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和平崛起需要更强的软实力
“软实力”一词来源于1990年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教授约瑟夫奈在美国著名杂志《外交政策》上发表的“softpower”一文，宣告了“软实力”（或译“软力量”、“软权力”）概念的诞生。嫂索中文小說网網，看最哆的言清女生爾說在1999年发表的“thechallengeofsoftpower”一文中，他这样定义软实力:软实力是一国文化与意识形态的吸引力，是通过吸引而非强制的方式达到期望的结果的能力。它通过让他人信服地追随你，或让他人遵循某种将会促其采取你所期望的行为的规范和制度来发挥作用。软实力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信息的说服力。如果一个国家可以使他的立场在其他人眼里具有吸引力，或者一个国家强化那种鼓励其他国家以寻求共存的方式来界定他们的利益的国际制度，那么他就无须扩展那些传统的经济实力或者军事实力。
在2002年发表的《为何再不能单纯依赖军事力量》一文中，他认为软实力就是“abilityofgettingpeopletowantwhatyouwant”。人们通常将这句话翻译为“同化他人的需要的能力”，但是有部分国内专家却认为，将这句话意译为“引导他人重新界定其需要的能力”更为妥当。如果只是同化他人的需要，那么可能由于满足共同需要的事物具有稀缺性，反倒会强化软实力主客体间的竞争，这可能并不符合主体的利益。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目前西方社会的生活方式的蔓延所导致的问题：由于西方国家民众的生活建立在高能耗、高污染的基础上，在面临能源危机和环境危机的情况下，让人口规模庞大的新兴国家（如中国）的民众都效仿西方人的生活方式，将会使全人类甚至整个地球都陷于灾难之中，因此，能够正确引导非西方国家以理性的态度和科学的方法对待西方人的生活方式方为可取之道。目前，许多拥有远见卓识的人已经开始为此进行呼吁。例如，以《枪炮、病菌和钢铁》一书而闻名于世的美国教授贾雷德戴蒙德在其新作《崩溃：社会如何选择成败兴亡》中就明确指出了这一点他认为：“如果中国和其他第三世界的国家，以及当前第一世界国家，都过着穷奢极欲的生活，地球必定无法承受。”
约瑟夫奈在2004年出版的《软力量：世界政坛成功之道》以及2006年发表的《软实力的再思考》一文中指出，一个国家的软实力主要来自三种资源：“文化（在能对他国产生吸引力的地方起作用）、政治价值观（当这个国家在国内外努力实践这些价值观时）及外交政策（当政策需被认为合法且具有道德威信时）”。与这一时期的观点相比照，在以往时期，约瑟夫奈还强调国际机制的作用，认为塑造国际规则和决定政治议题的能力也是一种软实力。
国家软实力是相对于一个国家的硬实力而言的。国家硬实力是指一个国家的经济实力、军事实力和科技实力；一般情况下国家软实力是指一个国家制度、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向心力。一个国家的硬实力和软实力同等重要，将决定一个国家在世界上的地位和作用，一个国家只有在软实力和硬实力同等强大的情况下才能算是一个真正的强国。在软硬两种实力中，硬实力是基础，是创造软实力的重要的物质条件；软实力能增加一个国家在世界受欢迎和认同的程度，有助于通过文化或是制度上的吸引力增强一个国家的硬实力。但是，以往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一个国家的软实力强弱将是决定这个国家未来综合实力的一个重要的、在和平时期却常常会被忽略的因素。
在2009年召开的哥本哈根国际气候会议上，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中国的态度是严肃的，为推动本次哥本哈根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取得进展付出了巨大努力。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中国近年在节能减排方面采取了一系列重大举措，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作出了巨大贡献。出席本次大会的中国代表团团长、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解振华说，中国推动本次会议取得进展的一个最重要举措，就是提出了控制单位国内生产总值（gdp）二氧化碳排放行动目标。中国政府宣布了2020年单位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百分号)到45(百分号)的目标。出席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的中国外交部副部长何亚非说，中方算过一笔账，从1990年到2005年，发达国家单位gdp的二氧化碳排放只下降26(百分号)，根据它们作出的承诺，到2020年这一指标也只会下降30(百分号)到40(百分号)。中国却承诺到2020年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降低40(百分号)到45(百分号)，这种努力没有前提条件，也不与其他国家减排行动挂钩。从中可以看出，中国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作出了巨大努力。“中国这么做，是从我们本国利益出发，也是从全人类利益出发，”何亚非说。此外，解振华说，中国还要提高能效，发展核电，发展可再生能源，植树造林，在建筑、交通等方面采取节能措施，发展低碳经济等，“这些都是实实在在的措施”。
2007年10月，“建设生态文明”写进了中国**的**报告，为中国环保掀开了崭新一页。“中国第一次提出了建设‘生态文明’的概念，说明中国对保护环境的理解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法国威立雅环境集团亨利普格里奥说。
2007年6月，中国政府发布《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全面阐述了中国在2011年前应对气候变化的对策，这不仅是中国第一部应对气候变化的综合性政策文件，也是发展中国家在该领域的第一部国家方案。
2008年10月，中国政府又发布了《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与行动》白皮书，全面介绍中国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的政策与行动，成为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纲领性文件。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数据显示，在中国政府针对金融危机推出的4万亿元投资计划中，有2100亿元投向节能减排和生态建设工程；用于自主创新和产业结构调整的资金达3700亿元；而经国务院批准出台的十大产业调整和振兴规划也都对节能减排提出了明确要求。
中国还有部分人口没有脱贫，中国政府担负着发展经济、改善民生，以及减缓气候变化并提高适应气候变化能力的艰巨任务，在相同发展阶段面临的挑战比发达国家大得多。
尽管如此，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对发展中国家没有任何强制和约束性要求的情况下，中国充分认识到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提出控制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行动目标。这不仅显示了中国努力应对人类共同挑战的积极姿态，也为中国未来的经济发展带来新挑战。
中国环境保护部副部长李干杰在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大会一个报告会上指出，目前中国主要污染物减排工作取得突破性进展。他说，2008年，全国化学需氧量和二氧化硫排放量分别比2005年下降了6.61(百分号)和8.95(百分号)。2009年上半年，全国化学需氧量和二氧化硫排放量又分别比2008年同期下降2.46(百分号)和5.4(百分号)，这为全面完成“十一五”期间的污染物减排目标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根据国家应对气候变化领导小组暨国务院节能减排工作领导小组公布的数据，“十一五”前三年，全国单位gdp能耗累计下降了10.1(百分号)，相当于少排7.5亿吨二氧化碳。这一成绩来之不易。在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30年里，集中遇到了发达国家上百年工业化进程中出现的种种环境和发展问题。“十一五”期间，中国政府仅用于节能减排的附加投资将超过一万亿元。“十一五”开局三年多来，中国已淘汰小火电机组5400多万千瓦，相当于英国70(百分号)的装机容量。同时，中国还淘汰水泥落后产能约2.5亿吨，小炼铁、小炼钢产能约1.5亿吨。需要指出的是，在当前发展阶段，中国也遇到国内环境制约和资源短缺问题，国内的可持续发展也要求节能减排和环境保护。因此，应对气候变化与国内可持续发展的内在需求在政策和措施上具有高度协同性。中国节能减排，促进环境保护，既是为全人类作出重大贡献，也是对自身负责。
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中国在为减少全球碳排放量的工作上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也为整个国家国际形象的提升创造了积极的条件，为我们的和平崛起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而这其中的基础其实就是中国国家软实力的一种具体表现形式，中国的国际影响力不断得到提高，无形当中也就提高了国家的软实力。
在国际政治中，拥有“实力”就意味着拥有向对象施加影响，使对象按照某种方式行动的能力，倘若没有受到这种影响，对象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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