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一章丹东和马拉
革命政府必须在两块暗礁——软弱和鲁莽，也就是温和主义和过激主义——之间航行。因为温和主义不是稳健，就像阳痿不是贞洁，而过激主义貌似刚毅，也犹如水肿貌似健壮。—————罗伯斯庇尔
在这个动荡的年代，主张温和节制的言论往往被等同于保守或者反动，而激进狂热的言论能获得群众的喝彩。为了取悦民众，各种俱乐部、团体、报纸往往变得更加革命，而民众被无处不在的激情所激励，也变得更加歇斯底里，形成不断上升的革命势头。
一出名为“布鲁图”的戏剧在法兰西剧院上演，受到了狂醉般的欢迎。这位古罗马的英雄，因为妹妹被王子侮辱后自杀，布鲁图号召罗马人民起来革命，成立了共和国。从此布鲁图成了共和主义者的代名词。民众对于王权的不满情绪，这次通过对布鲁图的欢呼，公然强烈地表达了出来。
各种各样的俱乐部，也如同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在一个叫做真理之友社的俱乐部，革命派教士富歇，终于发出了鼓吹共和国的口号：“暴君们该倾毁了！”，大批听众对这个口号如醉如痴。
在人头攒动的街头巷尾，在庄严雄伟的教堂，到处是愤怒申讨，激烈煽动的人群，民主自由，平等博爱成了所有人的口头禅，家家户户成了慷慨激昂的政治讨论场。
随着旧制度时期的新闻审查制度不再存在，新闻出版事业更是极度壮大，几百种报纸纷纷出笼，一时洛阳纸贵。
各种激进、极端成了最受欢迎的事物。马拉的“人民之友”，就因为语言血腥而越来越受欢迎，通篇亵渎粗话的政治讽刺小报“杜歇老爹”报，也因为语言粗俗下流，受到下层群众的热烈追捧。
这些越来越激进极端的暗流，让市长巴伊越来越忧心忡忡。很多报纸公开骂他“窃贼”，有的甚至叫嚷说要把他吊死在灯柱上。那些整天煽风点火的笔杆子们，让他看到了断头台的恐怖，他们迟早会给法兰西带来大祸！
巴伊决心逮捕几个最激进的记者，以儆效尤。马拉就是他们当中的一个。
天生愤青的瑞士学者马拉，从小就是个杂学家。马拉认为，自己在光学、电学、法律、文学、哲学和医学上都有很高的造诣，是个无所不通的天才。
在宗教观念根深蒂固的时候，马拉致力于灵魂存在的论证研究，受到了伏尔泰的挖苦。欧洲掀起研究火与燃烧问题的热潮，学医的马拉，赶紧凑热闹研究起火的特性来。谁知顽固的法国科学院出于对天才的嫉妒，对他的奇谈怪论嗤之以鼻。著名化学家拉瓦锡更是直言斥责，认为他的观点毫无价值。一直过了许多年以后，那些保守的院士终于遭到了清算，最惨的是拉瓦锡，他将因为对这个未来的大人物不敬而丢掉性命。
在英国获得医学博士学位之后，马拉来到巴黎，在阿图瓦伯爵的卫队里当了一名医生。马拉虽然削尖了脑袋四处钻营，可是因为他本人其貌不扬，又是个驼背，在被阿谀奉承之徒包围的阿图瓦伯爵那里，想必受够了贵族老爷的冷遇，从此马拉对贵族怀恨在心，一心以消灭这个阶级为己任。
有意思的是，革命的幕后领袖罗兰夫人，也有着类似的深仇大恨。有一次她拜访一位贵妇人，竟被安排和卑贱的下人一起吃饭。罗兰夫人高尚的自尊心受到了极大的侮辱，从此仇恨了贵族几十年。而仇恨就像一套威力无比的装备，它总是能激发一个人的潜能，让一个小民升级成为破坏力很大的可怕人物。
眼看法律研究在当时非常时髦，马拉又半路出家，开始研究法律起来。
这样一个看到哪里时髦就往哪里凑的人，很可能就只能用终生演绎一出“猴子摘苞谷”的故事，一看到更大的诱惑就丢掉手上的东西，最终一事无成。
所幸马拉生逢其时，大革命注定要唯我独尊，把一个满脑子古怪念头的小人物冲上历史的神坛。1789年来了，马拉终于找到了比灵魂、火、医学和法律更为时髦，更加绝对的东西：暴力。
因为是个医生，对于放血流血、砍胳膊锯脑袋这样的事情早已熟门熟路，马拉说出来的话，当然比任何屠夫都更加血腥，这居然一下子就吸引了人们的眼球。于是，一个本该是救死扶伤的医生，突然成了深受大众喜欢的暴力鼓动家。
早在大革命刚开始的时候，马拉创办了杂志，只出了一期就关门大吉。马拉总结教训，给杂志起了这个响当当的名字，他同时身兼记者、编辑、出版商，创造了一个人办一份杂志的奇迹。
从此，这个瑞士外来户就以人民自居，担当起唤醒民众的重任。
发表的社论，让人读起来至今还是毛骨悚然：“砍掉500至600个人头，就能够保证你的安宁、自由和幸福；虚伪的仁慈已经束缚住了你们的双手，阻碍你们进行打击；它将使你们数百万兄弟付出生命，敌人只需获得一刹间的胜利，就会血流成河。他们将毫不留情地杀害你们，把匕首刺入你们妻子的身躯，并且为了永远消灭你们心灵里对自由的热爱，他们将用血淋淋的双手从你们孩子的胸脯中掏出心脏。”
当然，如果仅仅是鼓吹暴力，马拉还不至于受到群众的狂热欢迎。可是坏就坏在议会不顾的平等原则，再次把人民分成了三六九等。它颁布法令，规定公民有积极公民和消极公民之分，其中的积极公民，大概相当于我们今天说的纳税人，是那些有收入、能够交得起税的有产阶级，他们只占了国民的一小部分；剩下占人口六分之五的人，统统被归入“消极公民”之列，他们不能参军，不能参与选举，没有任何政治权力。
贫苦群众曾经满心喜悦，以为1789年革命确立了人人平等的原则，从此再也没有骑在他们头上的特权阶级了，可是议会这样的一个规定，岂不是又树立了另一个有钱人的特权阶级，岂不是一夜回到了解放前？
罗伯斯庇尔反对这样的规定，他说：“每个人都有权参与法令的制定，因为公共的事情就是他自己的事情。否则人人权力平等，人人皆为公民就成了一句空话。”如果说这些话太过抽象的话，另一个议员则说得更加直接：“社会不应受有产者的驱使，否则就会造成少数富人的统治。穷人怎么能服从他们从没有参与制定的法律呢？”
可惜议会不听。它抛出的理由值得人们深思，因为哪怕在今天，类似的想法也在大行其道：“如果不要求人们交纳赋税，如果让叫花子也进入初级议会，人们不禁要问，他们肯定不会贪污受贿吗？把穷人排除在外，不过是一项暂时性措施，手工工人将会受到激励……”注1
就在议会把小民当成蝼蚁的时候，马拉跳了出来，义无反顾地站到了消极公民的一边。他的报纸开辟了“工人通讯”专栏，反映小民的呼声。马拉说：“什么是人民？人民就是如此被蔑视，又如此地很少可以忽略的小民。”他向这些小民致敬：“这是在所有的阶级中，民族的唯一健康的、唯一珍爱自由的、唯一渴求公共利益的部分。人群已经变质了，只有这个部分是可尊敬的例外。”注2
对于那些富有的资产阶级，马拉发出了愤怒的质问：“你们凭什么占有财富？这一切财富几乎都是以卑劣的手段夺得的，是用奸诈或暴力从穷人那儿抢来的，是通过恩赐、诈骗、盗窃、贪污获得的。”
至于那些骑在人民头上的统治者，马拉更是认为他们全都是坏蛋：“一条永恒的真理是，各族人民畏惧的、最难以忍受的敌人是政府。一个国家挑选出来的首脑们，几乎总是只打算给它打造锁链。”因此，人民起义推翻那些坏蛋，就是必须的，合法的。注3
通过那些杀气腾腾的言语，马拉告诉了人们一个可怕的历史真相：人总是自私的。任何造反者一旦造反成功，成了统治者，他就会立刻走向原来的对立面，为了自己的私利而滥用大众赋予的权力，让大众小民做出牺牲。因此，马拉认为，人民不要以为，经过一次起义就可以高枕无忧了。人民必须举行普遍的起义，把权力从坏蛋手中夺回来。
马拉的激烈言辞，受到大众的狂热追捧。</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