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九章僧侣的反抗
几时人为了我而辱骂迫害你，捏造一切坏话诽谤你，你是有福的，因为你的赏报是丰厚的。——圣经马太福音5.11
死刑已经是一种太温和的判决，要用烙铁烙他们，斩断他们的手指，割下他们的舌头。——马拉
从此，法国告别各阶层和谐相处的蜜月期，进入了一个动荡不安的新时代。
前面说到，教会财产被国家一口吞进了肚子。1790年11月，尝到了甜头的议会，又颁布了，规定全国所有神职人员，必须对宪法和教士法进行忠诚宣誓，宣誓效忠新宪政，忠于国民、法律和国王。
可是，圣经上明明白白地告诫我们，什么誓都不可以起。“你们的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若再多说，就是出于那恶者。”对于一心只遵循上帝之路的教士来说，这样的宣誓，岂不是等于把那部老是改来改去的宪法，还有那让教士打心眼里抵触的教士法，统统当成偶像来崇拜吗？
这样的规定，在一个虔诚的教士看来，等于要他承认，世界上除了那个独一无二的上帝之外，还另有一个世俗的上帝。
这完全是一种信仰上的侮辱。
教士们又做出了强烈的抵抗姿态，纷纷拒绝宣誓。
此时的教会财产已经换了主人，教士们所拥有的，只剩下表面的尊严了。制宪议会如果能顾虑一下教士们的宗教感情，稍微变通一下形式，不做更多让教士抵触的表面文章，局势还不至于更糟。
可是，制宪议会早就被一次次的胜利冲昏了头脑，越来越骄傲自负。它认为自己既然代表了国民，就必定是永远正确的，与自己的对抗，就是与国民的对抗，与真理的对抗。
议会对教士们的顽固态度恼怒不已。为了压制教士们的反抗，首先必须压服自己内部的反抗，因此议会做出决议，规定教士议员首先宣读誓词：“我将务必使本教区教徒忠于国民、法律和国王，尽力维护国民议会颁布并由国王认可的宪法。”
议会以为，人数上处于少数的教士议员，肯定会屈从多数人的压力，他们会给那些顽固的教士做出榜样。谁知议会打错了算盘。教士议员中，只有塔列朗和另一个主教服从了，剩下的教士议员全部拒绝宣誓。
有了在议会里的议员做出榜样，教士们的反抗决心更大了。巴纳夫更加恼羞成怒，提出了进一步的建议。1791年1月3日，议会决定，对那些没有宣誓的教士议员，由议会主席提出质问，希望那些拒绝宣誓的教士议员在众目睽睽之下屈服。
被点名的阿让主教，走上讲坛，简洁地说道：“我绝不宣誓。”，就走了下去。
嘘声四起中，又一个本堂神父走上讲坛，平静地说：“我是天主教之子，我不宣誓。”
本堂神父的话又引起了一阵愤怒申讨。又见一个70高龄的主教走上讲坛，对着愤怒的议员和旁听群众，傲然说道：“我不会亵渎我的年龄，我绝不宣誓。我将耐心地等待死亡。”
就这样，议会中大多数教士代表，纷纷走上讲台，面对着怒火满腔的听众，表示了毫不屈服的立场。
议会成了教士们呼吁反抗的讲坛。
全国160名主教中，只有7个人进行了议会要求的宣誓。
议会更加恼怒，它又通过了巴纳夫的另一项议案，威胁说，那些拒绝宣誓的教士，不论是主教还是本堂神父，将被一律撤销神职，取消工资和公民权，他们的职位宣布为空缺，等待那些进行了宣誓的教士前来替代。那些顽固不化的教士，更将送交法庭审判。
大批大批的教士被撤了职，可是他们仍旧不肯屈服。一时间，很多地方的施洗、婚丧、忏悔、布道等公共事务没人主持，让群众十分恐慌。政府只好发布命令，让那些还没毕业的候补教士提前毕业，但是大多数主教，拒绝为这些提前毕业的教士授职。塔列朗还有少数几个宣誓了的主教，只得担任起消防队来，紧急赶往各地，为那些候补教士主持授职仪式。
1791年3月，外部力量也加入了进来，局势变得更加混乱了。
远在罗马的教皇，终于打破了长时间的沉默。教皇公开、郑重地谴责法国革命和教士法。教皇指出，人权宣言和法国革命的那些理念，不符合基督教教义。
一旦表明了立场，教皇的谴责就如同黄河之水，滔滔不绝地向着革命扑来。4月，教皇再次发表谕旨，宣称那些拥护教士法的教士，是对神的亵渎，需要停止他们的教职。
好像说完这些还不够解气似的，教皇更进一步干涉起宗教信仰自由。他认为，法国革命给予民众信仰自由，让异教徒们与天主教徒平起平坐，那是对神的蔑视。
教皇的讲话等于宣称法国革命是异端、魔鬼，彻底否定了革命所做的一切。这些火上浇油的论断，使得原本宽容温和的信徒，也陷入了彷徨迷乱之中。本来就剑拔弩张的局势，变得更加剧烈、疯狂。
教皇这个激烈的举动，导致了普通法国人精神领域的分裂。千百年来，人们虽然在内心里对教皇多有诟病，胆敢公然与教廷对抗的倒也不多。
作为耶稣基督在世界上的唯一合法代表，教廷决定了人们灵魂的去向。一个人一旦被教皇宣布革出教门，他不仅失去了活着的意义，更糟糕、更可怕的是，当面临上帝的最后审判的时候，他就只能去地狱了。德意志皇帝亨利四世，就因为不听教皇的话，被教皇革出教门，害得这位堂堂皇帝陛下只得俯首帖耳，在冰天雪地里赤脚站了三天三夜，祈求教皇的宽恕。
皇帝尚且如此害怕教皇，普通民众就更加不用说了。天主教会在法国平民的思想里仍旧根深蒂固，毕竟人人都害怕下地狱。
地理位置四通八达的法国，曾经是民族大迁徙的通途，各民族的人纷至沓来，凯尔特人、拉丁人、日耳曼人、维京人都在那里留下了巨大影响。因此，法兰西民族远不能说是铁板一块，法国人有的具有南方拉丁人的热情奔放，有的具有日耳曼人的克制古板。现在，支持宪政派的地区，大致集中在思想奔放的东南地区和巴黎，支持反抗派的，则大致集中在信仰比较虔诚的西部和北部地区。整个法国因为教士法的推行，变得四分五裂，濒临内战边缘。
里有这么一个情节，当敲钟人卡西莫多救了艾丝美拉达，一边高喊“圣地！圣地！”的时候，那些想把美人绞死的人，就再也不敢冲进教堂抓她了。一个罪犯一旦到了教堂，也就是进入了安全的避难所。
中国也有类似的情节，鲁智深杀了人，一出家做和尚，人们就对他以前的罪行不再追究。就连大人物建文帝朱允炆、闯王李自成这样的人，据说也是出家做了和尚，躲避了政敌的追杀。对于虔诚的信众来说，教堂也好，庙宇也好，那是精神领域的神圣地盘，不允许任何世俗权力在那里任意兹行。
一个普通的罪犯尚且如此，作为上帝代言人的教会，当然就更应该有超脱于世俗、不受世俗干预的权力。这样的权力来自于上帝，来自于人们内心中跟随真理的渴望。一个从小把圣经当成宇宙间唯一绝对真理，只对唯一的上帝宣誓效忠的人，你怎么能把另一本世俗人间的律法强加给他，要他宣誓效忠，哪怕这本书有多么正确呢？
口口声声标榜自由平等，宣称信仰自由的革命，却不给宗教自由一席之地，甚至连表达一下自己内心的好恶都不可以，这与人们所深恶痛绝的宗教迫害几乎没什么两样，唯一不同的，只是革命这个新宗教替代了以前的基督教。
为了自由平等这个革命的初衷，革命开始背离自己的原则，走向了自由平等的反面。这实在是非常值得警惕的可怕倾向，可惜热火朝天干革命的人们，没有注意到这一点。
教士法强行推行大半年，仍有一半的教士拒绝宣誓。教士分成了反抗派和宪政派两大阵营，就连许多当初热情讴歌革命，为巴士底狱起义敲钟庆祝的教士，也加入了反抗派的行列。
大量的教士无法容忍这样的宗教迫害，纷纷出逃到国外，与境外的顽固贵族们结成了一党，时刻准备着反攻倒算。那些留在国内的教士，则在四处流窜，鼓动人民不要被这帮犯天渎神的雅各宾匪徒诱入歧途。教士们甚至要求人们不要买卖教会地产，不要向政府支付税收。
一些虔诚的教徒，把反抗派教士看做殉道圣徒，拒绝承认宪政派教士的教士资格。有些人宁愿新生儿失去户籍，也不愿意让宪政派教士为孩子受洗。
宪政派则强行关闭了很多偏向反抗派的修道院。
就这样，一个原先人人团结一致，向着君主立宪的康庄大道平稳过渡的国家，因为教士法的推行而变得四分五裂，全国的团结从此中断。
一场可怕的宗教战争拉开了序幕。
在这场波及全国的抗争中，反抗派教士完全处于弱势，在巴黎，他们更是成了过街老鼠。在巴黎街头，前往参加罗马式弥撒的修女们，被人掀起裙子鞭打，国民卫队士兵们，则站在一旁讪笑。
此时的国王，如果参与这痛打落水狗的围殴，一定会取得大批激进民众的好感，从而使得自己原来摇摇欲坠的王冠，变得更加稳固起来。米拉波、巴纳夫等一些议会的领袖，就是这么做的。
可是，作为一名国王，公正公平是他执政的重要原则。他必须考虑到方方面面，照顾到国家的各个阶层，他怎么忍心为了一部分人的利益，而执意与另一部分人为敌，不顾那些人的反抗，把他们一步步推向毁灭？这绝不是一个宽容的好国王所愿意做的。
而宽容，正是那些革命领袖们、暴怒的民众所忽略的字眼，形势让他们变得越来越激进，早就把这个人类最美好的品德忘得一干二净。
作为一名虔诚的基督教徒，路易十六打心眼里反对危害教会权益的教士法。国王自己所用的教堂，全都是反抗派教士，这种明显的反抗姿态，已经让巴黎民众觉得怒不可遏。
而对于议会提出的有关教会的议案，路易十六更是摆出了反抗的姿态，多次威胁动用否决权加以否决，巴黎民众开始对路易十六越来越反感，给他取了“否决权先生”的绰号。
不过，要动用否决权，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国王这时候早已成了傀儡，他的权力，无论是签署法令，还是动用否决权，都只有大臣一起签字，才能有效，而大臣几乎就是议会指派的，他们必须时刻向议会提供述职报告，接受议会的咨询，时刻担心着议会的弹劾。议会才是大臣的真正主人，大臣可以不买国王的帐。
议会一再要求国王批准的宣誓令，路易十六一直拖着没批准。制宪议会一直催逼，内阁部长轮番劝说，后来在害怕之下甚至提出了辞职，国王才无可奈何地批准了。
1790年12月27日，路易十六被迫在法令上签字，他给议会写了信，批准执行。迪波尔－杜泰特在旁边签名副署。信上说：
我刚刚批准了11月27日的法令……我之所以未立即批准这个法令，是因为我希望怀柔先行，严厉为后。我相信，如果给人们一些时间，使其心情平静下来，此法令的实施所得到的拥护将会使国民议会同我一样感到高兴。
希望这一出于审慎的考虑能为大家所理解……我同国民议会间的这些相互信任，是使动荡不安的人心安定下来，克服各种阻力最为可靠、最为有力的手段。此相互信任是必须的，我有权得到。注1
路易十六一面签字，一面叹息道：“我宁愿做一个庄园主，也不愿做一个法兰西王。”
不过，路易十六又说：“好在这样的局面，是不会长久的。”注2
可能，他在批准教士法令的时候，开始打起了逃跑的念头。
注：
1饶勒斯：第364页
2马迪厄：第113页</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