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人权宣言
为了根绝人类冲突，人们必须进化出一种拒绝仇恨、暴力、复仇的能力，这种能力的基础就是爱。——马丁路德金
废除了旧的封建制度后，制宪议会开始建立新的秩序。首要任务是起草一部宪法。鉴于宪法不是一成不变的，它具有时间和空间上的局限，制宪议会认为，有必要制定一个宪法的前言，这个前言将超越时代，超越国家，超越宗教禁锢，直接以人类宪章的形式，向全人类宣告所有人的生与俱来的、永恒的自然权利。
于是，诞生了。
这个气势磅礴的宣言有着史诗一样的开头：人生而自由，权利平等。对人权的无知、遗忘和忽视是造成公众灾难和政治**的唯一原因。她的第一条宣布：“在权利方面，人们生来是而且始终是平等的。”与北美独立宣言不同的是，这个定语“始终是”，超越了独立宣言所定义的略嫌抽象的平等。一旦存在事实上的不平等，动用起义在内的一切手段，来追求平等权利，就成了绝对的、紧迫的要务了。
第二条进一步阐述道：这些权利就是自由、财产、安全和反抗压迫。在这里，反抗压迫首次被立法确认为人的天然权利，暴力戴上了神圣的桂冠。以后的93年修正案中，更是直截了当地提出，面对政府的压迫，人民有起义的权利。
人权宣言是人类宝贵的精神财富，它将彻底打破中世纪人为设定的精神禁锢，从根本上粉碎人们千百年来认为是绝对正确的、默认的人与人不平等的秩序；它在旧秩序的废墟上创立了不朽的原则，为人类迈入现代社会奠定了基础：它所创立的原则一直沿用至今：平等、自由、财产，自由思想、言论出版自由，无罪推定，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人民监督政府，三权分立等等。
人权宣言受美国宪法的影响颇深。杰裴逊当时是美国驻法国大使，拉法耶特在三级会议召开前就和他商量过宪法方案。
人权宣言吹响了人类解放的号角，为人的思想带来新生。它是法律和人权领域的圣经。
关于思想自由，人权宣言的第十、十一条写得明明白白：“任何人不得因他的意见、甚至信教的意见而遭受干涉。自由传达思想和意见是人类最宝贵的权利之一。”但是，正如耶稣提倡宽容仁慈，宗教裁判所却打着他的旗号进行恐怖的迫害一样，革命发展到后来，完全和人权宣言的精神背道而驰。正是那些高呼自由口号的人，对别人的意见、甚至信教的意见横加干涉，把传达了不同思想和意见的人送上断头台，把人类最宝贵的权利踩在脚下践踏。标榜自由的革命，完全彻底地走向了自由的反面。
自由的倡导者尚且对自由的理解如此不堪，要让国王，这个旧秩序的天然维护者来理解自由，自然是难上加难。
8月26日，国王拒绝批准了制宪议会通过的人权宣言。消息传开，人们再次义愤填膺，全国各地掀起申讨浪潮。
眼看国王如此冥顽不灵，他对议会的否决权是否有必要维持下去，就成了议会研究的难题。穆尼埃首先代表宪法委员会提出议案，声称，为了“保证行政权力不受立法权力的任何侵犯”，应该让国王成为立法机构的一个组成部分，议员们的决议在成为法律之前应该受到国王的批准。
穆尼埃的议案引起了分裂，在议会内部产生了激烈的争论，激进的议员们愤怒地评价道，议会好不容易取得了权力，现在这么折腾，岂不是“辛辛苦苦一整年，一夜回到革命前”?
关于否决权的争论逐渐超越议会，在全国蔓延，现在田间地头，街头巷尾，全法国都在议论它了。人民也愤怒地认为，既然所有权力都属于2000多万人民了，否决权怎么能归国王一人所有？大家把国王的否决权称为“贵族的否决权”。
在巴黎，报纸上通篇是大声疾呼，“我们刚从奴隶制走向自由，现在又要从自由走向奴隶制！”“跪着的巴黎人，站起来吧！”大街小巷出现了起义的叫嚣。一个爱国派的男爵在罗亚尔宫组织了15000人的队伍，他们在巴黎四处游行，呼吁向凡尔赛进军，把那些被贵族收买的坏议员统统干掉！
在凡尔赛，议员们同时收到好多匿名信，威胁说如果议会通过绝对否决权的话，那些坏议员，包括议长在内，他们的城堡和房屋将被烧毁。这些恐吓的话让议员们整天惶恐不安，议会不得不动用国民卫队来做议员们的保镖。
在议会里无休止的争吵中，为了张声势，议员们选择志同道合的人坐在一起。逐渐地，反对否决权的议员坐在了议长的左边，赞成否决权的坐在了右边。议长眼睛一亮，发现这是个偷懒的好办法：计算人数实在复杂，现在这样坐，不就可以一目了然地知道谁的人多了吗？谁人多咱投靠谁。于是议会干脆把这个坐法用法规固定下来，从此拉帮结派开始法规化、制度化，政治斗争中出现了“左派”和“右派”的名词。
左派队伍里人才济济，他们中既有“三巨头”迪波尔、巴纳夫、拉梅特这样正在冉冉升起的政治新星，也有拉法耶特这样的实权大佬。米拉波虽然强大，却没有自己的派别，他审时度势，坐在了左派一边。像罗伯斯庇尔、佩蒂翁这些更加激进的雅各宾派，是骨灰级的左派，在庞大的左派团队中，竟然属于非主流，不怎么起眼。
右派虽然人数也很多，有能力的人却没几个。僵硬保守的立场阻碍了他们的视野，让他们成为毫无个性的庸俗之辈。搞笑的是，这些人当中有个米拉波子爵，他是那著名的米拉波伯爵的弟弟。这子爵最卖力的工作竟然是跟他哥哥唱反调，不遗余力地攻击、诽谤他的哥哥。在大革命这个大舞台上，兄弟反目的事情比比皆是，但米拉波子爵的演技实在太拙劣，让他成了议会的笑柄，有人怀疑他是为他兄长玩无间，故意用小丑一样的言行，来突出他兄长高大光辉的形象。
有一些人处于中间偏右的位置，他们是以穆尼埃和拉利－托朗达尔为代表的温和派。他们被称作“王政派”，他们虽然同意要限制国王的权力，但归根结底还是主张给予国王否决权，因此他们离右派也就不远，大概五十米远。
喧嚣吵闹中，米拉波出场了。出人意料的是，这位一向自诩革命的议会精神领袖，偏向了右派一边。他提出折中的方案，要求国王拥有延缓的否决权。米拉波认为，只有在一种权力能制约另一种权力的地方，自由才能存在。如果没有机构去牵制议会的职权，议会就可能将另一种**强加给人们，成为套在人民脖子上的新枷锁。因此，为了阻止新贵族的诞生，维护人民的自由，人民需要给予国王否决权。米拉波的信条是“既不允许议会吞噬国王，也不允许国王取消议会。”
米拉波施展开善辩的天分，最后在拉法耶特的支持下，终于说服了议会中的多数人，决定给予国王相对的否决权，国王有权否决两期议会提出的同一法令，但第三期议会如果继续提出，则法令生效。就这样，权力制衡的框架已经搭好，议会和国王都和谐地取得了能相互制约对方，又不至于导致独*裁的部分权力，米拉波信心百倍地说，“这次大革命无需暴*行和眼泪。”
后来的历史证明，米拉波的构想是正确的，可惜历史车轮走向的，恰恰是米拉波竭力想避免的那条路。资产阶级秀才们在议会设计好的和谐梦想，一遇到巴黎民众的暴力干涉，瞬时肥皂泡似的破灭了，大革命用暴*行和眼泪证明了一条中国歇后语的正确：秀才遇见兵，有理讲不清。
激进人士对米拉波的反感开始与日俱增，议员们认为米拉波肯定是被宫廷收买了，成了可耻的叛徒。1789年11月，议会专门针对米拉波通过一项动议，禁止议员兼任大臣。“一个善辩的天才在他不过是个议员的时候，已能左右议会；假使在其口才外再加上大臣的权力，那还了得吗？”议会对米拉波的不满和忌惮可见一斑。
在提到否决权的时候，立法机构的组成也就成了相应的问题。如果存在一个上院，下院自然就受到了监督，符合了分权原则。穆尼埃见左右双方相持不下，抛出一项议案，主张先谈这个问题。他主张效仿英国美国，实行两院制，由众议院和参议院共同组成立法议会。
“（强大的议会）如果在制定了宪法以后仍旧保持下去，最终会把一切都毁了的……而分别议事的两院，则可以保证各自作出理智的决定……”穆尼埃说。
这个主张立刻遭到右派中贵族代表的强烈反对。他们愚蠢地认为，如果设立参议院，自己的权利将被架空。在封建权利已经明文规定被取消的时候，他们还在自信地认为能保住特权，而不愿意接受至少名义上还能保留的一些东西，真不知道是怎么想的！他们以为，自己能控制特权等级占明显少数的议院吗？
果然，平民代表们也反对设立这样的贵族院，于是议会以压倒多数通过了一院制议院的方案。随着革命的深入，贵族阶级很快将会发现自己在议会里的发言权利都被剥夺了。“自由的专*制”终将建立起来，并真的毁了一切。</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