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一种生活现象的思考九十九思考之一是，在男女两性关系中，除了如我在《家教》中所描绘的人类的恋爱、婚姻、家庭伦理受其所处时代的政治、经济、文化、观念的影响之外，是否还有涉及每一对具体的男女生理、心理复？杂微妙，甚或变幻莫测的因素。在关于夫妻或男女的性道德、性心理、性体验的命题之下，是否存在一种颓丧、失望、漠然的情绪或者说下意识和令人陶醉难以忘怀的至善至美的境界？我们又该如何来评判和理解这一切？思考之二是，即便确实犯有这种过失的男女，周围的人们，以及与他们有关无关的舆论有没有必要大动干戈？这么一种社会心态和文化氛围或者说是俚俗，究竟是有利于我们调动一切人的积极性、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呢还是反之？是在维护我们这个民族的传统美德呢还是夹杂着封建礼教对人性和人与人关系的抑制用小说这一艺术形式形象地来探讨和思考这些生活现象，显然是一件十分有趣味且有意义的事情。于是，在《家教》之后。我写了这本《爸城里的风流韵事》。尽管我写到的一些人物和事件并不是典型的，我还是将其写了下来，以求教于每一位读者我写《孽债》在我的长篇小说《蹉跎岁月》出版的第二年，我写作了一部新的小说《在醒来的土地上》，这是我的第四部和知识青年有关的长篇小说，在这部小说中，主人翁郑璇迫于无奈，嫁给了一个农民，生下了一个孩子。和她相爱的一位男知青在自己有了辉煌的前途时，来劝她离开乡村，她迟疑着、犹豫着——故事也就这样到了结尾。五年之后，我又写作了一部长篇小说《爱的变奏》。在这本书中，男主人公矫楠和乡村少妇罗湘玉有了一个孩子，是矫楠要回上海了，考虑到未来的命运不可预测，孩子更是一个麻烦，他让湘玉堕胎。湘玉不从，她珍惜和矫楠的感情固执地说要把孩子生下来，抚养成人矫楠尤奈，独自回到海去了。这以后的故事只有让读者自己去想像了，作为作者我只能在这里结束故事。写到这里的时候我曾经突发奇想：若干年后，当这个孩子真正长大了，他和亲生父亲之间，会有些什么故事发生呢？说实在的，这一设想久久地激动着我，使得我感到在知识青年的下一代中，还会产生一些崭新的故事。尽管这是可以构思的小说素材，但是“无米之炊”是无法做出来的。我也想像不出这些故事将会是怎么样的。我写《孽债》
三四时光流逝，一晃又是好几年过去了，知识青年这个字眼已经让人感到陈旧和麻木，尽管北京、广州、武汉、成都、昆明、南京好多大城市里的老知青们举行过类似“青春无悔”“追忆当年”等等活动，顽强地想要表现这一代人的存在，但人们再不像当年那样看待用血汗和眼泪浸染过的“知识青年”这四个字。恰在这时，我在回上海探亲时，听说了附近弄堂里发生的这么件事，一个宁波农村来的中年汉子，带了两个孩子，到上海来找他当年的妻子。而他的妻子在数年前回到上海后早已重新嫁了人，并有了新的孩子。于是乎一个女人两个男人三个孩子的故事顿时成了弄堂新闻。我没去穷尽这个故事的底细，只是按习惯随手作了笔记。心里思忖，这倒是个写作的素材。但是仅仅照生活的本来面貌去写那是不成的。上海生活着一千几百万人，上海的包容性又实在太大，同样一件事发生在内地的村庄里、小城镇上会有满城风雨之感，但在上海这仅仅是一条弄堂新闻而已。转眼又是两三年过去了，很偶然地，我又听说了这么件事：在云南西双版纳的一条街子上，有位北京来的旅游者模样的中年女子，始终在街头徘徊，嘴里喃喃着后悔一类的话语。却原来这女子就是当年来版纳的北京知青，她的身上就有一个承受着时代烙印的故事。在插队落户的岁月中，她嫁给了一个版纳汉子，生下了儿子。她原以为这没有希望的日子将永远这样子过下去了，谁知没多久就有了大返城。十几年前尚在乡村的知识青年们大返城时，具体的返城政策中有过两条规定：其一是已在当地安排工作的不能返回，其二是已婚的知青也不能返回。要钻前？条规定的空子似不那么容易，尽管有人辞，职软磨硬缠也有办成了回城手续的，但大多数人顾及到回城之后的遭遇，不敢贸然行动。而后一条规定的羁绊无非就是婚姻。于是乎已婚知青们便断然地采取了行动：有假离婚的，那往往发生在男女双方均是知青身上；也有真离婚的，那多半是和当地农村人结婚的。她看到周围的一些人这么做而且成功了，于是便也和丈夫离了婚，恢复知识青年赤条条无牵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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