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去世以前，米拉波从国王那里一共得到12000法郎，在议会里，米拉波大声呼吁国王的正当权利，私下里，米拉波给国王写了51份建议和密函，劝告国王温和节制，顺从革命潮流。
米拉波劝道：“请把新形势和旧制度做个比较，就会发现安慰和希望。国民议会有部分法令，而且是最重要的法令，对君主制度有利。取消高等法院，取消三级会议省份，取消教士、贵族集团和特权阶级，难道这是小事吗？……这种平等的表面，却便于权力的执行。多少**政府都致力于加强国王的权威，但他们所做的一切，还不如革命在这短短一年中所做的多。”注1
米拉波劝导国王说：“您所率领的人民，将其力量的使用权交付给您，只是为了其自身利益，或者说，只是为了内部和外部的公共安全。您并没有把这个使用权从人民手中夺来，因为他们在把权力托付给您时，他们才是最强大的。为了实现人民的最大利益，他们尊重您，服从您的指挥。说得更确切一点，他们是向您付出了代价的，而且是很高的代价。因为他们希望您能带给他们比这个代价更有益的东西。
总之，您只是人民首要的雇佣者，而且只能是雇佣者。”
由此可见，米拉波始终没有放弃自己的原则，而这也正是革命导师卢梭奉行的社会契约原则。他虽然收了国王的钱，但是他把这些钱看成宫廷“地下内阁”的薪资。因此，与其说他被宫廷收买，还不如说他企图拉拢宫廷，把路易十六改造成一个革命的领导者，与人民一起，向着自己心目中的理想法国迈进。
在米拉波心目中，自己为之效力的是建立法国的新秩序，而绝不是以前的旧秩序。既然国王、宪法是法国不可分割的一个整体，自己为国王效力，也就是为宪法效力，一切都是应该为法国的未来，而不是只做国王的奴仆。
米拉波起了一个缓冲剂的作用，法国才没有酿成更大的军事冲突，君主立宪制暂时得到了巩固。
可悲的是，国王和王后需要的，却正是一个俯首帖耳的奴仆，一个一切都只对宫廷惟命是从的应声虫，而不是米拉波、拉法耶特这样意志独立的、企图把宫廷和那些整天喊打喊杀的暴民结合在一起的盟友。
王后从来就不信任米拉波，她始终只是把米拉波当成一个可以被利用的人，而不是可以推心置腹的朋友。在王后心目中，米拉波不仅相貌丑陋，更是个生活腐化堕落的流氓，因此米拉波不论做出怎样的努力，在王后看来都是为了邪恶的目的。
当米拉波壮怀激烈地在议会高谈阔论的时候，国王和王后总是摇着头，一再说，这个阴谋家实在是不可救药了。
至于心胸豁达的拉法耶特，他也从来没有得到过王室的绝对信任。
在王后看来，这个从旧制度里得到了无数好处的既得利益者，却一心一意地自挖墙角，以摧毁旧制度为乐，这样的叛徒，如果不是疯子，那肯定就是恶魔的化身。更糟糕的是，这个恶魔家财万贯，不会像米拉波一样为五斗米折腰。米拉波虽然凶暴，还可以用金钱拉拢，拉法耶特却像撒旦一样找不到命门，那就更加是个十恶不赦之徒，没有任何利用的价值了。
因此，虽然承蒙两次救命之恩，王后还是一直对这个贵族的叛逆者怀恨在心。
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王后也没有原谅他。
更加糟糕的是，在王后看来，不仅米拉波和拉法耶特，别的这个派那个派，他们全是乱党分子，都好不到哪里去。王后认为，不管是王政派、君主立宪派也好，雅各宾派也好，他们全跟蛇一样，是上帝的天然敌人，也就是王权的天然敌人——不管是张开血盆大口的毒蛇，还是面容姣好的美女蛇，他们心中唯一的目的，就是害人，把人推向万劫不复的地狱。
王后在内心里把他们一视同仁，全部判处了死刑。
看看这些乱党，都是些什么人呀。米拉波是个丑陋的麻子；塔列朗瘸了一条腿；罗伯斯庇尔永远哭丧着一张惨白的脸，活像一具千年古墓里爬出来的僵尸。这些丑陋不堪的小丑，把议会变成了一个可笑的马戏团。
要说起人品，这些革命的弄潮儿就更是让人心存鄙视。巴伊是个不务正业的天文学家、半路出家的政客，他的痴心妄想，比他用天文望远镜看到的还要离奇；拉法耶特生下来就有反骨，他沽名钓誉，嘴里说着三纲五常，可是他那些大逆不道的朋党，早就把他的野心说了出来：他们竟然妄图效法中国宋朝的陈桥兵变，要给这个法国的赵匡胤披上黄袍。
至于满嘴自由平等的巴纳夫，现实生活中却是个残酷的大奴隶主，种植园里黑人的血汗，让这个年轻人腰包满满，才能有钱在议会里高呼人权；更不要说西哀耶斯、富歇之流，这些家伙个个口是心非、道德败坏，由他们所领导的革命，还能好到哪里去呢，怎么能指望宫廷与它同流合污呢。
以后，数不清的王政派、君主立宪派为了王室肝脑涂地，王室不仅丝毫不领情，反而与他们一再产生分歧，幸灾乐祸地看着这些企图挽救王权的人走向毁灭，无不是因为如此。
米拉波却没有意识到宫廷把自己想得如此不堪。这个真诚的造反强盗，一旦接受了招安，向宫廷表示了忠诚，就一条道走到黑，忠实地履行着自己的诺言。他义无返顾地一手拉着国王，一手拉着人民，在这条越来越窄的小道上越走越黑，直到最后，被革命大潮摔得粉身碎骨。
国王被迫迁到巴黎后不久，米拉波就建议路易十六离开巴黎。这个天才人物的目光仿佛能透过一切迷雾，预料到多年后的可怕未来。米拉波认为，巴黎已经不可救药，这个到处充斥着激进的演说家、愤怒盲从的无套裤汉的城市，早已陷入了冲动迷乱之中。国王只有走出巴黎，利用外省的力量，把巴黎孤立起来，革命才会走上理性的道路。
那么，国王要到哪里去呢？米拉波认为，万万不可跑到边境附近的地方，因为那里太敏感，很容易让人民联想到国王企图勾结外国，更加激起人民愤怒的爱国主义，从而做出对王权不利的狂暴举动来。
米拉波认为，国王应该出走到境内的鲁昂或者枫丹白露附近，这两个地区向来是巴黎的粮仓，人民对国王积极拥护。作为一个革命的国王，他不能偷偷地逃出去，他不能给人民留下耍阴谋的印象。国王应该是大模大样地从巴黎突击出去，在外省稳住脚步，然后向人民发出呼吁，把人民团结到国王周围。
如果宫廷采纳了这个建议，国王就不再是个受欺压的对象，而是摇身一变，成一个革命派的领袖了。国王将在外省建立另外一个革命中心，率领着外省人民，向盘踞在巴黎的议会展开进攻。
如果这样，法国的历史就会被彻底改写。
可惜，俗话早就告诉我们：道不同，不相与谋。米拉波与路易十六这两个信仰性格、地位立场截然不同的人物，要能在一起相谋，实在是不可能的事情！
按照米拉波的计划，国王虽然逃离了巴黎，难道不会给奥尔良公爵造成可乘之机吗？这个野心勃勃的人，不是早就在觊觎神器，做梦都想成为国王吗？
更何况如此一来，教士阶层将被彻底牺牲。而避免流血，避免迫害，不正是从1789年开始，国王就一直在努力的目标吗？
为米拉波和宫廷牵头的拉马克伯爵说道：“这似乎是为了另一个时代和另一些人制定的计划。”
就连王后也说道：“他的计划从头到尾都是疯狂的。”
路易十六没有接受米拉波的建议，这使得米拉波十分沮丧。</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