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等，后随着易文化的发展，将礼于自然应用到社会人事中形成了礼于鬼神，并与自然祭祀同时存在。商汤王建立商朝后七年大旱，为求雨要自焚，是历代帝王中唯一一人，实质是商朝易文化中自然礼仪思想的应用。
读者可以看出，在生命的全过程中，各种复杂事务的处理与决策都是根据伏羲易学的基本原理和研究对象的基本卦、九宫卦、大小运特征进行决策的。
生老病死是人的自然特征，衣食住行是人的基本需求，伏羲易学通过对人衣食住行的调整，使人获得更好的生存状态。
衣起源于上古时期，伏羲女娲利用衣服御寒的同时找出了沟通自然的功能。沟通自然是指以所代表符号与自然符号的关系，找出并应用趋吉避凶的自然功能。衣服的材质、色彩也成为了这一沟通的媒介。中国古时服装色彩丰富，男人服装色彩不是今日可比，就是基于这种服装具有的联系自然功能为人服务。不仅服装，家居用品的色彩选择也具有同样功能，这一点请读者在自己生活中检验效果。
民以食为天，中国饮食文化之丰富，是历史流传的结果，并且食疗、食补更是中医体系中不可或缺的内容。易学理论中有关于农作物耕种、捕鱼、打猎、饮食等的描述，读者可以根据本命卦找到适宜的饮食方式。
谈到住一般会联想到“风水”。“风水”是一个不太准确的词汇，是古人根据自身命运和建筑地山水、地形、地貌及朝向、通风、光线、内部结构等综合因素所确定的住房建筑选择，是精确设计、测量的科学活动。“风水”一词的出现是西晋、东晋时期郭璞著葬经，提出“风生水起”，经历代附会，而将其神化、玄化，使“风水”一词流传至今。但从这时开始，上古追求人为选择适宜生存的自然外环境和居住内环境的知识逐步丧失，“风水”的效果出现问题，也就有今天人们的质疑。
出于生存需要，从伏羲女娲开始了对居住环境的选择，带有很强的实用性，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本书只零星涉及这方面的内容，伏羲易学整体人与自然的关系就蕴藏在伏羲先天六十四卦方圆图、河图、洛书之中。这部分内容所涉及的知识更广，要求更严密，就像伏羲女娲茭欢图中一人手持圆规、一人手持勿尺，其代表的是精确设计和测量。中国真正意义的风水在上古时期，从郭璞之后，已经是谬之千里了。
出行与人命运关系密切，特别是上古文明初期狩猎、农耕更要保护自己，由此选择出行的时间、方式等就异常重要。现代社会出行时间、方向、方式的选择一是避免灾难，一是选择有利健康和事业发展的地点。特别是旅游发达的现代，人们可以根据基本卦所确立的原则选择适宜的旅游地点，获得身心愉悦。这一点请读者在生活中检验效果。
伏羲易学除了对人的分析与研究之外，也对由人组成的各种组织进行有效的分析研究。各种组织形式也有一个产生、成长、发展、衰老、消亡的过程，在此过程中正确应用伏羲易学，组织就可以获得顺利的发展、延缓衰老，对民族而言就是永世存续。
以企业为例，伏羲易学应用领域也非常广泛，包括正确确定企业设立的时间及地点，开业、奠基礼仪，根据所在行业特征、外部环境、内部环境和确定的法人等正确确定企业的名称、运行方式、战略规划、主要管理人员配置、办公环境、发展方向、管理方式等。除此之外，以伏羲易学为理论基础还可以创立管理模式、生产流程、供应商选择、供应链流程设计、销售策略决策、销售人员配置、营销流程设计、物资成本管理、产品研发、市场前瞻、科技创新、客户关系，宏观环境应对、企业文化、企业礼仪等方面的具体应用。使企业可以人尽其才，物尽其用，资源最优化配置，稳定发展。
在现代社会中，物质财富已经有了极大的丰富，每个人、每个单位也都存在着聚集财富和运用财富的问题。古人曾有“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的教导，这里的“道”就是指方法，伏羲易学的应用领域中就包含了大量的这种方法，明确指出了每个卦在服从全局和现实社会制度条件下，选择正确的时间、地点，以正确方式有效“取财”的方法。读者可根据基本卦的描述在生活中运用这些方法，用以检验其是否为获得财富聚集的捷径。
伏羲易学的丰富内涵和广阔应用领域8
这些具有共性的问题也同样存在于其它组织形式，也存在这些问题对应的解决方式，如人事管理、财务管理、物资管理、环境选择及布置、长期发展规划等。对待这些问题，伏羲易学的处理思路，是在问题发生之前予以避免，以及问题出现后采取正确的应对方案。伏羲易学的这些基本原则，适用于所有类型的组织形式，正是这些原理的通用性，才产生了中国历史上优秀的实用性文化。将这个优秀的文化应用在军事领域就形成了具有中华民族独特智慧的兵法，将这些智慧应用在商业领域上就形成了具有中华民族特色的商业智慧，将这些智慧应用在国家发展上和政权治理上就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政治文明。
此外，伏羲易学在科技创新中的应用也极为广泛。现代人谈科学，多指西方现代科学文明，很难与以易为基础建立的有数千年历史的中华科技文明体系联系起来。以四大发明为代表的中华科技文明，无论在天文、地理、人文或是水利上，都在18世纪以前的数千年漫漫历史长河中在世界上占有绝对的领先地位。因此可见，将伏羲易学理论与现代西方科学、文化结合，可以在现在各科学领域产生巨大突破。应用伏羲易学的方法可以探索、创造出人类文明的新突破，包括可再生能源的发现、农业种植方式的创新、自然灾害的防治、环境治理、疫病预防、新型医学等等。这将是未来伏羲易学的一个发展方向。
作为流传6000年的中华民族古老智慧，作为一套完整的宇宙观和方法论，伏羲易学可以解决生活中方方面面的问题，从每个人的生老病死到衣食住行；从困扰现代社会人的人际关系处理与情感问题到社会共同关注的择业、就业与创业；从个人“小家”的结合与发展到企业“大家”的生存与延续；从传统礼仪文化的运用到流行艺术的创新；从科技创新到科研的发展等等。实际上，以上内容远远不能囊括伏羲易学所能覆盖的问题，这个中华文明的巨大宝藏是取之不竭、用之不尽的，她正在等待着每一个人去挖掘、应用、发扬和发展，只有这样，我们中华民族龙的传人才可以生生不息，才可以永远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后记1
伫立长江，静坐黄河，举目苍穹，神游宇宙。智慧先哲，瑰丽自然，激荡胸襟。感叹个人之渺小，伏羲创举之伟大，祖国精神之伟大，民族智慧之伟大。仓促之间，挥就此书。一丝感慨，萦绕心头，挥之不去。
在伏羲数千年之后的春秋时代，有位圣人尝道必也正名乎
对伏羲易学而言，正本清源是个首要问题，是个不可不察的大事。
研讨伏羲易学不能脱离对我们祖先伏羲的正确认识，不能忽略这位中华民族始祖的文明奠基作用。
长期以来，人们谈起伏羲女娲，总会将他们与美丽神话与似有似无的传说联系起来。每每谈起中华儿女，必要称自己是炎黄子孙。那么，在中华文明历史上，究竟为什么伏羲之名远在黄帝、炎帝之下呢
近日随手拈来一篇发表在人民网上的文章，是曾经联合海内外一百余位历史学者共同倡议重写中华古史的中华民族史研究会会长史式教授的访谈录，这位已经83岁高龄老学者，有这么一段话，算是给我们人文始祖伏羲做了些正名工作。文中写道
“自从有了正史，历代读书人谈到古史，都以正史中的第一部史记作为根据。史记以黄帝作为中华民族的人文初祖，把许多古圣先王都编派为黄帝的子孙中国最早的古史框架，就是由司马迁构建起来的。这也就是传统说法的来源。
他记载的古史不够真实，最重要的原因是囿于见闻。其次，他写史记的时候确也受到汉武帝的压制，不敢畅所欲言。汉武帝的历史知识当然极为有限，但也好谈神仙，非常羡慕黄帝的乘龙上天，经常自比黄帝，一定要以黄帝作为人文初祖，而置时间更早的伏羲、神农于不顾。他自比黄帝，史记封禅书中有此记载。司马迁屈从于汉武帝，并非贪生怕死，而是怕汉武帝毁掉他的史记。如果让司马迁秉笔直书，他一定能够写出伏羲、神农及南方百越部落的传说来，使史记更为丰富。”
如上种种迹象表明，伏羲“正名”的工作终于有了点盼头。我不是考古专家，但我相信伏羲这位伟大智者的存在。事实上文化、历史的流传自古以来就有口传与笔录之分，无非是记录形式、记录载体的差异。
口传如果坚决不信，那么笔录也就大可不必理睬。毕竟笔录之前的历史，首先要靠口传。没有口传，笔录也就失去了内容。口传有误，笔录亦然。就长期而言，形式不是决定内容的关键因素。
神话首先就得是“人话”。传说总要先得有一部分人这么说。伏羲女娲的传说恐怕就不是仅仅一部分人这么说的问题了，是整个中华民族都这么说，我想，这里总会有些道理吧。这算是个人之常情，也算是个简明之至的道理。
很多朋友曾经问过我一系列的问题，例如
易学究竟是不是科学易学作为造就中华古代伟大文明的璀璨智慧，为什么没能造就中华民族近代的科技文明与经济强盛如何正确处理易学与当代自然科学成就之间的关系呢易学对研究对象的指导如何与公众日常思维有机结合从哲学角度来看，易学究竟属于唯心主义还是辩证唯物主义易学方法论的普及是否会产生一些消极作用
我想，这些问题现实而又尖锐，为了回答朋友们的这些问题，虽勉为其难，做点交代还是必要的。
在回答易学究竟是不是科学之前，先要明确究竟什么是科学呢为了回答部分朋友的提问，这里不妨先做两个假设。
其一，如果假设科学被定义为近几百年来甚至是近百年来源于西方文明由西方传入中国的 “关于自然、社会和思维的知识体系”出自辞海，那么我可以毫不犹豫地说易学根本就不是“科学”。易学的起源与发展要比西方现代科学早得多两者起源与发展时间不同，地点相异，思维方式更是差之千里。
其二，如果假设科学被定义为经过实践检验，人类认识宇宙万物规律的根本观点与方法，那么我的观点是，易学不仅是科学，而且是迄今为止超出一般人们认识水平的尖端科学，是科学中的科学。其独特的宇宙观与方法论在指导各分支科学的突破与创新上，具有超出想象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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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2
我想我这个说有很多朋友并不同意。可谓“道之不存久矣”。
为了搞清楚易学究竟是不是科学这个问题，回顾一下中华古代文明和中华古代科学史恐怕是个必经之路，并且不能忘记一位举世瞩目的对此问题极有造诣的西方伟大智者。
1995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出版了一个传记系列，其中一册名字叫做20世纪的文艺复兴人。恩格斯曾有名言“复兴时代renaissance是一个需要并确实产生巨人的时代。”
稍对欧州文艺复兴有所了解的朋友都知道，在18世纪以后，像达芬奇那样的多面手，在世界范围内已经不可能再出现了。那么究竟是什么样的杰出巨人可以获得这样举世公认的殊荣呢使人类文明史给其如此高的评价而又为其大书特书呢这位伟大的科学家就是闻名世界、享誉世界的生物化学家、中国古代科学史专家、英国剑桥大学名誉校长李约瑟博士。
李约瑟先生在31岁时，出版了化学胚胎学，此后又出版生物化学形态学和胚胎学史，被誉为“化学胚胎学之父”。于1941年当选为英国皇家学会会员，其1954年所著science and civiisationcha曾译作中国科学技术史被誉为“20世纪最佳西方汉学巨著”。
非常遗憾的是，李约瑟先生本人在获此巨大荣誉之前已经于1995年3月24日驾鹤西去了。一颗科学巨星就此陨落，斯人虽去，光辉永存。李约瑟先生平生举世瞩目的一个重要工作就是对于中华古代科学与技术的问题，提出了著名的李约瑟问题。
一般说来，“李约瑟问题”是通过两方面