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七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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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七章

    先写的后记

    本来按照惯例,都是一本书写完之后才写后记,我却是在写《夜雾》之前写了。1998年7月,完成了“当代都市长篇小说三部曲”之一《夜风》、之二《夜雨》的初稿后,本打算写一部分中短篇小说和散文的,但写了几篇却不怎么满意——那股子非写不可的冲动没有上来。8月至12月,应人之邀在组织采写和主编了一本令人极不愉快的纪实文学集的同时,第三部长篇小说《夜雾》的创作冲动就像山泉一般咕咕嘟嘟地冒了上来。

    写这个长篇的核——大桥的坍塌,早在几年前就有了。但在生活中却一直没有碰上原型,就在与朋友议论此事之时,却传来了西南某地一座大桥坍塌造成几十人死亡的惊人消息。生活本身竟印证了我许多的想象。我就搜集了一些关于塌桥的资料,保存起来。

    写这本书,我还是不想多写中上层的人物,主要想写小人物。小人物占了我们这个世界的大多数。以往的有些作家,都是写小人物写成了大师。而有些作品中着力塑造的某些大人物中人物,却没有多少艺术的光彩。所以我还是想向前辈作家学习,写都市里最不起眼的小人物。写他们的婚丧嫁娶,喜怒哀乐,命运沉浮。因有了前两部趟路,估计第三部写起来要快一些。中间又隔了半年,沉淀、消化,泉窝里积蓄了不少泉水。写作时,思路与第一、二部不但不会雷同,反而会是新颖的、独特的,是另辟了一条蹊径。

    希望能在三个月内写出初稿。并希望在20世纪的最后一年里完成。而前两部,也希望能在1999年出版,今年出不了,就明年、后年。起码先出一个。如果三个都能出,那就是我这个一直不怎么走红也不怎么走大运的所谓作家的一件大事了!

    1999年2月19日(正月初四)11时58分

    现在还很后悔,组织采写主编那本纪实文学集,持续五个月的时间,净花去的时间也有三个月。如果用那三个月去读书、采访、写初稿,《夜雾》该有个雏形了。而今,已过去了半年多,我竟才开始写。人误地一时,地误人一年哪!也只好拼命赶上去吧。你呀你呀!都快到知天命之年了,却还是老不接受惨痛的教训,还是没能把握住自己。

    3月6日7时

    如果去年8月不接手主编处理交通事故的那本书,而是直接开始《夜雾》的采访和创作,估计这本书在半年的时间里,早就完成了初稿。我现在也就可能在比较从容地对它进行精雕细刻了。但屡不接受教训的我,却接了那本破书(书名也是我起的)。不只白白地为人家忙活了五个月,又气得自己火冒三丈,直到被气得在2月5日晚上10时来了一次心脏不适,把妻子女儿吓得不轻。过去我的心脏从来没出过任何问题。而那本书的许多本应处理完的问题,却因对方的不讲信用至今未处理完。我不能再恼火了,再生气人家又不知道,气死了也是活该。也就以“不与之一般见识”和“既来之则安之”的自我安慰,来对待这件事情吧。

    但对于自己的创作,却绝对不能等待,更不能放弃。我必须在50岁之前完成“都市长篇小说三部曲”。尽管不断有媒体说图书市场一年比一年糟糕。还有人写文章,说文学在电视、互联网面前,已变得越来越没用了,快消亡了。但我却仍要把第三部写出来。文学自有它自身的功能,电视、互联网只能占领它的一部分阵地,却永远也取代不了它独特的地位和作用。我正年富力强,不借此大好时机写出来,难道要等七八十岁时,哆哆嗦嗦着老手,每天几百个字几十个字的速度去写吗?到那时候,你还有这股子冲劲儿和激情吗?

    于是我迅速行动起来。先按原先的设想拟了个大纲,列了个人物表。本来是想以一座大桥从设计、施工到坍塌为核心事件的,就找朋友联系建筑系统,找建筑方面的技术人员了解情况,但跑了十几天,费了不少劲儿,却发现自己仍是个建筑盲——要想在较短时间里了解清楚建筑(桥)的方方面面,几乎是不可能的。可能是又打东外环路胶济线的铁路桥下骑车过时,脑子里火花一闪——还是写化工厂吧。我20多岁时在化工厂呆过四年,了解一些化工企业基建生产的基本知识,后又去过不少化工企业,如再去了解化工企业肯定比了解建筑行业容易得多。还有一点是我对化工企业很有感情,很容易使自己激动起来。写长篇没有激情是不成的。决心即下,又开始了第二次行动,跑了四个化工机关和两个化工企业,两个机械企业,又在济南和到外地采访了三名肾移植后基本康复的病人,一个是老工人,一个是中专学生,一个是银行的职员,还采访了一位做肾移植手术的专家。又让一位当医生的侄子领着看了血液透析病室,跟两名病人作了交谈。还在医院里转了几圈,仔细看了看那个环境。包括防空洞改成的简易旅馆,还有垃圾箱等。心里就踏实多了。于是我就决定铺开摊子要写,岂知在这个时候闹了一场感冒,发烧到38.9c。晚8时妻陪我去市中心医院打吊针,直到深夜12点才归。之后又躺了三天,折腾得不轻。也就直到今天下午才算正式开张。

    计划三个月写出40万字的初稿,那就是7月12日。三个月的时间算起来是挺紧张的。如果每天都写,平均每天4400字。这期间肯定会有被挤占的天数,那就车到山前再找路吧。

    既抓紧时间,又不要太急。

    4月12日14时53分于长耳居

    稿子写了大约20多万字之后,我才意识到写了个挺生疏的题材。按说,这是创作之大忌了。文坛前辈一直告诫我们要写自己最熟悉的东西。自己也一直对青年作者们讲要写自己最熟悉最容易引发自己创作激情的东西。总结自己年轻时几个失败了的作品的教训,也都是因为写了不熟悉的生活。但两个月写的20多万字,又不愿废掉另起炉灶,也就边构思边读书边采访边写下去,渐渐有些开窍,许多自己熟悉的东西不断涌上来,写得也渐渐顺手,有时的突发奇想,还有渐入佳境之感。一个个陌生的人物,也在眼前活了起来。

    又想,我不熟悉的东西,读者可能更不熟悉。如果我进入了一个陌生的领域探险,把新鲜的故事交给读者去读,他们不是会感到新奇吗?再说,老是轻车熟路地去写,那样倒是比较容易的,可自己不会有大的突破和长进。作品也是一副老面孔。老演一出戏,同类型的戏,观众也会看腻。就像打开电视上的几个频道,全是满清王朝的大辫子神经兮兮的现代人表情对话,实在让人服气。还是另编一出新颖的戏吧,起码还能提提自己的兴致。这样想了,心里就踏实多了。

    因为七月天气酷热,又赶上女儿高考,自己要为孩子做一些事,写作就先放下了。《夜雾》第一稿的原计划要推迟大约一个月了。也不要急。还是得尊重艺术规律。而要修改到比较满意的程度,估计要11月份或年底才能完成,那就做为迎接21世纪的第一个黎明到来的礼物吧。我总觉得在我的本命年做了一件大事,也就不枉喜欢了文学40多年。

    8月4日凌晨1时6分于长耳居

    在此书第一稿写到最后一章时,一个念头在头脑中越来越清晰了。那就是不要人为地去洗涤这个世界,不要人为地拔高某些人物的境界,不要人为地去净化某些人物的灵魂。那些个人为地塑造出来的所谓典型(不管是好人还是坏人),实在是太虚假、太造势了!自己年轻时的作品中的人物的人格人品,多是单线条的,单色调的,好的就是很好,坏的就是很坏。而把世界上的人和事,混混沌沌地端上来,当然不是没有任何的选择,写出一个个活生生的人,有七情六欲的人,一个个善良与邪恶、真诚与虚伪、美好与丑陋、人性与兽性交织在一起,连主人公自己也说不清自己是属于哪一类的人,才是真正有生命力的。这也就是我写《夜雾》最大的进步,最大的收获了。过去受传统文化的影响太深了,在年轻时被人评价为一个理想主义者,作品也充满了理想主义的色彩。对一个所谓的正面人物总也不希望他去做坏事,作品中的人物也就是单色调的了。这些人离我们比较遥远。事实上,即使是很伟大的人,除了他们特殊的才华与智慧之外,也与常人俗人一样,需要吃饭、喝水,男人需要女人,女人需要男人。他们倒霉时,受挫折时,也不全是高昂着头,一副坚贞不屈的模样。他们失恋时,离婚时,失去亲人时,也会痛不欲生的。他们见了美若天仙的女子,也不全是一副泥胎相,无动于衷。而她们见了具有良好修养、具有个性魅力的男子汉时,也不会是石雕相的。再比如,有的人别人说他很坏,那么在你的印象里,他很可能就是一个极丑恶的人。一个五毒俱全的人。但当你跟他接触了一段时间后,才发现他并不像有些人说的那么坏,甚至还有不少可称道的地方。有的人,别人都说他很好,很了不起,那么在你的印象里,他很可能就是一个挺美好的人。但当你跟他接触了一段时间,才发现他不但不像有些人说的那么好,反而非常之坏,非常令人讨厌令人憎恶,是个伪君子小骗子。

    而普通的人——我所接触到的,绝大多数是他们,他们是渺小的,卑微的,是生活在社会底层的芸芸众生。我不敢说我的平民意识有多么强烈,但我却是极同情他们的。因为我就是从他们中走过来的。我本来就是一个普通的邮电职工家庭中的孩子,一个初中生,一个战士,一个化工厂的二级操作工。25岁当厂工会副主席时,仍是二级工,被老师傅们称之为“二级干部”。而1979年5月我到山东省总工会宣传部报到时,还是个“以工代干”的三级工。即使在现在,我仍然是他们中的一员。更因我拿了一份数额不算小的工资坐在家里写东西,挣了稿费还归自己,就更同情普通人的不公平遭遇。我一点儿也没有那种自我膨胀、自我爆炸、叫花子坐轿抖起来了的良好感觉,更没有那种看人热闹、幸灾乐祸的仇恨心态。相反,我时常忧国忧民,并愿为此尽一点儿绵薄之力。尽管此举动曾遭到过嘲笑,视我为傻瓜。我依然心情坦然,我行我素。这也就是我很崇敬文坛前辈鲁迅、沈从文、老舍、季羡林先生的缘故。

    一个作家,如果丧失了良心、良知、人性,还叫什么作家呢?

    打17岁起,我一直是个整劳力的角色,部队7年,工厂4年,机关5年,报纸编辑记者5年,刊物编辑3年,到了41岁时才当上了专业作家。在17岁到41岁的24年里竟连一天学也没上过,连一个文学创作的学习班也没参加过。许多应该用来读书的时间,却多被繁重的体力劳动和繁琐无聊的机关工作、为别人作嫁衣的编辑业务取代了。至今,许多应该读的中国的书和外国的书我都没能读,或没有读完。看到报上人家写的那些书评、读后感,只觉自己读的书太少。这是很无奈的事。也是年轻时面对几个重大的机遇,脑子没有开窍,没能及时抓住,而一跃而过那个高高的横杆。尽管我这个属兔子的弹跳力还不差。

    我这辈子有一点遗憾就是没能去上四年大学的中文系。可也有朋友说,你如果去上了四年中文系,很可能就当不成作家了。

    遗憾的归遗憾,但我并不后悔。如果一个人老后悔他以前做过的事,心态就不平衡了。自己没能去上大学,那么自己的战友同学还有千千万万的同龄人,又有几个去上过大学呢?自己跟许多人比起来,已经是很幸运的了。时光流走了,机会失去了,不会再回来了,也只有抓住目前的机遇,只争朝夕。

    《夜风》、《夜雨》、《夜雾》打1995年2月动笔,写到了20世纪的尾声。我也从四十出头,到了接近知天命之年。我总是坚持把它们写出来了。这五年期间,我的人生没有经历太大的波折。它们实现了我50岁之前要写出一组都市长篇小说三部曲的愿望。

    8月27日16时52分于长耳居

    对书中的男主人公蜢子的部队生活,我大致是比较熟悉的。他虽是看弹药仓库的后勤兵,我也不怎么陌生。且当过兵的人都有许多相同和相通的地方。尽管我和蜢子当兵的时间相差了20年。我所不了解的是1988年入伍的兵,每月津贴多少,士兵军衔的标志是什么样子,叫什么名称等等这些细节。还计划去我的老坦克修理部队一趟了解一下。世界上有许多事都是凑巧的。10月12日我乘火车去微山,座位对面的一个长得挺精神的青年跟我聊了起来。他是1990年入伍在新疆当炮兵的,当了三年,开运载火箭炮的汽车,退伍后到化肥厂当保卫科工人(而蜢子恰好就是保卫处的工人,化肥厂也是化工厂。蜢子的年龄跟他上下差不了两三岁),后曾在北京一家歌舞厅当保安,现为一家公司开车打工。并讲了他的家庭情况,妻子开缝纫店,还有一个4岁的女儿,很可爱很好玩。他当然不知道我的用意了。我当时应该记下他的姓名地址,以后出了书,寄他一本,以表示谢意的。他是安徽人。开始听口音,我还以为是枣庄一带的人。

    前天打印部来电话,说前12章打出来了,包括后记,268页。我算了一下,有21万字。这下子信心足了。原先还老担心第一稿不够40万字的。这样加上后13章,40万字是差不多了。昨天下午,历城区法院约我去谈他们出一部书的事,车送我时,就请司机师傅载我去取了打印稿来。今天下午要去母校临淄四中参加40年校庆活动,要三四天回来才能校对了。还是抓紧改出后13章,力争年底把《夜雾》基本完成。

    最好把《夜风》、《夜雨》再仔细地校改一遍。力争2000年把三本一块儿印出。前几天陪岳父母去北京旅游,晚上打电话与中国文联出版社的一位编辑老师联系,他嘱我既要抓紧,又不要太仓促,还是要追求好的质量。

    我会的。

    目前创作情绪挺不错,是一年多来从未有过的旺盛心态,望自己抓住机遇,快马加鞭。

    10月28日10时25分于长耳居

    本拟这周去潍坊、寿光、淄博,已与陈敏祥、王杰、井庆覃、田德军等好友联系过,主要是去商议出版一套文学丛书的。但手中的《夜雾》已整理到21章,还有4章,估计再有5天就可以整出。那么,何不抓紧整完,下周再心安理得地出去呢?仍要沉住气,精心修改。这一段时间,创作情绪出奇得好,是写《夜雾》以来的最佳状态。即使在酝酿此书应该挺激动的阶段,也没有现在的情绪好。这是很难得的啊!一定要抓住它,使它不致于溜走。前几天,应陈岛生之约,看了山东科技大学学生演的话剧《雷雨》(选场)录像,写了个短评《真诚的祝贺》。这几天,又写了篇随笔《很喜欢〈西藏风云〉》(25集电视剧),昨日寄给了《联合日报》等。写了两件短评,给了《山东工人报》。之后,仍要埋头修改《夜雾》。在改完之前不干别的小活了。力争在自己的兔子本命年之内(即2000年3月15日之前)把这三部曲完成,明年下半年就可以比较从容地做点儿别的事。这个蓄谋已久的计划的实现,离自己已经越来越近了。

    11月17日20时30分(周三)

    《夜雾》的第一稿终于写完了,长长地松了一口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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