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总感到不能贸然而行，得酝酿得更成熟一些，得考虑得更周全一些，得写得更凝重深沉？些。不是有人说我写得太快太多了嘛，（其实这并不是罪孽。近两年来，我到编辑部工作，作品写得少，有读萏就绐我来信：叶辛，你到哪里去了？个小小的主编职务，就把你引向楂途了吗？真没出息！）我得慎重些慢慢地来，不要着急，尽可能准备得充分一点。
八十八怎么准备呢？除了有计划地进一步充实素材扩大我的视野，还得练笔。当然不能提起笔就写大部头，几卷书，随着题材的转换，用词遣句也要随之转换。而纯粹的上海话，是很难人书的。我得尝试着来，先写一些中篇，写那些我最熟悉的人和事，每个中篇只写一家人。这些人家要能代表上海的各个阶层，职工家庭，高级知识分子家庭，普通知识分子家庭，小市民家庭，民族资产阶级家庭。一九八三年，我写下了第一个中篇《发生在霍家的事》，接着我便写了《家教》……原谅我还得在这儿提到贵州农村，提到我的插队落户生涯。如果说一个作家有什么长处的话，那么这个作家势必也会有他的局限，作家要受本人经历、本人气质、趣味和爱好的局限。
那是一些不易忘怀的往事。秋末冬初，一向静寂的山寨上忽然喧嚷起来，我们集体户里的知青们纷纷跑了出去，只见青岗石阶寨路上到处都是人，人堆中簇拥着一个披头散发的年轻妇女，衣裳撕破了，满脸满身都是泥痕，她一边走一边嘶声哭泣，围着她的农民们有的在咒骂她，有的在恶狠狠地喊打，污言秽语劈头盖脑朝她咒去。这不是昨天刚娶到寨上米的新娘子吗？娶她的那户农民也姓叶，还同我攀亲戚呢，下乡几年来，我同这户人家的关系一直很好。眼前的情形，究竟是怎么回事儿？听三五成群围着的寨邻乡亲们说，天蒙蒙亮，她就逃跑了，寨上好些人追十几里地，才硬拽着把她追回来我曾是一个上海人八原来她根本不爱我们寨上那个姓叶的小伙子，原来她早在父母替她找男人之前偷偷地有了自己心目中的人。哦，又是一出包办婚姻酿成的悲剧。在我插队的那个偏远的山寨上，这是第几起了？多得连我都记不清了，光是这一年，已经有过两起。那个和我一道修过铁路的袁老六，修湘黔铁路存下一笔钱，回到寨子卜。来清媒人说‘亲，娶来秀雅言弱的姑娘，却料这个姑娘半夜里要用铁丝缠住他脖子扼死他。我们寨子上那个年轻貌美、个头颀长的叫李可芬的姑娘，早早地死了爹妈，自小随着儿女成群的大哥长大，从她记事的时候，她就肩负起了大哥家里里外外的好些事务，由于大哥是个独眼，大嫂是个断臂，她喂猪、料理家务、照顾娃崽，在辛劳中长大成了个漂亮姑娘，她的哥嫂却一点不顾她有了意中人，而把她许给了一个年龄比她大、个儿却比她矮得多的男人，暗中收取了这男人家定亲的款子七百多元。娶亲前夕，李可芬反抗了，仓然逃到了自己意中人的家里，结果寨上同李家沾点亲的寨邻们聚集起一大帮，硬是去把她抓了回来，关在猪圈旁边的柴房里……在我长居乡间的十年间，周围村寨上，包办婚姻酿出的悲剧，我们这些知青可是看够了。出这类事儿，我们集体户茅屋里就热闹了。有的说新娘子可怜，有的说男家更惨，为娶个婆娘，一家老少勤扒苦挣不说，还背了一屁股的债啊，还有的讲，说到底是包办婚姻害死人……讲到最后，总是摇头叹气道一句：唉，这类触目惊心的事，只有在偏僻闭塞的山寨上才会发生，那儿落后，那儿文明程度差，那儿的好些人没文化，太愚昧。就是在城市里，特别是我们自小长大的上海这样的大都市，是不会有这种事的。当初，连我都持这样的观点。
曾几何时，就是说这些话的当年那些知青们，有的跑到我家里，闷闷不乐地坐在沙发，向我说起恋爱婚姻中的苦闷和痛苦，有的怨自己一念之差贪图了对方的条件，有的怨家中父母替他撮合了婚姻。这不是颇具喜剧色彩吗？我曾是|个上海入九十时至八十年代，我们的妇女刊物上，我们的社会性杂志、法制宣传材料上，不是时有关于父母威逼子女成亲、纯真的姑娘反抗包办婚姻的报道吗？记得那是个夏天，我在省里主持一个全省小说散文作者的会议。会议期间，省报上恰好登了一篇女儿反抗父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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