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晓红跨进了月亮城医院。上班那天，没有人陪她送她。杨晓红的男人是这样说的，你自己去，比我们送你去要好得多。杨晓红带着一纸介绍信找到院长办公室，什么问题都解决了。杨晓红没有想到会这么容易，所有的手续都有人帮她跑，最终，她被分在病房，负责给病人量量体温。这个工作比较轻松，也不需要专业知识。本来院长办公室主任准备下午陪她在各个病区溜溜，杨晓红说不必了，她下午就上了班。杨晓红想这事挺烦人的，她应该表现积极点。
杨晓红到底有点紧张，也不熟悉程序。可护士们待她很客气，她们给她一件白大褂，再给她一顶白色的小圆帽，杨晓红也成了一名护士。医院里的工作忙，病房里更是进进出出，有板有眼，杨晓红很快就熟悉了她的分内任务。闲谈之中，护士们个个伶牙俐齿，杨晓红插不上嘴，不过她们都带上她。杨晓红的工作太简单，看着她们忙碌，她就想插插手，她们便劝她：比如看看报，喝喝茶什么的———你很快会习惯的。于是杨晓红每天把她们订的报纸放到她们的桌上，或者衣袋里，她还给她们加上茶。现在，杨晓红的对面是一堵墙壁，白墙上贴着母乳喂养好的宣传画。赤裸的婴儿依偎在母亲胸前，两只饱硕的乳房，一只被婴儿吮着，一只被婴儿抓着。当然，这个镜头会不断地被来来往往的陌生人所隔开，其中的一些走到杨晓红面前，向杨晓红伸出手来，这无疑是些个要测量体温的病人。陌生的人流每天都在杨晓红面前涌动着，从早到晚，一批又一批，他们穿着各异，形态各异，有的拖儿带女，有的形单影只，有的老态龙钟，有的生龙活虎，可没有一个人给杨晓红留下特别的印象。他们转瞬即逝，如同风中的落叶。杨晓红为自己的这种感觉而心惊肉跳。过去她不是这样子的。杨晓红在过去的工厂里还是有人缘的。杨晓红尽量调整自己，控制好情绪。她对每一位来测试体温的人都带着微笑，她的动作轻柔，问语亲切，她和蔼地指点他们该找谁就找谁。她这样做，确实起到了一定的效果：病人们在她面前都很放松，有时候还把一些衣服包裹寄存在她的桌上，她的脚边。他们的胆子渐渐大了，有时候也敢同她高声说笑，不过杨晓红总是一边微微点头，一边做手势让他们压低声音。空闲的时候，这些病人的家属或者就要出院的病人就会离开病房，他们告诉家里的事田里的活，孩子的表舅村里的提留，说到伤心处他们会哽咽难言，说到兴奋处他们又手舞足蹈。告别时他们会一步三回头，嘱她有空去乡下，“不为别的，去看看我们不算，城里人总喜欢透透空气吧。”
听这话时，杨晓红一边忙活着，一边想：我什么时候成了城市人了？我像个城市人吗？能够让她确认的是，和她聊天的总是些乡下人，不过让她揪心的是，她仍然不能积存起对他们的印象与记忆，对于他们生活中的苦难与欢乐，她也激发不起同情与欢欣，她始终处于空白地带，鲜活的细节不能刻下擦痕，眷眷的情感也不能扬起浪花，这是多么的冷漠这一切难道是因为她置身在医院，是医院白色的背景使她的心灵先于那些病人的肉体早已死亡？杨晓红不太相信，可是她观察过她的同事们之后，结论却更加坚实了：她们同她一样，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她们与病人或病人家属的关系，同样是那种整齐划一的冷漠的关系，仿佛事先说定。她与她们的唯一不同之处，就是她与病人或病人家属多多少少还有一些交流与沟通，然而这样的交流与沟通却因为本质上的一致（冷漠）显得更为残酷了。
为了摆脱这种让自己心惊肉跳的局面，杨晓红开始打扫病区的走廊，她来到哪个病区，就打扫哪里的走廊。常常有病人兴冲冲地找到她，打听测量体温的医生，杨晓红也不吭声，只是放下手上的活儿，抹一把汗，“跟我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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