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藏
西藏高原一直是我梦境中的圣地。她那浩瀚雄奇的大漠，雪裹冰封的荒原，碧蓝清澈的圣湖，万里无云的蓝天，成群嬉戏的牛羊，广袤无垠的草原。还有布达拉宫那永不消逝的佛音，雅鲁藏布江，珠穆朗玛峰那令人无限遐想的神奇和壮美，多少年来都一直在我心灵的梦境中萦绕。而当我真正走进她的时候才真正体会到大自然的不可抗拒和人生的幸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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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到西藏的时间是2000年8月16日。这个日子按中国人传统习俗的认识是一个非常吉利的日子。这一天也正是我从云南返回成都的第二天。我是随同原西藏军区政委，时任成都军区政治部胡永柱主任一道进西藏的。因为西藏军区班子调整面比较大，他是专程代表成都军区负责组织西藏军区班子的交接。
成都飞西藏的民航班机一直是那时叫做西南航空公司，现在叫做中国国际航空公司独家经营的。那时因西藏的旅游还不像今天这样十分地火爆，所以航班比较少，一般只是上午两班，起飞时间也很早。大概是因为高原飞行地理和天候的原因吧，这条航线上的飞机都是清一色的空客和波音757，这在国内的航线中恐怕也是绝无仅有的。我这是第一次乘坐飞越世界屋脊的飞机到西藏，心中既感到有几分兴奋，又有几分忐忑。冥冥中有一种说不出的本能的反应。过去我也有过无数次的机会可以进西藏。我1981~1983年在北京解放军政治学院基本系两年制完成班学习时的同学谢小过当时就在西藏军区的一个师里任领导。我们这些来自三总部、海空军和全军各大军区、军兵种的师团职干部学员都是当时按照时任军委主席的邓小平关于“建设一支现代化、正规化的革命军队”和培养高素质领导干部的要求，在全军严格选拔出来的。那时政治清明，党风纯正，不讲什么关系，也不讲什么背景，全凭的是客观素质和实际能力。党中央、中央军委也对我们寄予了很大的期望。
那是一个风气很正，人人都靠自己自觉努力，奋发拼搏去获得成功的年代。我们在学院里百分之七十的时间学习军事，百分之三十的时间学习政治。这显然是对当时中国军队中军政比例长期以来都是三七开的清规戒律的一个大胆的突破，体现了邓小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军事思想中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精髓。大家对自己要求很高，学习的紧迫感也很强，军政素质，特别是军事素质提高得也很快。
大家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向四个现代化潜心文韬武略，真是有一种“天降大任于斯人，必将苦其心志，劳其筋骨”的学者和大将风度。军委的要求当然也是这样的。通过两年的学习和后来的努力，当年被戏称为“将军队”的我们解放军政治学院两年制完成班一队72名学员均进人了师以上领导岗位，其中有18人进入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军的行列。至今仍有不少的同志还活跃和工作在大军区和军级领导岗位上。当年学员队的生活是比较艰苦朴素但又是十分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那时大家没有手机、没有高级轿车、没有吃喝玩乐，灯红酒绿的诱惑和应酬，更没有跑官要官，买官卖官的怪象。我们在那个年代建立起来的同学友谊也是十分的纯洁，没有今天这样太多的功利色彩和口是心非。小过同志回到西藏后曾长期担任山南军分区的政委，因同属成都战区，有过多次见面的机会，他亦曾多次热情相邀我去西藏，都始终未能成行。
原因固然很多，但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担心身体不适应。按理说我在云南的迪庆高原呆过，应该是没有问题。但还是有很多人劝我不能轻易冒这个险。于是为了身体，我多次放弃了进西藏的机会。而这一次是命令如山倒。不是去旅游观风景而是去赴命守边陲。纵有一万个担心和不放心都是多余的。我那相濡以沫的爱人也决定和我同行。她是老军人的后代，本身也曾经是一名军人。我和她相遇相识在那个绝对政治化的年代，在那个如今已经被炒得很热的风景旅游胜地——云南省丽江纳西古城边的一个军分区的大院里。我们相爱结婚近三十年，我长期远在边防，无法照顾家庭，是她默默承担着一切生活的艰辛，把我们的独生女儿培养成才，并支持我走到今天。常言说，一个成功男人的背后一定会有一个伟大的女人，我虽然说不上成功，但她确实是伟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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