁，早点回京复命。可是他在与张玉娇第二次幽会的那天晚上，忽然接到一个故旧老友的通风报信：他跟俄国人订的条约，听说惹恼了朝廷上下，很可能会拿他问罪。崇厚一时像掉进冰窟窿里，浑身凉透了。那晚上本来与玉娇如漆似胶，难舍难分，得此信后，兴致全无。他惊恐不安、六神无主，惧怕和焦虑一直折腾了一宿。
“难道我崇某真是有罪？我该怎么办？此时谁能帮我说话？”他止不住地苦思冥想，唉声叹气。最后想到一人，兴许可以帮他的忙。于是，他放弃从天津直接进京的打算，决定取道保定。他要去拜见的这个人，就是当今一身二任的朝廷里最有权势的人物——李鸿章。李鸿章每年春夏两季在天津的北洋大臣衙门，秋冬两季则返回保定的直隶总督府。
崇厚一大早就坐上了马车，一路上哼哼唧唧，愁眉不展，像个垂死的病人，一夜工夫他苍老了许多。随从们督促车夫快马加鞭，几匹牲口整整跑了一天，直到天擦黑才赶到保定。崇厚吩咐其他人去找旅馆，他只带了一个亲信径直上总督衙门投刺求见。崇厚当时的身份是都察院左都御史，朝廷从一品大员，又是出使俄国的钦差大臣，虽然天色已晚，但李鸿章不敢怠慢，亲自在客厅外迎接。
“不知地翁驾到鄙衙，有失远迎，请多包涵。”
“中堂大人，下官此次冒昧前来拜访，还请大人不要见怪。”
“哪里的话？地翁身负重任，远涉重洋，与俄人交涉，劳苦卓绝。如今路经这里，实乃鄙署之幸，何言见怪？”
两人客厅落座。李鸿章问：“不知地翁这是从京里来，还是正要回京复命？”
李鸿章这是明知故问。他从得知崇厚来访那一瞬间，即已猜到崇厚的来意。说实在话，他对此公是根本看不起的。在他眼里，崇厚不过是个徒有谙熟洋务之名，而实则一窍不通的平庸之辈。论才学、论吏治、论军事、论洋务，他李鸿章都远胜崇厚百倍，只因他是满族大员，因而在朝中才不得不敬他三分。
“不瞒中堂大人，下官回国一到天津，听到一些有关卑职与俄人订约的传闻，深感迷惑，立即专程来保定请教大人。还望大人开诚相告实情，并为崇某指点迷津。”
李鸿章见崇厚态度恭谦，收敛了往日满族大员那种盛气凌人的架势，在他面前倒像个毕恭毕敬的学生，心理上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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